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皮革厂倒闭背后:民企成本飙升 利润薄如刀片
“浙江温州，浙江温州，最大皮革厂倒闭了，老板吃喝嫖赌欠下3.5个亿，带着小姨子跑了。原价两百多三百多的钱包，现在通通20块……”
几年前，大街小巷的皮包商贩扩音喇叭里，神曲《江南皮革厂倒闭了》洗脑般传遍大江南北，而让人惊讶的是，原本以为这只是小商贩博出位的营销噱头，没想到却是浙江温州多年前真实上演的一幕。
事实上，作为全国民营经济的先发地——温州，在尽收改革开放红利之后，民营经济于2008年达到鼎盛，但同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温州民营企业却一直步履维艰，可谓是一步一坎。实体企业资金脱实向虚涌入地产，企业家联保互保“跨界转型”资产暴跌，民间借贷爆雷老板跑路，地区金融危机与信用危机共振，温州民营企业家一时间正在“赴汤蹈火”。
而据《等深线》（ID：depthpaper）记者在近期的调研中了解到，在历经了大起与大落之后，号称为“东方犹太人”的温州老板们近几年也已经是“曾经沧海”，不求大富大贵也成为部分人的口头禅。但商海沉浮，岂是凭一己之力又可左右。“即便企业想关张也不容易，毕竟还有一堆债务和应收、应付在。”
而随着近几年温州大规模拆改违建、原料人工等成本一起飙升、个体户转企业（以下简称“个转企”）等政策来回“折腾”，温州中小民营企业利润已经“薄如刀片”，甚至有老板表示企业已经是在零利润“空转”。
成本飙升 利润薄如刀片
35岁的郝伟（化名）几年前从父亲手里接过经营20多年的锁具生意，除了公司老板的身份，他还是一名滴滴司机。每逢周六日的两天里，他开着自己的宝马X1穿行于温州大街小巷，接单跑活。“现在老婆快生二胎了，多赚点奶粉钱。”他自嘲道。
事实上，做滴滴司机并不比开公司多赚钱。据他介绍，他周六日两天平均每天只跑8小时，平均毛收入也就是600~800元/天，刨除油费等到手也就是三四百元，而且还不算车损。“有时候也是为了开阔一下思路，毕竟什么乘客都能遇到，当官的、经商的、打工的，能了解很多东西，也是为了解闷，如果能发现商机则更好。”郝伟说。而之所以他能当“甩手掌柜”，一来是他父亲为他留下了好的管理层，公司经营很少用他操心，二来是锁具生意近几年不景气，也确实不用投注太多精力。
“一把锁成本二三十元，扣除各类成本到手利润也就是3%，而且还不算报废率。现在锁具行业都是白菜价，赚不了钱也饿不死，在夏天甚至还不如我老婆的3家奶茶店赚的多。”郝伟说，“夏天的奶茶店一家营业额都在5000元/天左右，而锁具在夏天一天也卖不出去500把。”
与郝伟同样深感经营之难的还有秦正伟（化名）和李海超（化名）。
浸淫鞋服行业20多年的秦正伟白手起家，目前公司年产值在2000万元左右，但同样扛不住飙升的成本。“近几年成本涨得太厉害了，现在工人工资已经达到7000元左右/月（不含社保等福利）了，而且平均每年还在以10%左右递增。”秦正伟说，“我们现在的净利润率只有1%~3%，甚至是零利润。”
而公司年产值1700万元左右、深耕汽摩配行业的李海超也坦言，员工工资现在人均4500元左右/月（不含社保等福利），而且还在以每年15%~20%的比例递增，而除了人工越来越贵，原材料节节攀升也已经越来越挤压利润空间。以汽摩配所需的电子元器件举例，原来进货价只有几厘钱，现如今已经翻了100倍达到一毛多钱，而包装所用纸壳也从原来的五六毛钱上涨至1.8~1.9元。
事实上，企业的感受也集体反映在统计数据上。温州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05年~2017年的13年间，温州对外出口数据也是经历过山车。其中2005年~2008年的4年间，出口总额分别从61.84亿美元上涨至119.04亿美元，年均增幅在35.2%~17.3%之间，可谓高歌猛进。但自2009年开始至今，则呈现负增长或疲软的趋势。
数据显示，2009年出口总额为109.36亿美元，同比下降8.1%；2010年~2011年出口总额分别逆势增至145.43亿美元、181.65亿美元，分别增长33%、24.9%；2012年~2017年出口总额分别为176、96亿美元、181.46亿美元、185.51亿美元、171.15亿美元、1060.4亿元人民币、169.78亿元人民币，分别增长-2.6%、2.6%、2.2%、-7.7%、-0.1%、9.2%。
值得一提的是，服装、鞋类等作为温州传统支柱性产业则下降或疲软更为明显。记者粗略统计，2005年~2013年，鞋类出口额从15.84亿美元上升至51.56亿美元，除2009年下降，其他年份均保持较高增长；但2014年~2016年，则分别下滑至48.13亿美元、42.80亿美元、253.7亿元人民币，分别同比增长-6.6%、-11.11%、-4.3%；唯有2017年有所上升至267.7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5.5%。
而服装类出口额也分别从2005年的9.34亿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20.97亿美元，增幅也始终保持在高位。但到2012年，则出现明显下滑。数据显示，2012年~2015年，服装出口额分别从18.62亿美元下滑至15.53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11.2%、-3.2%、3.0%、-16.4%；2016年~2017年才有所缓慢增长，出口额分别为96.5亿元人民币、99.7亿元人民币，分别同比增长0.3%、3.2%。
“2008年金融危机时，制造业在最困难的时候净利润还在12%~15%左右，但这几年净利润却只有1%~3%，可以说薄如刀片。”民进经济副主任、温州市工商联副会长周德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道。
民间借贷引发“跑路潮”
温州永嘉县的某工业园内，一家锁具工业厂房正被挂在阿里拍卖的网站静待起拍，而这也是其第二次被挂牌，相比起之前的2700万元价格已经降至2100万元，但至今无人问津。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该厂房之所以被挂牌拍卖，是因为银行追债，老板跑路。“这家企业在温州也是二三十年的老牌公司了，老板在2009年从银行贷款了几千万元还有部分高利贷，去炒房和开矿，因为还不起钱被银行追债。结果大老板在前年因癌症去世，儿子接手公司后也在去年跑路了。”该知情人士说，此前该老板在温州有多个厂区，总占地约在60亩左右，结果都因为到期无法偿债而卖掉了，现在唯一的厂房也被银行拿来拍卖。
类似的情况在温州并不鲜见，老板跑路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上演。
据彼时媒体报道称，自2011年4月以来，由于无力偿还巨额债务，温州市已有上百家企业倒闭、企业老板跑路，甚至出现一天内9家企业主负债出走的情况，而且关停倒闭企业从个别现象向群体蔓延。
数据显示，2011年4月到2011年9月期间，一批涉足民间借贷的中小企业和担保公司也扎堆倒闭，而企业老板因不能偿债而潜逃或自杀的新闻也屡见报端。彼时温州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也瞬间激增，仅在2011年1月至8月期间，案件数同比增长25.73%，涉案金额50多亿元，同比增长71%。
而事实上，温州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民间借贷、向银行融资等可谓达到疯狂地步。而随着民间借贷接连爆雷，进而引发区域性金融危机，温州中小民企由此又步入另一份尴尬，融资难和融资意愿低普遍困扰着温州老板。
温州一位资深银行业人士在受访时表示，此前温州企业向银行贷款时根本不用抵押，只要别人肯担保就能贷款，甚至“刷脸”都可以。
而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彼时调查显示，温州彼时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其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元。同时来自温州官方的文件也证实，当地民间借贷规模占民间资本总量的1/6左右，相当于温州全市银行贷款总额的1/5。
“温州民营企业最辉煌的时候是在2008年之前，随着美 国金融危机爆发，温州的企业订单量急剧减少，所以出现产能过剩和产业空心化，2011年也就集中爆发了民间借贷危机。而因为当时多数资金都是来自于银行，所以也引发了地区性金融危机，银行不良资产迅速上升，银行抽贷、断贷现象非常普遍，再到2015年至今逐渐演变为信用危机，所以温州人都被搞怕了。”周德文说。
上述银行业人士也表示，之前他所在的另一家银行光不良资产就达200亿元，现在主要精力已经不是在拓展新的信贷客户了，而是优先化解不良。温州现在的银行普遍对新增客户的贷款权限上收，而且对企业的信贷额度也已经降低了，可以说已经变得十分谨慎了。
“现在企业贷款光有抵押物还不行，银行还要审查贷款用途，最重要的是看企业所在行业，以及企业第一实力——也即企业实际经营状况。”该人士说。
据温州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05年~2009年的5年间，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从2409亿元上升至5352.44亿元，同比增幅分别为18%、21.9%、17.9%、23.1%、25.6%；而在2009年~2017年，存款余额虽然从5352.44亿元增长至11218亿元，但增幅已是不可同日而语，8年间存款余额增幅从25.6%下滑至5.6%，而在2012年和2014年增幅更是跌至2.6%。
值得一提的是，存款余额增幅在放缓的同时，贷款余额增幅也由高点逐渐下落。数据显示，2005年~2009年的5年间，各项贷款余额从1736.82亿元攀升至4486.68亿元，翻了2.58倍，同比增幅分别为11.6%、28.6%、24.6%、20.3%、34.0%。而2009年~2017年，贷款总余额从4486.68亿元攀升至8658亿元，9年间却仅增长1.93倍，增幅则从34.0%下滑至7.3%，其中在2013年~2015年，增幅更是分别下滑至3.6%、1.1%、4.0%。
“现在是资质好的企业我们追着给贷款，但人家不需要，而想要贷款来补窟窿的我们则拒绝。”上述银行人士感慨道。
“温州的老板现在都看透了，安全才是第一位的，而我们现在也一直在向企业倡导，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尽量避免动用杠杆。”温州中小企业协会执行会长许剑翩说。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2017年温州工作报告提及，多年来，温州市坚持把化解“两链三险”作为首要任务，累计帮扶风险企业1600多家、处置不良贷款1590亿元，不良率从最高时的4.68%下降到2.69%。
拆走“中小微”
事实上，中小民营企业除了因此前深受民间借贷危机打击士气外，近年来温州因棚改也让不少中小微企业元气大伤，而正如郝伟所言，净利润低至尘埃，甚至是零利润空转的也不无可能。
“我们企业在2016年还是规模以上企业，不得已从瑞安搬到平阳县的工业园内，而之所以搬迁是因为此前当地把本该给予我们的土地指标卖掉了，导致我们的企业一直处于违章建筑状态中，随着温州大拆大改，企业只能被迫搬迁，现在入驻同一个园区的企业60%都是来自瑞安。”郝伟说。
企业的搬迁并不是简单地挪个地方，而更多的是背后的一本经济账。“我们每年光在路上的损耗就高达50万元以上。”郝伟说。
何为路上损耗？据其介绍，因为公司并非普通制造业企业，所用工人必须是熟练工，而从瑞安搬迁至平阳后，因为园区配套尚未完善，招工难等持续困扰着企业，为了使企业正常生产，只能高价聘用既往的瑞安工人，但其代价是企业将为此支付员工住宿费、伙食补贴费，甚至向园区购买员工夫妻房。“如果从企业单纯经营角度来说，企业的毛利润在20%以上，但因为其他不必要的成本等导致，公司现在基本零利润运行。”郝伟说。
温州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也坦言，之前温州的中小企业基本都属于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模式，场地就是自己家或租别人家的房子，虽然大部分属于违建，但毕竟是零租金或低租金，但随着棚改的拆除，中小企业也就失去了很大的成本优势。虽然温州的各个区县都在推广小微园对其招商，但他们并不愿意入驻。“因为重新购买或租赁厂房会把成本抬高，而且要搬到偏远的工业园里，毕竟不如在自己家方便。”
“一刀切的拆迁对小企业来说是灾难，拆10个死7个。”许剑翩惋惜道。
温州市住建委数据显示，2015年7月以来，温州市将市区204平方公里重点区域内的96个行政村纳入改造范围。目前，当地累计完成签约8.42万户，旧房拆除7.39万户，拆除面积达1153万平方米。如果以户均三口人计算，温州这短短的几年内就有22.17万人实现就地“移民”。
此外，据2018年国家实施新一轮棚户区改造（2018年~2020年），温州市还安排三年棚改计划13万套以上，2018年浙江省棚改计划中，温州计划开工151个项目100066套，棚改数量占全省四分之一。
万洋集团总经理吴建民表示，很多中小企业被拆掉后，除了部分进入到工业园区，更多去了江西、安徽和江苏徐州等地。“城市建设是有周期的，要处理好拆和建的关系，对中小企业而言要先搭建好工业园区后再拆，这样才能让大家心服口服。”
而事实上，被拆掉的中小微企业并非能轻易入驻所谓的小微园区。记者在走访某小微园招商中心了解到，凡是入驻的企业不仅要符合产业导向，每年还要达到亩产税收的标准才能购买厂房进驻园区。“温州的小微园基本都是如此，而我们这里的标准是2000元/年·平方米，并且企业5年内转让，如果企业破产只能由开发商或回购。”
不过，郝伟在采访中也表示，虽然此前家庭作坊式的成本很低，但也时时刻刻面临着电线老化等火灾隐患，现在入驻园区后，环境确实不一样了，不用再像过去那样提心吊胆。
“个转企”来回折腾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不仅是温州的中小企业被折腾，甚至连个体户也受到牵连，随着城市的拆迁改造，不少靠租赁沿街铺面的个体工商户也被连带拆除。不仅如此，几年前盛行于温州的“个转企”运动也让老板们叫苦不迭。
“现在温州大街小巷连卖包子的早点摊贩都可以说是老总。”温州当地人说。
河南人张晨（化名）和朋友来温州已经多年，做个体户的他靠开按摩店为生，年收入基本在三四十万元左右，而就在前年，辖区部门上门要求他将个体工商户转变为公司来运营。“当时我也不是很清楚为什么，只是说改也就改了，但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变成企业后平均每年要多缴3万~5万元的税，所以后来我又托关系变更回个体户了。”
上述温州市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个转企”是2012年省里说浙江的个体户占比过大，而企业占比小，而且部分个体户已经体量很大了，所以就要求把符合条件的个体户转变为企业，当时有个说法是“要把老板变成老总”，所以省、市相继成立了转企办，虽然并非强制，但也是有指标考核的。
“当时个体户转企业是有很多优惠政策的，例如转型后三年内免税收，温州为此也掀起了宣传热潮，工商部门还推出了全程无偿代办服务。”上述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说。不过因为后期地方承诺的优惠政策无法兑现和落实，所以在2013年就已经大批出现企业又转回个体户的情况。
据记者获得的一份此前温州市工商局内部“个转企”专题汇报内容显示，截至当年10月底，温州市已累计完成“个转企”21910家。对照彼时下达的全年完成5100家的任务目标已超额完成，完成率为429.61%。对照给温州市三年完成“个转企”12700家的任务目标，完成率为172.99%。同时，对照温州市定出的2万家任务目标，完成率为109.55%。
记者注意到，该汇报内容也提到，随着“个转企”活动的推进，已发现12个方面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企业反映转后税额等负担增加，甚至出现部门强制变更办理“个转企”的现象。汇报内容举例称，某农家乐饭店在转前每月地税50元，转后每月缴税近1000元，增加近20倍；而原本转前不用纳税的，转后则国税部门上门催缴。据现有数据可查，仅在2014年~2015年间，温州市“个转企”数量分别为2.3万家和1.8万家。
“温州市这几年一直在推动‘个转企’，这是很荒唐的。个体户本来就是社会的分工不同，没有成千上万的个体户，哪里来的企业，不能单靠指标来支配。”温州当地人说。
转型还是升级？
记者从2018年温州工作报告中注意到，当前温州正处在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重要关口，温州需深化以“破”“立”“降”为重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实施“新动能培育21条”，大力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成长型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发展，不断增强区域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事实上，温州也确实成绩斐然。上述工作报告中，仅在2017年，温州就新增市级以上众创空间64家，新开工小微园23个、竣工368万平方米。也在坚持降本减负、培优扶强，推出企业上市“十条新政”，新增上市企业4家，形成超200家拟上市企业梯队，省级“隐形冠军”培育企业数居全省第一。开展“十百千”助企服务活动，为企业减负122.4亿元，解决难题3820个。
不过，业内对温州如何在培育提升传统产业与招商引资“高大上”产业之间做出平衡，也保持审慎乐观，温州多位经济界人士在受访时均表示，就目前来看，主要精力可能更多地青睐于后者。
上述银行业人士也提及，如果是温州传统产业或产能过剩行业企业贷款，一般贷款额度不能超过其销售额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比如皮革、制鞋、不锈钢商贸、家居类等，这些都是和银行不支持的行业。而如果是国家现在鼓励的科技型、生物制药、新能源等产业，银行支持力度会大一些，比如可通过专利权质押贷款、贴息贷款等，银行也会对这些行业提供无抵押、无担保授信。
吴建民表示，现在各地都在做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业、生命大健康等产业，导致同质化竞争严峻，这恰恰说明是不懂产业，问题出在政绩观和舆论导向、产业知识缺乏。
“现在很多地方都提出发展产业要‘无中生有’，但这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吴建民说，大家都认为贵州能发展大数据产业就是靠“无中生有”，但实际上贵州发展的是“大数据存储”产业，是有地利的，比如当地气温条件和电力资源丰富，绝不是“无中生有”“凭空产生”。而国内包括温州在内，都热衷于发展新能源汽车，觉得是绿色产业，但实际上只要知道“能量守恒”就很容易明白，新能源汽车无非就是把绿色留给发达地区，把污染留给不发达地区。
“高科技与低科技只存在于实验室里，在生产线上不存在高低之分，并不是无尘车间和机器换人就代表高科技。在产业中，只有前端和后端、上游和下游之分，每个产业都有各自的分工。”
周德文表示，包括温州在内的各地，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产业来制定产业规划和战略，而非跟风而上。温州的优势是传统的民营轻工业企业，需要的是对轻工业的整合提升，而非轻易转型。
“一个擅长做眼镜的怎么能做太阳能？企业一定不要做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很多转型死掉的前车之鉴就摆在那里。”
周德文说，温州几十年的发展至少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而这是别的地方花钱都难以买到的，一个城市转型谈何容易，这不仅需要资本，还要有技术和人才等多种要素。“没有一个产业是落后产业，服装产业、眼镜产业就一定落后吗？难道大家不穿不戴吗？温州发展高科技产业不是不行，但前提是不能把传统的优势产业丢掉。”
值得一提的是，温州市2005年GDP从1600.17亿元已经上升至2017年的5453.2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从65.42亿元上升至144.1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从665.97亿元上升至3159.9亿元；而第二产业增加值则从868.78亿元仅上升至2149.2亿元。国民经济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也由2005年的4.1∶54.3∶41.6转变为2017年的2.6∶39.4∶58.0。第二产业明显下降。
《等深线》记者就相关问题向温州市金融办、发改委等部门发出采访请求，但截至记者发稿，尚未获得回应。
中国经营报《等深线》记者 颜世龙 温州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