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粹主义

很多人都十分关心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和勃兴。以“人民”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和以人民的名义施政的，能否给处于困难时期的民主主义者带来新的希望？民粹主义是否能把我们从监督式民主正在经历的理想和制度的双重衰败中解救出来？国际知名的政治学家约翰·基恩（John Keane）教授于12月10日-18日访问北京大学并发表系列演讲。本文是基恩教授的第二次演讲，着重谈论他对“新民粹主义”的理解和解读。

 民粹主义的精神

毫无疑问很多信仰民主的学者，记者和评论员都被民粹主义所吸引了，这些当下不知所措的民主主义者成为了民粹主义的附庸。还有比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对政治寡头和金融寡头展开公开斗争更民主的政治运动吗？民主是一种建立在人民授权基础之上的生活方式吗？民粹主义的药方对解决议会制民主存在的问题是否有效？许多学者对于这些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

简·杰隆卡（Jan Zielonka）指出当代的民主政体中有太多的国家认为自己实行的是一种代表了被忽视群众的开明统治。乌尔里克·居罗特（Ulrike Guérot）认为在一个人民政治态度淡漠，机会均等无从谈起的年代，我们不应该为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勃兴感到意外。Wolfgang Merkel则把当代民粹主义描述成一种“无权者的反叛”，认为这是温和左派没有妥善解决好分配问题所导致的一种后果。

克里斯托巴尔·罗维拉·考特瓦瑟（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认为民粹主义并不只是民主制度不能有效回应反民主势力挑战的后果，随着那些未经选举的机构影响力与日俱增，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和金钱对选举结果的操纵，民粹主义成为了一种不确定、不正当的对现有政治体制的回应，这种回应会对民主制度的本身和其赖以生存的体制机制造成破坏。

孟德斯鸠看来，民粹主义是一种拟态民主政治。“人民”好似一个拥有天赐超自然天赋的造物主，在一个想象中的人民共同体的名义下，民粹主义的内在逻辑实际上摧毁了建立在平等原则上的分权民主。

在约翰基恩教授看来，虽然历史证明民粹主义可以带来某些意想不到的积极地结果和改变，但民粹主义政治的内在逻辑和其政治口号的本质就是平民化，其政治实践和实际影响都是通过对分权民主进行蚕食和破坏而实现的。

俞可平教授认为，民粹主义总是演化成一种极端的平民主义。这种观察无疑是准确的，民粹主义和煽动性的政治领袖往往纵容民众对独立媒体，专家知识分子，司法机关和其他权力监督机构进行冲击。

民粹主义者往往沉浸于这样一种领土心态中，喜欢把本国人民的民族国家意识与全球化及多边合作机制等外部影响对立起来。

民粹主义是民主历史中一种周期性的特征。它总是精准地展现了曾经的民主人士为反抗民粹主义对民主的侵蚀所作出的努力。1945年以后出现的监督式民主，其使命就是为了解决诸如法西斯和其他极权主义封闭型政体在虚构的人民的民义下滥用权力的问题。然而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事情表明民粹主义作为一个历史问题已经卷土重来，监督式民主对于这种逆袭显得有些无能为力。新民粹主义者试图将历史回溯到民主还是一个简单概念的时代，即人民才是统治者的主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民粹主义盗用人民的名义，能在短时间大范围内演变为一种摧毁权力监督机制的群众运动。民粹主义语境下的人民概念仿佛一个若隐若现的幽灵，时而掌控一切，时而踪影全无。

 左翼民粹

民粹主义真的在严重威胁监督民主吗？一部分具有历史意识的民主主义者认为当今大规模泛滥的民粹主义浪潮会逐渐消退。

然而，迈克尔·卡辛(Michael Kazin)注意到，民粹主义的逻辑导致了惊人的结果，但是只有为数不多的分析家和民主卫士尝试去分析民粹主义的斗争策略。对民粹主义者进行政治让步是十分危险的行为。这可能会促成合作，但这种合作往往以伪善的相互指控和完全的政治失败收尾。这也是为什么历史学家们提醒我们，民粹主义野心家的政治对手往往都用激进的手段对其进行限制，正如19世纪晚期俄国的情况一样，民粹主义者的公共诉求和政治动员被以暴力和非民主的方式扼杀。

比利时学者尚塔尔.墨菲确信存在着其他的方式来应对特朗普带来的政治危机和野蛮生长的民粹主义，这是一种新型的政治形式，能把人们从正在崩塌的自由主义民主的大厦中拯救出来。墨菲在她的关于人民主权的著作中把这种政治形式称为新型左翼民粹政治。墨菲的政治思想从美学和政治的角度对日益边缘化和对现实不满中左翼知识分子很有吸引力。墨菲用来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主要论点就是，在新型左翼民粹主义下，政治权利是不被垄断的。她认为为了应对当今的反民主形势，左翼民粹是一种可行的政治形式。她的结论是，左翼民粹是对抗右翼民粹的唯一方式。墨菲认为，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是通过凝聚人民力量的政治动员来保卫和扩大民主。人们应该停止讲哲学式的“大道理”，通过开展阵地战的方式把社会分成两个阵营以支持受压迫者对当权者的反抗。

基恩教授对墨菲的批判并不仅只是因为她对民主的历史缺乏了解，更重要的是她对监督式民主的视而不见和她对肤浅的人民主权原则的怀念。墨菲把民主简单的看做是一种策略和工具，用来应对和“敌人”之间的竞争。在她看来，民主就是一种会导致暴力的权力冲突，而政治的意义则是避免使世界滑向难以驾驭的危险的“自然状态”。在这种“自然状态”中，人类的生活变得孤独、贫穷、肮脏、野蛮和短暂。尽管墨菲的左翼民粹主义观点承认了“威权民粹主义”的危险，但这并不能真正地扭转她的论点，与其他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一样，墨菲的理论也和那些具有政治破坏性的病态行为联系在一起。这让她的理论蒙上了一层阴影。

除此之外，墨菲的理论中经常被忽略的一点就是她把民粹主义当成一种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她把社会中的人同质地分成相互对立的腐败精英和纯粹人民，用“政治的”的观点来衡量一切。这种粗暴的把民粹主义理解为一种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无疑是错误的。只在限定的范围内讨论一些议题，认为民粹主义的不同形式与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差别类似，这样很容易导致寓于不同形式民粹主义内部的病态特征遭到忽略。

 病态特征

民粹主义最明显的一个病态特征就是对政治领袖的依赖。这个特征经常使得民粹主义运行过程中对于煽动性言论惊人需求遭到忽视。政治领袖通过一种和人民的邪恶契约，使自己化身为现实中人民的代表。在民粹主义的语境下，人民的解放不可能是人民自己的功劳，民粹主义和替代主义是一对双胞胎。左翼民粹虽然放弃了那套诉诸神明的说辞，但它同样需要塑造一个能够动员“人民”的领导人成为“人民”的化身，以确认和定义谁是人民。

民粹主义是一种人民崇拜，是腹语术，通过隐藏的表象，让凌驾于普通群众之上的政治领袖们兴奋不已。那些被煽动后决定追随领袖的人得到的是来自领袖精心设计的礼物，以换取他们的绝对服从。民粹主义是一种奇怪的民主倒退，是21世纪的、世俗化的“国王的两个身体”的翻版，即认为统治者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是全体人民的化身。然而，与“国王的两个身体”不同的是，今天的民粹主义在伟大领袖去世或下台时，并没有针对继承问题的无缝解决方案。

民粹主义是什么？简.维尔纳穆勒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认为民粹主义是头脑简单的表现，对矛盾心理、复杂性和多元主义充满了敌意。民粹主义者崇尚一元论，对于制度化的“需求—反馈”型政治毫无兴趣。在这种逻辑的驱动下，民粹主义者肆意破坏制衡机制，摧毁监督和限制公权力的组织机构，很多野心家的本来面目在这些行动中暴露无疑，即使当选总统，他们对权力的渴望也不会得到满足。

民粹主义政治是霍布斯式的狭隘的、自我伤害的政治形式，是一种争取盟友和击败对手的斗争。出于战略上的考量，民粹主义通常会与高层政治势力结盟。尽管民粹主义及其支持者都在高谈阔论赋予“人民”权利，但民粹主义暗含了一种古老的政治规则，即需要盟友，而盟友的忠诚则是他们得到善待的保障。

众所周知，特朗普关于“排水沼泽”的竞选演讲实际上是在为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的中饱私囊开脱，但左翼民粹主义也遵循着同样的规则。以“人民”的名义，它实际上做了所有民粹主义做过的事：创造了一个富有的寡头阶层。这种“内部分肥”的逻辑证实了古希腊民主实践者的怀疑，他们使用了 “dēmokrateo”一词来描述煽动者如何以个人的名义统治人民，同时与富有而有权势的贵族联手扼杀了民主。

还有一种内在矛盾困扰着党同伐异的民粹主义。在实践中，民粹主义不仅滋生了新的寡头；它以“人民”的名义开展斗争，事实上人为地制造了“人民“与那些被定义为“偏差者”、“异议者”和“分歧者”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墨菲的左翼民粹主义理论：没有一个“他们“作为敌人，就没有一个”我们“作为人民。墨菲绝不会说哪些特定的群体将被排除在她的左翼民粹主义之外，比如大企业家、超级富豪银行家、官僚，亦或是新自由主义者。墨菲清楚这样一份详细的黑名单会吓坏左翼民粹潜在的支持者，所以她总是对此三缄其口。但很明显，墨菲对“民主”的信仰与她在政治上排除和孤立是矛盾的。这一矛盾在民粹主义的逻辑中根深蒂固：要积聚起一个权力源泉和竞争对手进行持续的斗争，民粹主义者通常需要猛烈攻击那些被他们定义为“异己”的人。

在这一系列讨论这一现象的文章中，詹纳-沃纳穆勒引用了一段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中的言论：“唯一重要的是人民的统一，因为其他人没有任何意义。”这种思维使得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民粹主义者都几无例外的迷恋暴力或者渴望暴力，并且把这种暴力倾向看作是人类的本性之一。最需要指出的是，民粹主义对那些被认为是毫无价值的“人民”之外的群体的蔑视的，必然会导致暴力冲突。

墨菲对暴力的美学迷恋也符合同样的模式。在她一篇鲜为人知的文章里，她这样写道:“同样的运动，将人类聚集在一起，共同追求相同的目标，这是造成人们对立的根源。”竞争和暴力不是进行交换的外部条件，而是永远存在的可能性……暴力是无法根除的。”墨菲的这一信念与其他民粹主义者在领土问题上的倾向一致。他们喜欢边界，支持更严苛的签证和移民规则，并乐于谈论“国家主权”。在这一点上，墨菲在某些时候似乎对此提出了异议。她说，她更倾向于在欧洲层面强调更多的“民主”，但事实证明，她的“进步左翼民粹主义”隐含了一种领土意识。

 怎么办？

出于不同的原因，许多政治学者们大都团结一致，反对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

在我们的时代，“民主启蒙运动”无疑是一种迫切的需要。民主的启蒙运动是民主再次自我完善的努力和尝试。但是，“协商式民主”的愿景与解决方案之于民粹主义和它的病态特征并不十分有效。

假设“民主的本质”是“审慎的深思熟虑，而不是投票、利益聚合、宪法权利，甚至是自治”，民主就被简化为“真正的深思熟虑”，或者“在非胁迫的情况下，沟通引导人们进行偏好表达的要求”。这种从审慎民主主义者的角度对民主本质展开的思考存在着很多弱点。审慎民主主义者对民主历史的认知和对自身所处的监督民主时代的认知都是十分浅薄的。他们对小规模面对面的民主协商会议的偏好，回避了关于协商讨论的规模和适用性等棘手的技术层面的问题，包括微观层面的方案是否可以在国家、地区和全球范围加以复制。审慎的民主人士倾向于低估和忽略协商民主面临的技术层面的挑战，他们把这些挑战看作是试点实验中的人为因素。此外，既得利益集团所持有的否决权的重要性也被低估了。“理性”一词应有的争议性特征并没有被体现出来。

总之，我们可以说，“协商民主”的整个愿景都是怀旧的。在哈贝马斯的工作中，深思熟虑的民主人士是秘密的希腊人。他们认为民主是典型的集会民主，是“参与民主”，他们忽视了法院、媒体平台和其他权力监督机构的规范性和策略性意义，并且普遍忽视了无处不在的选举和其他形式的代表制对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

那么这些分析的结果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对民粹主义病态特征的批判，对“协商民主”的弱点以及“左翼民粹主义”的缺陷的警惕，应该迫使所有的民主人士去追问核心的政治问题，以找出更为可行的民主替代方案。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性任务，不仅是要想象一种不会受到民粹主义侵蚀的民主政治形式，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在政治上超越民粹主义，使民主能够再次实现自我完善，换句话说，通过发明一种冒险的新型民主政治来加强监督民主，这种民主政治的果实不会被巧舌如簧的政治领袖和他们所奉承的“人民”所掠夺。至少，这不仅意味着更多的公民参与公共生活，还意味着发明新的监督民主形式。

这种民主形式呼吁重建有约束力的体制机制以限制不负责任的法团和国家权力，建立低碳环保的能源体制，为渴望参与政治，尊重自由公平选举的公民建设一个更加珍视平等的社会，欢迎媒体和言论的多样性，鼓励把不同社会群体中的个人视为合作伙伴，陌生人、同事和朋友，而不是把他们当做“敌人”，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合作。民主政治是一种把人民主权原则民主化的政治。人们不需要弯腰敬拜一个虚构的“人民”。民主政治关心所有有血有肉且生活行为习惯高度异质性的人。因此，它摒弃摧毁权力监督制度的冲动，拒绝将某些社会群体贴上“非人民”的标签，不会以暴力和驱逐的方式威胁他们，更不会僭越神圣的“主权”边界。

我们所需要的是更多的监督民主，这是一种以谦卑、公平的态度来重新分配权力、财富和生活机会的政治形式，它可以深刻地揭露民粹主义的冒牌民主本质。在1945年以后一段不长的时间段中，这种政治经济再分配以“进步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名义进行。在即将到来的艰难时刻，我们应该给这种新的进步政治赋予什么普世的名称呢？为什么我们不把它叫做“民主”呢？

本文根据约翰·基恩在北京大学管理学院讲座的原文摘译，北大政治学（微信号：PKURCCP）特别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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