中国人的审美处在什么样的水平

2018年2月5日，《乡村爱情》第十部开播。这个生命力长达12年、拍了700多集的电视剧，制造了一大批忠实粉丝，也让另外一部分人感到不适。

乡村爱情里的刘能赵四，就与城乡结合部的杀马特、视频直播里的美妆博主、购物网站上的英伦韩版爆款一样，让不少人觉得反感，甚至恶心。但如果这些朋友拿出初高中时代的大头贴或艺术照，他们就会发现，那个时候的自己，和穿着英伦爆款的杀马特，并没有什么区别。

在著名的“精英论坛”知乎上，有一个浏览量超过1500万、关注者约3万的问题，“就2015年初而言，国人的审美大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其中最火的回答有71000多人点赞，大意是，中国人的审美还处在比较低级的阶段。

这71000多人的初高中时代，也和穿着英伦爆款的杀马特，没有多少区别。

所以，当你嘲笑当下中国人的审美时，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嘲笑曾经的自己。你应该感到庆幸，因为当你反感他们的时候，你可能已经脱离了底层，至少精神上是。

审美，重点不在于美，而在于审

审美，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美学的活动，其重点不在美，而在于审。在中国，尤其如此。纵观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1978年以前，政治是审美的第一要素。1978年以后，经济是审美的主流。

1964年，文革尚未开始，但斗争的气息早已上下弥漫。6月7日，《解放日报》第二版发表一篇“读者来信”《坚决拒绝裁制奇装异服——高美服装店职工勇于保护社会好风气》，信中所提“奇装异服”，只不过是女顾客要求营业员把臀部尺寸收紧些、裤管做小些。但这件“奇装异服”引起了大讨论，《解放日报》四个月里收到了1690多封信，大部分都是在批判这种奇装异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号召劳动人民坚决抵制这种流毒。

进入文革后，服饰的审美功能只限于政治了。据杨越千在《时装的奥秘》中描述，文革期间，全国的主流审美颜色是蓝色、绿色和绿色，都是在模仿海陆空三军的颜色。红灯、红旗、船首、向日葵等物体是最流行的装饰物。

不论什么阶层，几乎都以工人装、列宁装、红卫装为主。稍微艳丽的服饰都会被归为“奇装异服”，旗袍、西装无一不被禁绝，“混沌领”、“大包裤”、“阔卷边”、“大尖领”、“喇叭裤”都属于奇装异服的范畴。虽然是文化大革命，但人们的穿着与行为，更像是军事大革命。

穿军装，当然不是因为更好看，不论是从实用还是美学角度，松松垮垮的绿军装都不是明智之选。政治才是最主要原因。这种一切从军的审美观被称作“政治唯美主义审美观”，尽管这一词组出现了两个美字，但说到底跟美一点关系也没有。

经济基础决定审美高度

1978年以后，政治绝对主导的审美逐渐让渡给市场导向的审美。当然，几十年的政治审美带给中国人的记忆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贫穷与斗争几乎剥夺了中国人对美的认知，1978年以后，中国人的正常审美一直处于重建之中。

因为审美是有门槛的。恰如社会学家齐美尔和布尔迪厄所言，在历史发展中，只有去除实用价值，“审美感觉”和“审美价值”才能发展起来。纯粹的品味，是由受过教育的人界定的，已经脱离了简单的经济需求，而野蛮的审美是尚未脱离基本需求的人追求的。

换句话说，首先是吃得饱不饱，才能管吃得好不好。而中国人才刚刚吃饱饭。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6年末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35%，农村人口占了42.65%。虽然名义上城镇人口已经超过农村人口，但大部分新增城镇人口仅仅只是转变了户口性质，收入、教育等属性依旧没有变。他们的消费观念依然带有强烈的实用导向。

这一点从他们的收入可以看出来。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第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是6067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是3060元。审美这种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活动并不在多数中国人的考量范围之内。

根据西南大学2009年的一篇论文发现，农村人口在“做事或购物时”，“总是考虑美丑”的概率仅为29.4%。在他们的消费观里，审美并不是主要的考量对象。

尚未经过审美训练的普通中国人，自然还是遵循中国的老传统，色彩感知多以表达吉利祥瑞的寓意为主，甚至有口诀记之，如“红红绿绿图个吉利”、“红配黄，喜煞娘”、“红配紫，臭似屎”、“紫是骨头绿是筋”。与大城市年轻白领崇尚的“性冷淡风”相比，口味太重。

审美，归根到底是一种优越感

从社会学的角度说，审美的实质从来不是事物本身。齐美尔认为，“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以时尚来说，时尚是审美的一种。时尚是上流阶层发起的，然后逐渐下渗，被底层模仿，而当底层完全习得这种时尚，上流阶层又会另立新风，和下层分割开来。

奥斯卡·王尔德曾经调笑道，“时尚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丑陋，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每六个月就换一次。”也许这种丑陋，正是因为下层人的模仿。

以杀马特为例。单纯从视觉效果上，杀马特是模仿日本的视觉系和欧美的嬉皮文化。视觉系、嬉皮文化，且不管在日本或欧美属于什么审美，至少在中国，担得起“洋气”的称号。

中国人惯用“洋气”来表示好品味，无独有偶，几乎所有文明社会，都认为“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流行文化，其模仿路径大约可归纳为：大陆学习港台，港台学习日本，日本学习英美，英美学习其他国家。

不难发现，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年轻人认定的好品味，几乎都源自国外。在审美面前，文化自信不攻自破。新兴的中上层阶级（至少自认为是）穿的是无印良品和Kenzo，看的是《权力的游戏》和《纸牌屋》，听的是Coldplay和蕾哈娜，游玩的是日本英美和欧洲。

乡村爱情才是中国最主流的审美

为什么，视觉系和嬉皮文化在城乡结合部的肄业青年身上，就low了呢？

因为阶层。主流品味是由统治阶级决定的，或者有话语权的群体决定的。布尔迪厄甚至借此营造出了一种对立的阶级情绪：一个人碰到较低阶层的文化艺术，通常会感到恶心、恐惧。品味是通过否定产生的。好的品味不是要宣扬喜欢什么，而是讨厌什么。当我们把某个事物或人定义为“坏品味”时，我们也就定义了自己——处于他们之上。

一项研究发现，英国的中产阶级（比如学者、记者、社会评论家）的身份认同，是由“不是什么”来确定的。他们很少提到“阶级”这个概念，但他们会频繁提到“他们”，而不是我们。在中产阶级的话语里，区分敌我的手段不是强调我们，而是臧否“他们”——比他们低的工人阶级。

而中产阶级的臧否方式是什么呢？否定他们的品味。比如戴大型珠宝、文身、穿运动裤，这并不是说珠宝、运动裤本身有什么错，但由于他们在底层人民中盛行，中上层必须与之切割。

将此带入到中国语境可以发现，对于杀马特、快手红人的低级叙事，都是由较高等级的审视者发出的。他们低级，仅仅是在较高阶层的人士眼里低级。大城市的中上阶层，通过对底层人的审美批判，找准自己的社会定位。

换言之，杀马特、快手、韩版爆款，并不是中国最底层的审美。最底层的几亿农民，审美并不在他们的生活辞典里。杀马特、快手红人、韩版爆款，是刚刚脱离贫困的中国人对中上阶层品味的拙劣模仿。这二者，才代表了中国最主流的审美。这种审美存在于乡村爱情这样的电视剧里，也存在于大城市的理发店里。

所以，归根到底，中华土味审美并不是中国人的品味变低级了，而是掌握了话语权的中上阶层品味变高了。如今的中上阶层身上，也曾散发着浓浓的乡土气息。

KTV里2000年以前大陆歌曲的MV、90年代大陆女星的写真集，和现在三四线城市的艺术照大头贴，何其相似。现在的中国式审美，只不过是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延续而已。

问题是，到底谁能代表中国的审美？是大城市办公楼里的Cindy、Vivian，还是办公楼下的Kevin、Tony？这取决于，谁才是春晚的主角。

参考资料：

[1]Antonia Finnane ( 2008 ). Changing Clothes in China: Fashion, History, N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Georg Simmel ( 1957 ). Fash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Antoine Hennion ( 2007 ). Those Things That Hold Us Together: Taste and Sociology. Cultural Sociology.

[4]Jukka Gronow ( 1993 ). Taste and Fashion: The Social Function of Fashion and Style.

[5]Eduardo De La Fuente ( 2007 ). On the Promise of a Sociological Aesthetics: From Georg Simmel to Michel Maffesoli. Distinktio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6]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张咏梅 ( 2004 ).

[7]齐美尔 ( 2001 ). 时尚的哲学. 文化艺术出版社.孙沛东 ( 2010 ).

[8]裤脚上的阶级斗争——“文革”时期广东的“奇装异服”与国家规训. 开放时代.Pierre Bourdieu ( 1984 ).

[9]中国人色彩审美心理的形成及特征. 山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