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精日”分子的前辈最后都什么下场

中国有“精日”分子的事，不是一天两天了。

虽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穿着侵华日军的行头，在抗日英烈用生命守护过的地方公然挑衅，这种出头鸟该打就是要打，该警示就是要警示。

很多人吐槽，中国历史上总有一些“卖国贼” “汉奸” “精日”，从来没断过。

但历史也告诉过我们，对于屈膝投降的“汉奸” “卖国贼”，我们从来不手软。无论是当年的，还是后来的新中国，对于“汉奸”的惩处立场一致，绝不姑息。

今天，我们就梳理下“精日”分子的前辈们，民国时期八大“汉奸”下场如何。

历史不是用来消遣的，历史能警示当下。

一、王克敏：北洋军阀的财神爷

王克敏在汉奸界颇有声望。

汉奸头子汪精卫1940年才下水，而王克敏1937年就做起了汉奸。他原籍中国浙江杭县（今余杭），生于广东，清末拿到举人的身份。当这个资历混中国官场没什么前途，他索性到法国旅游，结交了一堆金融大亨，成为联系法国金融界的关键人物。

回国后，王克敏的这种人生投资很快收获了成效，袁世凯、王士珍、曹锟当政，都让王克敏掌控，同时兼任中国银行总裁和盐务署的督办，真是北洋名副其实的“钱袋子”。王克敏长期混迹于北方政坛，或虚或实的官职捞了不少，但终归不是头面人物。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人就想着在华北沦陷区建立伪政权，本来是没王克敏什么事儿的。谁料想原定的吴佩孚、曹汝霖、靳云鹏都不愿意当汉奸头子，而王克敏则来者不拒，欣然接受了领衔组建汉奸的提议。日本人都吃了一惊，王克敏资历不够，哪能当“汉奸头子”，一时也是骑虎难下，只能让他作为实际负责人，做不了“领袖”。

1937年12月14日，王克敏等一群汉奸，在北平成立“临时”，先后任伪中华民国临时行政委员长和汉奸组织“新民会”会长、伪中华民国联合主任委员、汪伪国民华北政务委员长兼内务总署督办、汪伪国民委员等职。

下场：抗日战争胜利后，以汉奸罪被逮捕。1945年12月25日在狱中畏罪自杀。

二、陈璧君：夫唱妇随的女汉奸

陈璧君的事儿讲起来让人唏嘘。她本是汪精卫的老婆，和汪精卫两个人本来是人人敬仰的一对革命情侣，没想到后来成了一对“汉奸夫妻”。

陈璧君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乔治市（今槟城），祖籍广东新会。1907年，认识了风华正茂的革命青年汪精卫，双双入了同盟会。后来，不仅随汪精卫到日本留学，还陪伴自己丈夫回北京执行暗杀摄政王的秘密使命。1912年5月，满清被退推翻，这对革命儿女正式宣布结婚。讲到这里，这两口子的故事真是可歌可泣的革命青年的典范。

抗战后，画风就完全变了。

汪精卫受不了在内被蒋介石排挤，一怒之下发了“艳电”当了汉奸。陈璧君对老公一向支持，这回也跟着汪精卫一起组建伪，叛国投敌，成为汪逆汉奸集团的重要成员。为了取媚于日本，她甚至抛出观点说“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 “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

下场：抗日战争胜利后，陈璧君于1945年9月12日被国民逮捕，以汉奸罪判无期徒刑，终身监禁。新中国成立后也没放过她，继续关押。1959年6月17日病死上海监狱医院，年69岁。

三、李士群：一再反骨的特工王

李士群号称汪伪的特工王，他建立起直属日本特高课管的“76号”特务组织，专门针对“军统”的“锄奸队”。

李士群1905年生，浙江遂昌人。他早年也是一名上海大学毕业的知识青年，后来加入。大革命失败后，曾留学苏联，肄业于东方大学，也属于重点培养的骨干人员。1928年回国，以记者身份从事地下活动。

只可惜，他在1932年被中统特务逮捕，忍受不了酷刑逼供，自首叛变。一看抓到一条大鱼，就将他收编为情报人员，担任国民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士群一看风向不对，又叛变了，投靠日本人。1938年逃至香港，投靠日本人，后回上海为日本侵略者做情报特务工作，拉起了直属日本特高课管的“76号”特务组织。跟“军统”的“锄奸队”针锋相对，轰轰烈类在上海滩搞对抗。

李士群把军统上海区的整个组织都破获掉，让戴笠对李士群愤恨至极，却又无可奈何。李士群一度担任南京汪伪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部长、江苏省主席，可谓权势滔天。就连汪精卫、周佛海都对他忌惮三分。

下场：1943年9月11日，李士群因为汪伪高层与日本宪兵的矛盾，而被特高课毒死。

四、殷汝耕：内的亲日派代表

殷汝耕也是浙江人。从资历上说，他早年曾加入“同盟会”，跟随黄兴参加辛亥革命，属于同盟会元老级的人物。1904年曾到日本留学，娶了个日本女子为妻，一直在党内担任与日本军政界联络员的角色。

蒋介石得势后，殷汝耕投靠蒋介石。蒋介石去日本东京，经常带着殷汝耕作为随从翻译。1933年，日军大举进攻长城沿线的主要隘口，矛头从东北直指华北平原。

作为亲日派的殷汝耕，代表国民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基本满足日军进占华北省市的要求。

殷汝耕不顾自己政要的身份，一心想要投靠日本人当“汉奸”。1935年11月，殷汝耕在通州发表脱离国民政权宣言，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公开打出其叛国“自治的旗号，成为伪满洲国之后的第二个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汉奸傀儡政权。

汪伪政权成立后，殷汝耕担任伪“全国经济特派委员”、伪“治理运河筹备处主任”、伪“治理运河工程局局长”等职。

下场：1945年日军投降后，殷汝耕被空运押解到南京，以叛国罪被处死刑。

五、梁鸿志：世家出身的文化汉奸

梁鸿志出身官宦世家。他是清末两江总督梁章钜的曾孙，他们家在福州也属于名声显赫的大家族，没想到出了个大汉奸。

梁鸿志自身很有学问，曾入京师大学堂学习。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四夷朝贡图》，就是梁鸿志发掘出来的。他也因此慧眼识宝，把这幅图卖给日本人大赚30万银元，拿去投资房地产。梁鸿志一直有官瘾，在民国政坛不断投机，以文采担任秘书。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动下，在上海组织维新，并担任伪行政院长，踏入了汉奸的路。汪伪成立后，他出任监察院院长，但一直被日本人监视。

下场：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执行枪决。

六、周佛海：离奇曲折的叛徒生涯

周佛海的一生颇为传奇，即使在传奇辈出的民国时代，他的经历都不会辱没“传奇”二字。

1897年出生的周佛海早年留学日本，曾经是早期领导人。他曾是一大代表，1921年在嘉兴南湖的那次开天辟地的会议，他就是参与人之一。本来，周佛海在党内的地位非常高，他可是一大的代理书记。

没想到，刚开完会他就叛变了。“一大”后，他脱党而去，成为蒋介石里的一名大员。在抗战爆发后，还担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宣传部部长等职。只可惜，叛变会上瘾。1938年，他跟随汪精卫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纵览财政、警政大权、储备银行等大权，还培植特务组织。

就是这么一个罕见的“两党叛徒”，在抗战胜利后竟然没有被判处死刑。原因说起来，更是让人唏嘘不已。原来，他在1943年就秘密加入了戴笠统领的“军统”组织，成为了军统的一名高级间谍，又叛变回到了蒋介石阵营。

下场：1948年2月28日，被判无期徒刑的周佛海因心脏病发作暴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七、陈公博：北大高才生的没落

陈公博祖籍福建，生于广州，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高才生，也是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青年。

1921年，“一大”召开，陈公博作为共产党广州支部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可惜，他跟周佛海一样，会一开完就开始不听指挥，公然搞起了分裂。1925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来的陈公博转投阵营，受到汪精卫的赏识与器重，平步青云。抗战爆发后，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汪精卫伪政权的第二号大汉奸。1944年，汪精卫在日本一命呜呼。陈公博继承汪精卫身前之职，任伪国民代主席。

下场：抗战胜利后，本来逃亡日本的陈公博被押解回国，以“通敌谋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陈公博尸体拉回上海埋葬，不敢立墓碑。

八、汪精卫：革命志士的一步踏空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他的事情稍微对近代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他本来是国民革命涌现的一名青年代表，曾获得番禺县试第一名，考取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费生，赴日留学。

汪精卫是同盟会的元老级人物，一直追随着孙中山，曾被认为是孙中山的“接班人”，党内地位很高。只可惜在与蒋介石的斗争中，逐渐失势，屈居蒋介石身后为内的“二号人物”。

汪精卫不甘心斗争失败，就在抗战爆发后，决定投靠日本人与蒋介石决裂。本来作为蒋介石在内的对手，还能获得一些人的同情，一旦迈上了汉奸投敌的路。任凭汪精卫如何英俊潇洒、遭受多少委屈，都全部清零，站到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

内的高层对汪精卫颇多非议，陈立夫就直截了当说汪精卫“书生难成大事”。就连汪精卫身边的死忠陈公博，也对汪精卫的性格看不上，汪精卫一遇到困难就躲，一躲就想逃避出国，扛不了事儿。

下场：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死，终年62岁。

多看看历史吧！那些“精日”分子的前辈，民国时代的“汉奸”们，要么被以“叛国罪”处死，要么被日本主子毒死，要么莫名其妙暴毙而亡，死后连个墓碑都不敢立，能有什么好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