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没有逻辑，只会胡扯！
梁漱溟
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梁漱溟是北大著名的讲师，毛泽东是寄人篱下，默默无闻的图书管理员。1924年，梁漱溟辞去了北大的教职，辗转全国开展乡村建设。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山东的军队不战而退，乡村建设成为空谈，梁漱溟心灰意冷，想到延安去看一看。1938年1月，梁漱溟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赴延安访问，在那里，他受到了毛泽东的隆重接待。
这次访问延安，梁漱溟和毛泽东谈话共八次，其中两次是通宵达旦。梁很兴奋兴奋，感到中国有希望了，“由悲观变为乐观了”。使梁漱溟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毛的“论持久战”思想。梁漱溟后来回忆说：“这篇文章那时还没有发表。他就是以这篇文章内容来说给我的。说中国一定胜利。我听他的谈话，把我心中的烦闷一扫而光。”
当然，谈话中两人意见也存在分歧。如针对如何建设新中国，毛泽东指出梁漱溟推崇的改良道路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两人为此激烈争辩，从前一天傍晚到次日天已大亮之时。末了，毛意味深长地对梁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做结论，姑且存留下回分解吧。”
毛泽东与梁漱溟
1950年1月，他接受毛泽东和的邀请来到北京，成为全国政协的一名委员。
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和扩大会议上，梁漱溟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这以后，他便从毛泽东的座上宾变成了“反面教员”;也使他与毛泽东长达几十年的交往几近结束。
雅量公案
这桩公案的全部过程，发生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先后举行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和扩大会议上。梁漱溟作为列席了会议。
9月8日，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9日上午分别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9日下午，因为言犹未尽，临散会时，周总理宣布，第二天继续由个人作大会发言。在离开会场时，对梁漱溟说：“梁先生，明天的大会请你也说一说，好不好?”梁漱溟没有半点犹豫便答应了下来：“好!我明天上大会发言。”
回到家后，梁漱溟想，现在领导党的负责人要我在大会上说话，我就应该说一些对领导党有贡献的话。于是，他秉着这个思路进行了认真的准备。
10日的大会发言非常踊跃，梁漱溟没能安排得上。中间休息时，他写了张条子给周总理，说在北京的人讲话机会多，请尽可能先让外地人发言，自己准备的发言可改为书面提出。周总理答复他说，你不必考虑时间问题，会期可以延长，你明天可以在大会上发言。
在11日下午的大会上，梁漱溟作了发言。就是这篇发言，成了毛泽东批评他的导火线。梁漱溟在发言中提了三条意见，其中第三条，也就是农民问题：
“其三、我想重点提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是共/产/党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是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他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重视。”
梁漱溟发言后，当时并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甚至还有人表示赞同。到了第二天，即9月12日，毛泽东发表即席讲话。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稍许，毛泽东加重了语气，说：“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毛泽东的这番话虽未点梁漱溟的名，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在说梁漱溟，因而引起了梁漱溟的注意。此时的梁漱溟一方面甚感意外，一方面很不服气。就给毛泽东写信，信的内容是说明自己的发言没有一丁点儿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的意思，我的本意是希望好。请求主席在大会上收回讲话，解除对我的误会。
9月13日，梁漱溟在会场上当面向毛泽东呈上了自己的信。毛泽东约他当晚谈话。由于时间仓促，当晚谈得不深，并没有解除误会。梁十分失望，且不想就此罢休，要再一次在大会上复述自己的观点，以让与会人员进行评议。
9月16日，梁漱溟被允准作大会发言。他先后复述了9日和11日发言的内容，再三表明自己并无反对总路线之心。当天仍没有人批评梁漱溟。
9月17日，会议对梁漱溟的批判升级，据梁漱溟日记回忆：……周总理在台上长篇讲话，追述往事，说我一贯反动。三次插言。一次说：人家说你是好人，我看你是伪君子。一次说：你不是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末次说：对于你非止这一次不开除你的，下届政协仍将有你，为什么?因为社会上有一部分人还受你迷惑。我从座位上起立，欲发言辩解，主席台上宣布，会期延长一天，许我明日发言……
在9月18日的大会上，梁漱溟说：“昨天会上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领导人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这就因此增加了我交代历史的任务，而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就需要给我比较充裕的时间……”
梁漱溟的答辩发言刚开了头，就被会场上轰他下台的声音打断。这么一弄之后，梁更不认输了。
梁漱溟说：现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昨天的会上，各位说了我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是不公平的。我很希望领导党以及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同时我也直言，想考验一下领导党。现在我问有没有这个雅量，听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完以后，你说误会我了，梁漱溟原来没有恶意。这就是我要求的的雅量。
毛泽东当即针锋相对地说：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就是没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可以继续当下去!
梁漱溟也毫不让步地说：当不当，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要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是真是假。如果有这个雅量，我将对你更加尊敬;如无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你的尊敬!……
梁漱溟接着又说，共产党是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我今天就试一试你这个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真是假。
毛泽东说，对你这个人，不是自我批评，就是得批评。
会场上发生了这种前所未有的与毛泽东顶撞的局面。忽然台下有人喊，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
这时，毛泽东口气缓和地说：“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给你十分钟说说要点好不好?”
梁漱溟回答道：“我有很多事实要讲，十分钟怎么够?我希望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会场再一次哗然，大多与会人员对梁漱溟的态度表示愤慨，纷纷要求梁漱溟下台。
毛泽东又说：“不给他充分的说话时间，他说是不公平，让他充分说吧，他就可以讲几个钟头，而他的问题又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搞清楚的。我想指出的是，梁漱溟的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梁漱溟这个人的反动性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判也不行。现在我再提议让他再讲十分钟，简单地讲一讲，好不好?梁先生。”梁漱溟依然是“十分钟不够，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的回答。
毛泽东最后说：“梁先生，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说大家都没有‘雅量’吗?不给你充分的时间讲话你又说是不公平的，可现在大家又都不赞成你讲话，那什么是公平呢?你看怎么办?”梁漱溟满脸的不悦：“听主席决定。”
这时，有人提出付诸表决，看赞成他继续讲话的人多，还是不赞成他继续讲话的人多，然后采取少数服从多数。毛泽东带头举手赞同梁漱溟讲话，其他一些领导人也都举了手。但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反对。梁漱溟不得不走下台来，一场相持许久的僵局这才宣告结束。
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批驳后来被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里，其措辞之讥刻，语气之激烈，事隔半个多世纪后，读起来仍让人感觉到伟人雷霆震怒时怒不可遏的状态。“和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和他是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他没有逻辑，只会胡扯。”
此事过去不久，梁漱溟便向全国政协提出，不再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以便用更多的时间读书学习，闭门思过。
1953年9月当众顶撞毛泽东之后，梁漱溟从此便失去了单独同毛泽东见面谈话的机会。然梁漱溟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分。
梁漱溟依然有着对毛泽东的那份敬意，那份情怀。毛泽东在心底里也仍然记挂着与自己同岁、1918年就见过面的梁漱溟。
1972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梁漱溟将自己的手稿《中国——理性之国》作为特别的贺礼送给了毛泽东。1975年9月，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中作批示时提及了梁漱溟，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之类的话，表达了对梁老先生的谅解之意。
30多年后，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再聊起这件事时，梁漱溟又一次感伤地说：“当时是我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故世已经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字里行间显示出，梁漱溟虽脾气倔强，却是性情中人。
梁漱溟晚年的忏悔
梁漱溟晚年一直不提当年自己跟毛泽东的争执，他对毛泽东的评价，往往出乎于采访者的预料。他说毛泽东的功劳最大，所以才有可能会犯最大的错误。没有那个功劳，谁也搞不了文化大革命。也有人当面夸梁漱溟是硬骨头、有骨气。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很有骨气。
在他一生最后的岁月里，梁漱溟始终对“否定文革第一人”，“中国的脊梁”，“最后的儒家”这些称呼敬而远之。他说：知识分子有学术中人，有问题中人，他自己恰恰是一个问题中人。自己一生所做的不过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而已。
1983年的时候，他去了一趟韶山。站在毛泽东的旧居面前，梁漱溟突然感悟到是自己首先没有一种首先让别人批评的“雅量”;没有站在国家一穷二白的高度，全盘布局的“雅量”，而在大庭广众之上，再三用话语“逼迫”毛泽东“自我批评”，也太目中无人、意气用事了。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也是一个吃五谷杂粮的有血有肉的汉子。自己是“士可杀不可辱”。站在一个的高度，自己咄咄逼人的话语，是不是也带有一种挑衅呢?毛泽东能在自己顶撞的情况下，同意自己一再发表不同意见，还是有很大的雅量的。梁漱溟主动对陪同人员谈起当年和毛泽东争论的事情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说话不讲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与事实不大符合，我的言语也是与事实有很大的不符合之处的，这些在争吵时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的——”
说到这里时，他伤心不已，眼圈儿都红了，他掏出手绢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又说：“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作为领袖任务的面子，当中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头的话。如果说他当时是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我的顶撞在先，才有对我的严厉批评在后。这件事要是发生在蒋介石身上，他手下的特务早就叫梁漱溟拿人头来了。”
他最后感叹着说：“的思想确实是博大精深，是可学不可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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