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布全国的托儿所，是怎么消失的

曾经，质量堪忧的托儿所遍布中国城乡。

民国之萌芽

“托儿所”和“幼儿园”，常被当作可以通用的同义词。其实二者区别很大。

幼儿园，又称蒙养园、幼稚园等，晚清时传入中国。1916年，北洋颁布法令，规定蒙养园“以保育三周岁至国民学校年龄之幼儿为目的”。此后中国的幼儿园机构，大都沿用此项规定，主要招收3岁以上学龄前儿童。①

3岁以下婴幼儿进入的才是“托儿所”。不同于幼儿园有较多的教育目的，托儿所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家长，尤其是帮助职业女性看护孩子。如陶行知所言：

“女工、农妇及职业妇女要顾到工作便顾不得小孩，顾到小孩便顾不到工作！……唯一的办法是多设工厂托儿所、农村托儿所和一般的托儿所。”

中国的托儿所出现于1929年。抗战期间，妇女们被“拉上战场，拉进机构工厂”②，国民修建了不少托儿所，来帮助她们分担孩子的抚育工作。

当时已有劳工托儿所、农村托儿所、职业妇女托儿所和工厂托儿所之分。除农村托儿所外，大都明确服务于不同的职业人群。如劳工托儿所，一般为小贩、工人、三轮车工友的孩子服务；职业妇女托儿所，为“小资产阶级的子女”服务，工厂托儿所，为工厂女工服务。具体费用，或向社会募集、或向个人收缴，或由工厂直接负担。

有统计称，1949年10月前，全国共有托儿所119个。③

图：1946年出版的一本《托儿所食谱》

遍布全国城乡

为了将妇女变成社会劳动力，苏联曾是开办托儿所最多的国家。

1935年，邹韬奋曾撰文称赞：

“我们听到‘托儿所’这个名称，也许觉得意义颇简单，只是保育婴孩的地方罢了；但在苏联，‘托儿所’这机关却和新社会的建设有很密切的关系”“苏联女子参加建设工作的，女工近六百万人，约占全体工人三分之一；从事专业的亦近四百五十万人：共计在千万人以上！”

苏联的托儿所全部属于国家机构。据东北妇联编写的《谈苏联托儿所工作》介绍：

“苏联托儿所是国家组织的机构，培养一岁至三岁的小儿”“所有的托儿所，都在卫生机关领导与检查之下进行工作”“无论在大小城市或区，要成立托儿所时，须到卫生机关登记，经审查合格后，才能开办”。④

苏联规定，新建的工厂和工人住宅，“必须包括托儿所的设置，给儿童用的小床数预留地位”。

图：1939年，延安“托儿所”，为感谢洛杉矶华侨及国际友人援助，改名“洛杉矶托儿所”

1949年后，中国借鉴苏联经验，开始大规模配置托儿所。

按50年代初的政策规定，所有的托儿所须随时向“卫生行政机构妇幼保健单位”报告；工厂中的托儿所，还需同时接受工会下属“女工部”的领导。⑤

截至1954年，全国厂矿企业、医院、学校等系统已建有托儿所4003个、哺乳室2670个。民国遗留的私立托儿所，也陆续收归国有。如北京的道胜、养正、育幼等私立托儿所，在1958年被改成了机关托儿所。⑥

城市托儿所的开办，给妇女及家庭带来很多便利，也产生了不少问题。

中华全国总工会在1955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由于企业行政经常随意安插编余人员，致使托儿所的编制一般大于实际需要。如大同矿务局托儿所，收托儿童不满五十名，仅管理人员就配备有正副所长、指导员、管理员等。青岛某纺织厂托儿所，安插冗员太多，用两人专看大门。”

“由于编制大，人事费用开支也就多。工薪支出一般占到经常费用的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五，有的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如北京某厂，一九五四年九月份经费开支一千五百五十八余元，工薪支出达一千四百三十余元，占百分之九十一”⑦。

类似的浪费现象，在城市公立托儿所里普遍存在。

当时的农村也有托儿所。同男人一样参加“积肥、打井、修渠、修梯田、修滩地、种菜、饲养家畜等工作”，曾被视为“妇女解放”的莫大光荣。为支持这种解放，各地合作社建起了大批托儿组织。如1956年，湖南省临湘县346个合作社，共建立了371个托儿组。

其实，农村妇女并不全都愿意把孩子送到托儿所中去。在1952年全国妇女工作会议上，有人曾指出：

“要解决妇女的记工分问题，工分太少，许多妇女不愿送孩子，（孩子多的困难更大）如莒县妇女早上烧饭又要扣去两分，只能挣三四分，无法养活孩子，不如自己带。”⑧。

图：1951年，重庆的农忙托儿所

托儿所消失了

1980年，中国颁布了《城市托儿所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明确定义“托儿所是三岁前儿童集体保教机构”，由地方行政部门领导。

《人民日报》同年发表《从实际出发，继续办好托幼事业》，统计当时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共有各类托儿所、幼儿园98.8万多个，入托儿童3400多万人，入托率28.2%。⑨

这一时期，托儿所种类复杂，分属不同部门管理。

厂矿托儿所由厂矿行政、工会组织、妇女组织共同指导。农村托儿所归地方领导。街道托儿所属于街道办事处。市区立托儿所是卫生部门设立的。机关、学校托儿所归属于本单位。⑩

进入90年代，随着国企改制等政策的推行，企业附属托儿所纷纷关闭，旧有的农村、街道托儿所也大都不复存在。据教育部2005年第二期《教育统计报告》显示，相比2000年，短短五年间，集体性托幼机构减少56668所，锐减70％——其中，托儿所的消失比重远大于幼儿园。[11]

事情的另一面是：脱离了体制的城市职业女性人数在近20年里大幅上涨，加上“二孩政策”的出台，对托儿所的需求并没有消失——比如，2016年上海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74.2%的职工希望孩子入托，在希望孩子上托儿所的原因中，有52.9%选择了“家里无人照护”。[12]

遗憾的是，“旧式托儿所”（国家机构）消失了，有资质开办“新式托儿所”（市场机构、企业福利）的主体，却并没有改变，还是国企、机关，或工会、妇联等。私营企业想要自己办个“托儿所”，在程序上非常困难。

时代变了。“托儿所”的问题也变了。

注释

①《张宗麟幼儿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387—404页；②《示范托儿所现况一斑》，1943年，第1页；③财君尚编著：《新中国与托儿所》，广协书局1952年，第30—34页；④东北妇联妇女儿童福利部编：《谈苏联托儿所工作》，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1951年，第1页；⑤唐自杰：《怎样办托儿所》，广协书局1953年，第13页；⑥王丽瑛主编：《北京卫生史料 1949-1990 妇幼卫生篇》，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140页；⑦《中国工运资料汇编 1955年第2辑》，工人出版社1955年，第135、136页；⑧《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 16 陈修良工作笔记 1952-1955年》，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193页；⑨薛素珍：《怎样办托儿所幼儿园》，北京出版社1983年，第1、2页；⑩《托儿所保育员手册》，北京市卫生妇幼处编，北京出版社1983年，第2、3页。[11]《中国人才发展报告 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P112。[12]刘文昭，《亲子园虐童事件：别让先驱成先烈》，今日话题，2017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