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黑除恶，是经济改革成功的前提！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最成功的两次经济改革，分别是秦孝公的商鞅变法和汉武帝的桑弘羊变法，而最失败的两次经济改革，分别是王莽和王安石的两次变法。

最近政事堂已经写了两篇，和以极高的规模启动“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今天“打黑除恶”的角度，来看一下中国历史上，历次经济改革的成败得失，作为完结篇。

为什么商鞅和桑弘羊的变法成功了，王莽和王安石这俩老王的变法却失败了呢？

原因很简单，无论是王莽还是王安石，他们所有的变法，几乎都集中在经济领域，而不敢去碰政治领域。而商鞅变法和汉武帝的变法，都不仅仅是经济领域，他们变法的重心，主要在于政治体制改革。

这个呢，我们以大家比较熟悉的宋朝作为背景来看一下。

宋朝优待公务员，并给予极大的权力，而官员规模和权力扩张的结果，便是与地方豪强勾结，成型了大量利益共同体的“冗官”。

而官僚和豪强的勾结，导致土地兼并严重，诞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只能投军，募兵制下导致军队规模暴涨。而朝廷又拿不出军费，只能默许军队经商，成为了没有战斗力的“冗军”。

宋朝皇室喜欢和禁军将领们联姻，军队大规模经商又垄断了民营经济的市场，造成大量失业，因此宋朝又不得不以“凯恩斯模式”大兴土木，来解决就业，可大量的开支又形成了“冗费”。

因此，宋朝为了管理规模越来越大的开支，又不得不继续扩招公务员，并给予更大的权力。

结果，导致了“冗官”、“冗军”、“冗费”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庞大的赤字，逼迫大宋朝廷不断的加赋，搞出了满地的“宋公明”

因此，无论宋朝的老王怎么改革，在不进行体制改革的前提下，都无法跳出“三冗”的循环。

相比于不断加赋的宋朝，被誉为“尧舜禹汤”的康熙，凭啥能搞出来“永不加赋”呢？

其原因也很简单，满清入关之后，在江南“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清除掉了江南的豪强之后，搞出了国有托拉斯的江宁织造和苏州织造等大型央企。（曹雪芹笔下'宁荣二府'的原型）

而如江宁织造和广东十三行这样的国有托拉斯央企，则为大清朝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税负，因此，拥有大型垄断利润央企的朝廷，不必再依赖于过程中被大量贪腐的土地征赋，以及逼着农民沦为“房奴”的土地财政。

央企的利润大幅上升和较低的农业税，才能让大清朝的老百姓“房住不炒”，缓解土地兼并速度，防止地方搞房地产和金融的豪强短期内迅速作大成为的心腹之患。

其实，中国古代任何一次成功的改革，势必要搞出强大的国家托拉斯，垄断盐铁茶丝。无论是汉武帝的桑弘羊变法，还是秦孝公的商鞅变法，国家拥有丰富财力的基础，就在于理直气壮的做大“秦汉的国有企业”。

让国家脱离了农业税，依靠国有垄断企业的工商税负，才能够让赳赳老秦奋六世之余烈统一中国，才能够让卫青霍去病组织庞大的远征军深入草原追亡逐北。

中国古代，任何一个王朝的覆灭，背景都是权力被地方侵蚀，无法再从民众手里直接收取税收。而任何一个王朝的兴盛，背后都是权力的急速扩张与直接征税范围的扩大。

而和民众之间，夹杂的就是权贵与豪强。

秦孝公和商鞅废除了贵族世袭制，汉武帝打破了王室分封制。秦汉两朝先打破了王室贵族对政治的绝对垄断，再利用酷吏严厉打击地方豪强，从平民中引入新生力量，加强权力，最终取得了变法的成功。

变法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政权留着这些豪强们做大做强，只会最后把自己玩死。

你搞金融改革，豪强们就给你玩金融创新，搞出一堆儿集资诈骗、P2P和山寨币，你搞改革慢牛，豪强们就买通朝廷官员，搞出一个4000点只是牛市的开始，在创业板的引领下，半年股市就坐直升机翻了一倍。

财富永远不可能通过金融手段而凭空产生。这些金融创新的背后，就是豪强们把本来未来多年要征收的税，通过创新揣到了自己的腰包，实现了自身瞬间的“暴富”。

而这种暴富的机遇，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其结果无外乎两个，一个是扛着自己棺材的改革派，将这些害人精消灭；另一个，则是这些害人精将整个王朝一起给自己陪葬。

而历朝历代，随着害人精们的泛滥，改革家们都会挺身而出，譬如宋朝的老王，号称“拗相公”，他变法中最著名的青苗法，就是通过提供低息的定向贷款，遏制豪强们搞的现金贷（高利贷），防止地方豪强通过金融手段搜刮百姓进行土地兼并。

这本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可是，在地方官员几乎全都跟地方豪强蛇鼠一伙的情况下，朝廷给百姓的福利，怎么可能落实下去，而不走形呢？

所以，历朝历代的改革，本质都是土地改革。但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秦孝公和汉武帝就成功了，只试图进行经济改革的王莽和王安石就失败了。

那么，这俩老王为啥在搞经济改革的同时，不去搞政治体制改革呢？

这两个老王失败的经验，早就刻在了中国历史的长河之中。

王安石没有拿到京畿的卫戍部队的控制权，王莽也没能控制全国的那几个军区。想一想就能明白，改革触碰了旧势力的利益，没有枪杆子在背后支持的俩老王，他们的变法怎么可能成功呢？

而真正能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秦孝公和汉武帝，可都牢牢掌控着咱国家的军队呢！

而且，而重要的是，秦孝公时期和汉武帝时期，整个统治阶级都拥有极其严重的危机意识，因此只要改革符合国家利益，哪怕是会伤害到权贵阶层的利益，统治者依然可以联合部分拥有危机意识的权贵，并团结国民推动改革。

而王莽改革时期，匈奴早被卫青霍去病打成残废了，边境已经百年和平，王安石改革时期，宋辽已经百年未动刀兵，全国上到权贵下到底层都安逸惯了。

可再看秦国的商鞅变法和汉武帝的改革，一个是在于战国时期长期的诸侯混战，秦国被魏国花样吊打，丢了大片的领土；一个是汉朝高祖皇帝深陷白登之围，靠和亲和拿岁币来来换取屈辱的和平，北方连年边患严重。

所以，这也应了权威人士的那句名言：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因为只有为了危机的时刻，我们才能够理直气壮的打大鳄、打妖精和害人精，才能够在高层达成一致，去基层扫除一切害人虫。

而如果不打击权贵和豪强，不进行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单纯进行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红利，势必无法满足庞大的权贵和豪强阶层（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届时国家在权贵豪强们的裹挟下，势必引发对外扩张。

作为后发展国家，像俾斯麦改革后的德国以及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单纯经济改革而不搞政治改革，不解决地主阶级，其结果就是势必通过战争向国外转移国内经济（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所以，坚持“永远不称霸”的新中国，绝不会犯这个错误。

我们在过去两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先扫黑再土改，通过这两轮劳动力和土地红利的释放，带动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让实现了站起来和富起来的两步走。

如今，我们也将在新一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将实现强起来的第三步和伟大复兴。

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一场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