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对西域统治的辉煌与悲怆(3)
永元十四年(102)班超回洛阳，接替班超任西域都护的乃一贯从事征伐的任尚。交接前，任尚曾求教班超，班超说他：“性严急”，并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在少数民族地区，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己”但任尚颇不以为然，说：“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8骄横的任尚，根本听不进班超离任时对他的恳切劝告，严酷暴虐，施政不当，西域人民反对任尚的暴政，从而酿成动乱。公元106年，朝廷调回任尚，由段禧接任都护，段禧与西域长史赵博率军驻守它乾城，西域副校尉梁慬因成城小，劝说龟兹王白霸与汉军共同防守龟兹，白霸将段禧等及汉军人众迎入城同防守。引起国人强烈不满，龟兹吏民并叛其王，与温宿、姑墨数万士卒围攻龟兹，后事变虽已平定，但由于东汉朝廷开始就对西域采放弃态度，一些保守顽固的大臣一直引此为据，喋喋不休。少数有识之士，坚持主张维护汉武开创大业，统一西域，北轩匈奴，确保河西安全。这两派斗争时有起落，朝廷的决策也反反复复，由于东政权腐朽倾向越来越突出，内部矛盾尖锐，国力衰弱，所以放弃西域退守玉门的主张，也就越来越占上风。永初元（107）年六月，汉安帝下诏罢西域都护，招回伊吾、柳中屯田吏士。这是二绝。
中原与西域二绝后，北匈奴残部以乌孙等地为基地，仍然不断侵扰西域，甚至袭扰河西地区。为了确保河西的安全，公元119年，敦煌太守曹宗建议朝廷出兵伊吾，以招抚西域。安帝同意，于是当年派敦煌长史索班率领千余人出屯伊吾，车师、鄯善等望风归附。第二年，索班为匈奴所杀，一些大臣要求“闭玉门关，遂弃西域”，但敦煌太守曹宗坚持要求出击匈奴，复通西域。当时执政的邓太后支持这个建议，但西域道远费巨，且无必胜把握。于是招班超之子班勇询问。在西域长大，熟谙西域情况，颇具父风的班勇，在朝廷会议上指出当汉明帝时期西域内附后，“匈奴远遁，边境得安”，而西域绝后“北虏遂谴责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值，严以期会”。匈奴不仅要西域诸国以马畜等贡献，而且还要追偿都护统辖期间积欠的财物。野蛮的奴役，沉重的压榨，使得西域各地，“皆怀愤怨，思乐事汉”，班勇深切了解西域各地心向中原的热烈愿望，所以西域发生事端，他不象一般官僚那样，厉声斥之为“背叛”，而是认为朝廷官员“牧养失宜”，也就是施政不当所致。班勇还指出“今通西域则虏执之势弱，虏之势弱则为患微”，如“西域归匈奴，……则因西域租入之饶，兵马之众，以扰动中国缘边，是为富仇雠之财，增暴夷之势也”，而“西域之人无它求索”，若“拘屯戍之费”，必将造成“中国之费不止千亿”的局面。9通过据理力争，延光二（123）年，东汉以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五百出屯柳中。
可是这时东汉政权内部倾轧不已，事变层出不穷。为了镇压羌人起义，十余年来，府帑空竭，兵疲财尽，连班勇提出的“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西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阗心胆”那样有限的计划也无法实现，只能“复敦煌郡营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后当匈奴裹胁车师骚扰河西四郡时，闭玉门阳关之论，复又喧哗而起，幸敦煌太守张珰、尚书陈忠等上疏，坚持主张统一西域，才使班勇的前议没有流产。张珰上书说，他在京师“亦以为西域宜弃，今亲践其土地，乃知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10张珰到敦煌了解边情后，提出了比较中肯的方略：上策是出兵摧毁盘踞西域的匈奴势力，和北正面作战；中策是按计划有步骤的向西进展，先置司马率五百士卒出屯柳中；下策是退守玉门。陈忠支持张挡的主张，进一步指出放弃西域“则虏财贿益增，胆势益殖，威临南羌，与之交连。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訾之费发矣”。他进一步指出“议者但念西域绝远，恤之烦费，不见先世苦心勤劳之意。方今边境守御之具不精，内郡武卫之备不修，敦煌孤危，远来告急，复不辅助，内无以慰劳吏民，外无以威示百蛮。蹙国减土，经有明诫”11。经过朝议，安帝采纳了张珰的中策，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以这样一支微弱的兵力，走出玉门，手开西域的局面，不仅持反对意见的权贵摇头嗤笑，班勇自己亦不敢抱有奢望。他率军屯柳中，只不过在玉门关外建立前哨卜地，确保河西四郡而已。但形势的发展，远远超出他的估计，第二年鄯善归附，龟兹王白英率姑墨、温宿负荆投首，在西域各地有力的支持下，班勇率西域各国步骑万余人，在车师前王庭击败匈奴伊蠡王，恢复车师前部，在短时期内，顺利打开西域的局面。从此班勇在柳中屯田积谷，为进一步开拓西域建立了稳固的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