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东北海鲜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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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这东西很诡谲，说快不快、说慢不慢，叮叮当当，就走过如是多年。
我总有一种错觉，身边的什么东西都没有自己活得久：用了很多年的碗会打破，系了很多年的腰带会崩断，门前的树会蛀空，被踩着的马路也会在某一天被积水渊成坑包，人会慢慢老去，但是这过程中，要承载身边事物衰老的痛苦。
童年的我成长在东北变迁最剧烈的几年，不知多少年后，人们慢慢醒悟，时代过去了，留下的疮痍居然已经连在一起，撕不动了。
我的父亲是一名医生，在那个躁动的人人捞金的年代，父亲自食其力，安心开了一家诊所，因为以往在医院的口碑非常好，所以诊所的活计也很多。
当年诊所对面有一家海鲜店。虽然东北人一直都喜欢吃海鲜，但那时海鲜对东北人还算是稀罕物，只有时代弄潮的新贵们才吃得起的。那时东北的海鲜大都来自辽东半岛，或是秦皇岛一带。直到今天，不少爷爷辈的东北人还深切地记得，将秦皇岛划分给河北省时的失望。
海鲜店的老板和老板娘也是和气生财的生意人，但在开海鲜店以前，两口子都是国营棉纺厂的工人。纺织工人在宣扬朴素节俭的八十年代，是个被艳羡的工作，工资 55 块，比普通工人高一截，福利待遇又非常好，用我父亲的话说，“市长也不过如此了”。
虽然纺织厂的车间噪音大，活计多，累。可话又说回来，八十年代的人哪知道什么叫累？大家只觉得“我们是幸运的一代”，认为“前一百年都没有我们这样好的机会”，想着“我们的孩子有书读，我们有钱挣，我们不会被饿死。累点算啥？”
老百姓身上的颜色从军装绿深海蓝，再到红的粉的，花的艳的，全靠纺织业的技术升级。那个时候的纺织业活像现在的高新技术产业，那个时候的纺织工人，和现在的公务员一样神气。
在这样的黄金时代里，海鲜店老板和老板娘相识相爱，也不懂多看看多找找，很快就结婚了——说“结婚”有些夸张了，只不过是双方父母见了面、吃了饭，照相馆里拍了张像样的照片，民政局登了记。简单、纯粹、干净，不掺杂车或房，也不关乎权和利。你家穷我家也穷，艰苦奋斗都是为了祖国为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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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好景不长，两个人结婚后没多些日子，就迎来了第一次国企改革，厂子垮下来了，计划经济就是这样的，用人堆起来，堆到太高了，就得把多余的弄下去，夫妻二人双双下了岗。
起初，下岗后的人们并未立即陷进恐慌，毕竟有些积蓄。
早些年，人们都是穷怕了，刨除孩子的花费、父母的赡养、吃穿用度所必须的，多一分也不会花，剩余的全部存进银行里，一分一角的利率都细细地码排在人们的心里。因此，突如其来的下岗起初并未真正冲击到正常生活。
那是 1989 年 4 月，造纸厂和水厂先后裁员，又先后停工。街上的泥瓦工一夜之间多了起来，市场的菜农果农也多了一大批新面孔，造纸厂和水厂的工薪和福利与棉纺厂差不少，一下岗就要立即另谋生路，这是不必说的。
可等到 1990 年春，棉纺厂也被迫裁员了，这次裁员便把老板娘裁了下去。到了 9 月，店老板也和最后一批职工兄弟一起退出厂区，宣告棉纺厂暂时停工。厂长和副厂长在职，等待重新开工的命令。
那时的店老板，纠集了一批又一批的工人兄弟，去叫骂。谁知道下岗是怎么一回事？谁说得清呢？下了岗还能上岗么？谁知道呢？
事情闹得凶了，就准许每名工人每个月领取 50 块钱补助金，时限一年，也算是功德一件。负了责任，百姓得了实惠，可喜可贺。
就这样，一个不安本分的工人就变成了苦痛无处言说的本分商人。
店老板其实并不慌张，他有积蓄，还可以去领钱，除此以外，他一直等待重新开厂的命令。在店老板心里，棉纺厂是经济支柱，棉纺厂能没么？不能！那么，这一天早晚会来。
时间慢慢悠悠厮磨着过，大街上的闲散人员越来越多，这段时间店老板和老板娘清闲，也就怀了明亮。店老板的父母有地，南果梨和巨峰葡萄，多汁又饱满。店老板就集结了三个同样无事干的下岗兄弟，每天沿街卖水果，见到警察就跑，跑不脱就送几筐梨，换半个月安生。
有时候百姓和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微妙。
到了 11 月底，下岗工人该回家种地的已经回家，做泥瓦匠的也小有名气、不用天天出去跑了，怀着孕的老板娘不能委屈，店老板便越发沉不住气了。叫了工友们一起，狠了狠心买了一条烟，去老厂长家“看望看望”。可其实，老厂长的境遇也不好，也在吃老本，也快吃透了。老厂长没好意思收烟，满是歉意地还了回来。
复厂无望，转眼就又快过年了。
12 月，为了谋生的店老板和兄弟们去了趟查干湖。查干湖一年一度的冬捕很壮观，把冰层敲开，一米多长的大胖头鱼就会蹦上来，一网下去几千斤是有的。去那里帮工，现场买鱼，再倒卖回来，赚个中间差没问题。
1990 年到 1991 年的冬捕期很短，但是店老板往返跑了三趟，一下子就富足了许多。
马克思说，资本的积累伴随着罪恶，但店老板的积累算不上罪恶，他触及不到罪恶，更多的只是牺牲。冬捕期间，怀孕的老板娘无人照料，身体都靠药物维持，这也为后来明亮的身体情况做了解释。对于这样的牺牲，店老板也只能接受，与从前逆来顺受，默默接下一切变革和苦难相比，现在自己开家店就不一样了——这样的牺牲，更像是奔向美好未来的献祭，鲜血淋淋但又充满希望。
海鲜店就是这样慢慢做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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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亮先天不足，干枯蜡瘦的，两条小腿儿像柴火棍儿一样。我爸妈曾八卦说，按说以店老板的心气儿，他肯定想过再生一个孩子，哪怕是女儿，也要健健康康的，但以他当时的经济能力，人丁兴旺的结果，只能是食不果腹。
初见明亮时，他给我的印象只有“埋汰”，从上到下，没有一个地方不脏——鼻子下面总是黑黑的，指甲缝里总是有黑泥，裤子和鞋子上总有白疙瘩飘着鱼腥味，露出来的脚踝和鞋子一个颜色。明亮身体羸弱，其他孩子都嫌弃他，只有我“不知香臭”地和他厮混，经常在一起玩。
第一次去明亮家里，才知道他家的二层楼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布局：一楼的海鲜店一进门，就是用水泥灰贴瓷砖垒起来的鱼池，里面黑幽幽地游着鲤鱼、白鲢和“三道鳞”。边上向鱼池里打气的塑料管细细的，大概因为太久没有清洗所以发黄带着黑斑。鱼池边上贴着墙是两排海鲜玻璃缸，同样打着氧气，鲜活的贵得离谱，死了的却是很便宜。
站在一楼的，海鲜店特有的鱼腥味和氧气味混杂在一起的浊气就往鼻孔里钻，但仔细看光溜溜的地面，有水有脚印，但没有鱼鳞、虾壳和血迹——这至少证明老板和老板娘很勤快，对海鲜店特别上心。
店老板常常一个人踩着一双及膝的大头胶皮鞋，一副渔夫的模样，站在一楼楼梯处的柜台前，对着一个大本子敲着计算器。从他身后上楼，就是一个小而温馨的家了。楼上的布局和楼下的鱼腥味格格不入，一看装潢摆设，就知道这家的女主人一定很爱这个家：没有看上去灼眼的化妆品海报，也没有花里胡哨的壁纸，只是素雅、洁白。
那个时候，李宇春周杰伦还不知道在哪里，这座城市的流行文化尚在襁褓之中。美这个字在人们心中也是慌乱的，人们对“时髦”的概念都来源于港台电影或电视剧，花枝招展的衣服和不伦不类的裤子，让人不敢说不美，可又说不出来美在哪里。
那晚在明亮家，我吃的是鱼子酱炒饭——这是我从没有吃过的、想都不敢想的味道。老板不住地给我夹菜，一双皲裂的手常年泡在水里，被碱性水烧得粗亮，红得活像是刚从地里拔出来的水红萝卜，或者比那颜色还深。吃饭的时候，这只水红萝卜一直搭在老板娘肩膀上说说笑笑。
我算是和这家人初识了。
时间总是很快，在你觉得卡顿迟疑时，它按下快进键，一下就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了。
八月的天气燥热不安，我该上小学了，学校门口孩子被家长带着奔来跑去，孩子熟了路了也就不知道是家长牵着孩子，还是孩子牵着家长了。
很久以后我才慢慢想起来，我已经很久没再见过明亮了。他在这一年的二月份病了，到了八月份还没好。
海鲜店的老板娘带着明亮来过我父亲的诊所看病，父亲说，明亮的病要去北京检查才能好。后来为了给明亮治病，他们一家子赖以生存的海鲜店兑出去了，老板娘再也没有往日的神采，老板的手倒是开始有了正常人的血色，可头发却开始白了。
到了十月份，父亲带着我去了明亮家，还是那个小小的二层楼，只不过一楼和二楼已经是分属两家人了。进到一楼门市，原来的鱼池已经落了一层灰，池子里的鱼都不见了，两面墙上的海鲜也都没有了，装海鲜的大箱子堆得满地都是。整屋子的鱼腥味、隐隐约约的恶臭，不再夹杂氧气的味道了。走到后面楼梯打算上二楼时，我偶然瞥见了老板的胶皮鞋，丢在角落里已经积了灰，平常装鱼的桶也被打破了，里面塞满了杂七杂八的物件——还有一个大本子，应该就是那本账本了。
两口子都不在家，二楼家里的陈设没有变，但没有以前那么整洁干净了：窗帘拉得紧紧的，地上都是海鲜泡沫盒，无处下脚。
把海鲜店出兑后，夫妻俩把有些在楼下堆不下的破烂收到楼上，就急忙忙出去赚钱了。不知道是什么活计，只知道收入和支出应该基本持平。
躺在床上的明亮还是那么面黄肌瘦，一呼一吸都那么脆弱，脸上皮肤都是裂口，手指甲里的黑泥，衣服上的鱼腥味，好像一切都是老样子，我甚至恍惚觉得，他还可以跑下来和我玩。
日子和人就这样消磨地过着，人遇到苦难无法改变时，纯靠意志力与其厮磨，磨到人尽了气力，磨到苦难终于重重地写下最后一笔。
那段时间，我极少见到老板和老板娘，据说他们白天是在家的，但晚上从不着家。老板娘有一次来父亲诊所买了一些去痛片和消炎药，父亲发现老板娘身上许多淤青和初愈结痂的疤痕，父亲没多问过，只是没收她的钱——谁知道谁的身上有多少苦痛啊？问还不如不问，谁都不比谁富足多少，问了也帮不上忙。
苦难的日子总是过得很慢，很刻意，就好像接下来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关乎命运，每一个抉择都是上天设计好的。
九十年代，东北整个医保体系并不健全，医疗质量也相对薄弱，田间地头动不动还“跳大神”、“烧苞米叶驱鬼”。在所有的急病乱投医之后，在钱已经花得一干二净的时候，医院给明亮的病情出了最后的结论：手术，只有手术才有希望根治。
但是问题就来了：明亮的身体太弱，能不能手术是一回事——这个家已经不可能再挤出手术的钱了，这又是一回事。而且如果手术结果不理想呢？这一切仿佛就是一个刻意的局，要这一家人还上辈子的债。
在那一年秋天，老板带着明亮去了长春，拿着东拼西凑的一点儿钱，做最后一搏。
在父子俩走后的一个月里，老板娘开始了类似苦修的生活：海鲜店二楼的厨房一天只开一次火，只会吹一阵特别淡的、没有任何油腥味的烟。有一天放学回家，我看见老板娘在市场买菜，说是买菜，其实是拣人家扔下不要的烂菜叶、硬帮子，贪婪地一把又一把装进印着海鲜店字样的塑料袋里——只有菜农的驴马才以此为“口嚼”，曾经素雅整洁的老板娘就这样和畜生抢了起来——九十年代了，当地的人们早懂得了脸面是什么，早就不再这么做了。这位曾经也算是过着小康生活的女人，让人看着岂止是心疼。
有菜农把择下来的菜叶直接扔给老板娘，她慌慌忙忙地作作揖状，满眼感恩地看着施舍给她菜叶的菜农。人在脆弱的时候总是喜欢感恩，天黑时感恩自己还有眼睛，没鞋子穿时感恩自己还有脚，没饭吃时感恩自己还活着，哪怕是这个时候也要感恩自己还有菜叶。
但是生活绝不会被感恩所动，那双命运的大手最后还是要搭在谁的肩膀上，开始蹂躏。老板娘就这样拮据地等着儿子回来，眼神总是直愣愣的，秋天的风沙吹得她头发油油的，粘了好多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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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夏夜，明亮走了——在多方筹款以后，在治疗无果以后，在母亲的怀里走了。
那晚我也在病房，明亮的脸上仿佛有了颜色，肚子上好像有了些肉，长期无法下床让他屁股下面生了层层叠叠的褥疮。他睁着眼睛直勾勾望着吊灯，嘴巴一张一合，仿佛魂魄随着目光，一点一点地踏上了连接着病床和天国的路。
明亮的死对于老板夫妇打击极大。明亮死后半个月，我有次在外面玩时，被老板娘一下子抱住，她上上下下地扫量我，还是那副得了菜叶的感恩眼神，半跪在我面前，拍拍我的裤子，揉揉我的头发，她的嘴巴咧得老大，嘴型好像是“明亮”，但是她明明知道我不是明亮。老板娘就这样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嘴型，好像下一次就要把这个名字叫出来，但是终究没有，就好像失了声，就好像被命运扼住了咽喉，命运告诉她：不许喊这个名字！不许！于是她就喊不出来了。
大家都说老板娘疯了，那以后父亲就不许我再跑出去玩了，尤其怕被老板娘看见，那样她肯定又会把我一把抱住看个不停，然后就是难以遏止的眼泪和一遍又一遍发不出声音的嘴型。
父亲也在家里跟母亲说过，那段时间老板娘身上的伤越来越多，她和丈夫不再日日出去挣钱，常常能听见她在那个紧拉窗帘的二楼里被一双水红色的萝卜毒打的声音。
明亮没了几个月后，老板和老板娘都被警察带走了，又过了几个月，整条街被规划拆迁了，所有人都拿了拆迁款等待搬家，只有哪家海鲜店的二楼还没有办理交接。
去过二楼找他们算拆迁补偿的人说，屋里满地的泡沫箱，鱼腥恶臭十分难闻，窗帘禁闭透不进光，在吃饭的桌子上摆着裤子和衣服，又短又小，边上还有一双小鞋子，同整个屋子的恶臭相比，这些倒是干净许多。
先回来的是老板，跌跌撞撞地拿回了拆迁款，又拿着拆迁款买了许多酒，上楼以后酗酒狂饮，他撕破了紧闭的窗帘，阳光透进来，却也没召回这个曾经鲜活的家——老板一头撞死在衣橱上，三四天后才被人发现，同二楼的一切一样变成了垃圾。就像是死在了曾经的美好回忆里。
某天警察局的万队长来父亲这按摩腰椎，不住哀叹最近接手的案子有多难量刑。
他说，有群众举报，在火车站南广场附近有人聚众卖淫，作案是一男一女，每天下午都是女人钓客，男人捉奸，看守很久以后，又突然没有了线索。在最后一次被发现作案时，只有女人，没见男人，最后男人自首，女人又把所有的罪都揽到自己身上。这案子虽然情况很简单，也很常见，但是时间跨度很长，涉案金额也够大。刚刚确认男女是夫妻，可又找不到已经释放的男人。
父亲和万勇队长聊了很久，始终没有提对面海鲜店的事，也没有说明亮的病。这事当时对于我这样的孩子来说是听不懂的，但是邻居张大妈、隔壁李二婶的嘴巴却帮我解释了这一切。她们说“这女人不要脸出去卖了”，或者说“这男人没能力，只能帮着女人出去卖”，人的嘴巴有时候就是这么厉害，看清的事情非要说得很丑恶，仿佛所有人都忘记了干枯的明亮，只记得“卖”。一家子，人不人鬼不鬼的，谁也没法儿反驳。
一条街和一个村子其实是一样的，众口铄金，仿佛就在道德的制高点站好了队伍，大放厥词，这队伍的正对面就是这对“狗娘养的夫妻”。可是这种事再唾骂也是实话，再侮辱也逃不出人伦，每一字每一句都切切实实。让人跑不了，逃不脱。
没过多久，老板娘也出来了，回到这条街。拆迁已经破土动工，残砖败瓦烟尘滚滚，整条街被缝上了一个绿罩子。
老板娘疯了，在一堆恶臭的箱子里找着什么东西，听说找到了一只看不出模样的鞋子，有人劝她“这鞋你又穿不了”，有人指指点点朝她啐唾沫。隔壁的婶子露出很气愤的样子说：“这样的人真晦气，怪自己命那么硬，把厂子搞黄了，生了个那么差劲的儿子，到头来自己也出去卖，还不是怪自己？怪得着谁啊？要我说这就是命，上辈子欠的这辈子要还上，哎呀不说了不说了，都算她怪自己好了，哎呀晦气晦气……”
老板娘没有理她，扒拉得满手的血，好像得到了什么宝，好像突然顿悟了，慌了神，就急匆匆跑掉了。
从那以后，便再没听说过关于老板娘的消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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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件事大概已经不会再有人记得了，时间太久了，世上的苦难又这么多，谁会记得一个孩子，一个家庭，和一个母亲呢？
迄今为止，单凭我的道德观，也很难把这件事定性为卖淫。对于老板的麻木和无奈，我也说不出来，谁能说他不爱自己的老婆，谁能说他不爱自己的儿子呢？
这世界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再回想起来，满是凄凉的目光，这目光钻进五个手指，进到心里，再走回眼里，变成浑浊的泪，砸向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