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
昨夜西风凋碧树
1924年秋,清华学校正在筹办“国学研究院。”
校长曹云祥希望聘请胡适进入国学院,
担任其中一位导师。
但胡适却拒绝了:
“非第一等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
我实在不敢当。
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
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梁任公,就是搅动“戊戌变法”的梁启超;
章太炎,更是大名鼎鼎的国学大师;
王静安,就是最神秘的王国维。
当时,王国维正担任清朝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
如果接受了清华大学的邀请,
就不再方便跟清室频繁往来。
正在进退两难之际,好友蒋汝藻在信中劝慰他:
“清华每月有400大洋,
有屋可居,有书可读,又无需上课,
为吾兄计似宜不可失此机会。”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
打动王国维的是后面的几句话:
“从此脱离鬼蜮,垂入清平,
为天地间多留数篇文字,即吾人应尽之义务。”
脱离鬼蜮,垂入清平,正是王国维最盼望的事;
为天地间多留数篇文字,也是他最大的心愿。
就这样,王国维进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和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四大导师。”
这所研究院有多牛?
存在的4年中,毕业生仅仅70余人,
但是质量非常之高,
有50余人都成为中国人文学界的著名学者。
王国维也因此桃李满天下。
但令人诧异的是,号称“国学大师”的王国维,
年轻时崇尚的却是西方“新学。”
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
1877年,王国维生于浙江海宁县。
从小“体质羸弱”的小王,
人生道路早已被父亲王乃誉规划好:
读经书、考科举、点翰林、做高官,
这也是传统士大夫走过千年的老路。
要想在科举中金榜题名,就要读《四书五经》。
可王国维从小就不喜欢这类书,
就这么马马虎虎的读了几年,
竟然在15岁那年考中秀才,成为“海宁四才子”之一。
1892年,他前往杭州继续考试,
再也没有好运气,不出意外的名落孙山。
但世界为他关闭一扇窗户的时候,
也很贴心的为他打开一扇门。
在杭州,
他第一次知道了《四书五经》之外还有更宽广的天地,
后来在他的《三十自序》中回忆:
“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
乃以幼时所储蓄之钱,
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
他的父亲也是开明的家长,
并不阻拦王国维读这些课外书。
王国维选书的理由很简单:
能够救国救民的书,就必须读。
而要救国救民,只有学习西方的文明。
从此他开始凭借自己的兴趣,
走上了一条望断天涯的登天路。
衣带渐宽终不悔
既然背离《四书五经》的道路,
也就直接导致他在科举中再无寸功,
金榜题名的荣耀,也与他彻底无缘。
1898年,王国维来到上海谋生,
在《时务报》中做些抄写、校对的工作。
清贫的生活,
没有让他忘记来上海的目的:读书救国。
在几年的时间里,
他勤奋刻苦的学习了德文、英文、日文,
并且通读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等哲学家的著作,
成为最精通西方哲学的中国人之一。
如果按照这条路走下去,
王国维很可能像胡适一样,
成为西装革履、吃面包喝牛奶的“全盘西化”人士。
正是罗振玉的出现,
才真正造就了“中西合璧”的王国维。
在《时务报》工作时,
王国维每天午后会去隔壁的东文学社,
学习3个小时。
有一次,他在学习之余顺手在扇面上题了一首诗,
其中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
如此大气雄浑的诗句,
瞬间让东文学社的老板罗振玉大感惊异,
就决定资助这个年轻的学子,
让他好好学习,没有后顾之忧。
罗振玉不仅资助王国维东渡日本留学,
还让他在自己主办的《教育世界》上,
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性文章。
可就在一颗学术明星冉冉升起时,
罗振玉给了他当头一棒。
当时的王国维,
沉溺在尼采的唯意志论中不可自拔,
罗振玉就劝他:
“尼采诸家学说,贱仁义、薄谦逊、非节制,
欲创新文化以代旧文化,则流弊滋多。”
王国维的反应是:“闻而惧之。”
西方的学问发韧于西方的土壤,
依据的也是西方的传统习俗,
如果照搬到中国的大地上,可能会水土不服。
而一个国家失去了自己的传统文化,
那么就成为顾炎武口中的“亡天下。”
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
萦绕在读书人心中的一份情节就是:
国已将亡,天下不可再亡。
明白了这层道理,王国维大彻大悟。
从此以后,他在研读西方经典的同时,
花费了大量的心思,
去研究诸子百家和宋明理学。
西学与中学的融会贯通,
放佛让王国维打通了任督二脉,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1903年,王国维发表《哲学辩惑》;
1904年,撰写了《红楼梦评论》;
1908年,写下了《人间词话》。
辛亥革命以后,他和罗振玉东渡日本,
暂时避开国内的纷争,
只求能够静心做学问。
王国维的学术功底经过十几年的积累,
终于在日本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第一部关于戏曲的著作《宋元戏曲考》发表;
将中国历史向前推进1000年的《殷墟书契考释》发表;
最早研究敦煌汉简的《流沙坠简考释》发表,
更被鲁迅称为真正研究国学的书。
北宋张载说: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王国维知道自己没有文韬武略、没有用兵奇谋,
能做的只有“为往圣继绝学。”
清楚了自己该如何报国,
王国维就在这条道路上一路狂奔。
在礼乐崩坏的清末民国年间,
所有人都向“美丽自由”的西方世界看齐,
只有王国维在人群中逆行而上,
向世界证明:中国的学问,一样很精彩。
众里寻他千百度
在民国初期,最汹涌的群众运动就是剪辫子。
毕竟要走向现代化,就要与过去决裂。
可王国维的脑后,
仍然托着那根小辫子,终生都没有剪掉。
夫人不解的问他:“大家都剪掉了,你怎么还留着?”
王国维说:“都到这个时候了,我还剪它干什么?”
在那个年代,大家都剪了辫子、换上西服,
争先恐后的表达自己的进步,
只有王国维还穿着长袍马褂、扎着小辫子,
行走在大街上,看上去那么扎眼。
只有王国维知道:
“300年前,中国人已经历过一次剃发易服,
但文脉好歹传承下来。
如今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
若没有一两个护道者,恐怕连皮带囊都要被换了。
到那时,中国还是尧舜禹汤的中国吗?
中国人,还是炎黄子孙吗?”
都以为王国维一辈子都在为满清守节,
其实在他的心里,
皇帝、朝廷、发服,是几千年来中国的象征。
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文明,
他的坚守像是大海浪涛中的一叶扁舟,
孤独无助却又坚定前行。
我们可以站在上帝视角去批判他的愚,
却不能否定他付出巨大勇气的坚守。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遍观王国维的照片,表情都是统一的:
严肃、古板、不苟言笑。
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很直爽,
喜欢跟人开玩笑。
但只要见到王国维就收敛起来,
大气都不敢出。
即便在老师们聚餐这种放松的场合,
杨步伟都不敢跟王国维坐在一桌,
就因为那种庄严、不怒自威的气场,
让所有人都在他面前保持由衷的克制。
事实上,王国维不仅面目严肃,
生活中也无趣的很。
他能写出《宋元戏曲考》,却没有看过一场戏;
每天经过颐和园,却没有好好玩一玩;
即便跟学生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没有问题要回答,他就一根又一根的抽烟,
两人相对无言,也不觉得尴尬。
所以他的孩子王东明回忆说:
“父亲的一生中,可能没有娱乐这两个字。”
徐中舒曾评价自己的老师:“他是有热烈的内心情感的人。”
王国维在家中书房读书写作时,
别人一般不去打扰他的清净。
但孩子们玩耍时,还是会不小心闯进书房,
每当这时夫人就来到门口,
装作很凶的样子叫孩子们出来。
王国维被打扰了清净,却没有丝毫的懊恼,
反而挡在孩子们前面,
跟夫人做起“老鹰抓小鸡”的游戏。
孩子们在他休息的时候,也喜欢缠着他读诗。
王国维就拿着书本一遍一遍的读,
甚至还跟孩子们玩他不擅长的画画。
他随便勾两笔,胡话张口就来:
“这是一艘船,这是个老头子。”
这样的老顽童,
跟那个令人生畏的王先生判若两人。
朱颜辞镜花辞树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
将溥仪的小朝廷逐出紫禁城。
王国维作为溥仪的老师,也在被逐之列。
这次事情,
被他视为奇耻大辱,一直如鲠在喉。
1926年春夏,冯玉祥的西北军加入国民革命军,
命其部下开进河北。
两年前的悲惨遭遇,再一次浮上心头。
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也不过是再难受一次,
可事情远远不止这么简单。
也是在当年,北伐军攻入长沙。
自命清室遗老、且留有鞭子的学者叶德辉,
被军队强势镇压。
这哪里是简单的改朝换代,
而是要彻底除旧布新的节奏啊。
1927年,更是人心惶惶的一年。
学生姜亮夫去拜访王国维,
王就问他:“有人劝我剪辫子,你怎么看?”
姜亮夫只好说了些宽慰的话,
让老师放宽心,还是顺应时事的好。
王国维却说:
“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
一生坚守的中国文化,被所有人弃如敝履。
本想着多读书、多教点学生,
可时代却要彻底扫清文脉存在的土壤。
一介书生王国维,
在激烈动荡的的大时代浪潮中进退失据,
面对彷徨前路,彻底失去了方向。
同样是礼乐崩坏的时代,
孔夫子还能“注六经、修春秋”,
王国维却无力反抗,只能眼不见为净。
1927年6月2日,颐和园昆明湖边。
王国维平静的抽了一支烟,
然后无悲无喜的向前走去,
一头扎进平静的昆明湖中。
被打捞起来后,众人在他的口袋中发现一封遗书: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面对翻天覆地的世界,
王国维那瘦弱的肩膀,怎能接续老旧中国的脉搏?
他能做的,只是给时代的斯文和士人的体面,
找个平静的归宿。
就像陈寅恪在为他撰写纪念碑文中说的: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
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
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王家卫的《一代宗师》中说: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有灯就有人。”
王国维用弱小的身躯,
点亮一盏微弱的油灯,
在时代的大潮中迎风摇曳,
却发出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