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音乐,这个城市如此优雅
伦敦摄政公园中,布里顿室内歌剧《旋螺丝》正在演出。
伦敦是欧洲最大的城市,也是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音乐生活丰富多彩。我于6月踏上英国音乐之旅,探访伦敦、英国当代作曲家布里顿在奥尔德堡的红屋故居,参加格林德伯恩歌剧节。 “耳”不暇接的伦敦
皇家歌剧院演出的威尔第歌剧《法斯塔夫》剧照
先说“高大上”——地处市中心柯文特花园的皇家歌剧院,是闻名世界的几大歌剧院之一,无论是指挥、乐队、卡司(演员),还是制作团队,均是一流。我在那里聆听了四部歌剧:瓦格纳《罗恩格林》、莫扎特《唐乔万尼》、普契尼《波希米亚人》、威尔第《法斯塔夫》。《罗恩格林》由当红明星指挥尼尔森斯执棒,男主角由世界乐坛独一无二的德国男高音Vogt主演。演出极其精彩,音响效果奇佳。《法斯塔夫》由威尔士男中音特菲尔主演,形神兼备,活灵活现。除了演出阵容,印象最深的是,这四部经典歌剧都是新颖的大制作,给人以别开生面、生机勃勃、妙趣横生的享受。传统歌剧已经上演了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如何出奇制胜,给观众以新鲜感,已成为当今歌剧演出的重中之重,这对目前方兴未艾的中国歌剧的探索和实践不无启发。
在伦敦(乃至欧洲的音乐重镇),歌剧演出是至高的音乐享受,不仅门票贵,而且观众大都盛装出席、仪表端庄。皇家歌剧院配有高档宽敞的餐厅,演出前一个多小时,已有不少观众在那里品美酒尝美食、交流攀谈,一派时尚的社交场面。音乐演出由此又拉动了经济消费,还提供了高档的社交机会,可谓“一箭三雕”。
皇家歌剧院的餐厅
几天后的又一次观剧经历,让我更是感慨良多。那是在伦敦的摄政公园,那里有一个“歌剧艺术”露天舞台,每年夏季上演多部歌剧。今年演出了四部,都是当代音乐家创作的作品。我观赏的那晚,上演的是英国当代作曲家布里顿的室内歌剧《旋螺丝》。室内性质的歌剧放在露天舞台演出,本身就是个创新。更让我目瞪口呆的是,当我走进“歌剧艺术”的大门,恍惚间误以为走错了地方——一派绿草如茵、古树参天的田野间,人们着装五彩缤纷,三五成群围成一桌聚餐,场面热闹温馨,像是在度假胜地野餐;另一边是连成一大片的露天酒吧,许多人在品葡萄酒、喝饮料、吃甜食,悠闲自得。原来这些都是露天剧场的观众,他们显然比皇家歌剧院的观众随意多了,穿T恤便服的比比皆是。穿过这个区域,才是演出的露天剧场——在一片绿树环抱的区域搭建露天舞台,自然美景与演出舞台融为一体。进场时,有不少观众还带着没有喝完的酒、饮料和美食,有的甚至拎着装满食品的篮子和小冰箱进场,似乎要把外面的欢乐也一起带进剧场里。然而,一到演出正式开始,近两千名观众马上安静下来,全神贯注欣赏演出。
后来,当我在专门演出室内乐的威格摩尔音乐厅欣赏弦乐四重奏音乐会、在伦敦西区女王陛下剧院欣赏音乐剧《剧院魅影》、在卡多根音乐厅欣赏朱克曼夏季音乐会、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欣赏弗雷的《安魂曲》……不管剧院规模差距有多大,演出内容有多么不同,有一点是相同的,这些剧院和音乐厅都配有相当规模和气派的餐厅,听音乐会、看歌剧和音乐剧,已成为老百姓的日常社交活动,也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正因此,当地的演出市场才会如此兴盛和发达。
西蒙·拉特(中)在泰特现代美术馆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出。
不仅如此,伦敦的演出甚至还扩展到其他领域的公共场所。在我到达伦敦的第三天,刚刚卸任柏林爱乐乐团音乐总监还不到一周的西蒙·拉特,居然在收藏展览当代美术作品的泰特现代美术馆,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出。音乐会上演了当代法国作曲家梅西安《我等待死亡的复活》和德国作曲家施托克豪森《为三个管弦乐队而作的音群》。演出形式新颖独特,有门票进内场的观众全部站立观赏;买不到门票的观众,可以在美术馆二楼的天桥上远距离观赏。美术馆的工作人员也都“近水楼台”地打开自己办公室的窗户,探头欣赏。在演奏施托克豪森的作品时,场内搭建了三个舞台,有三个指挥(另两位指挥是西蒙·拉特的助手)。演出中,西蒙·拉特亲自对作品进行讲解、导赏,便于观众理解。演出中,观众可以随意走动和拍照。原以为这样的先锋作品音乐会,观众一定以专业人士为主,场面也许会颇为冷清,想不到内场门票早已告罄,外场天桥上也站满观众,现场大部分是普罗大众(这从他们的衣着、表情和神态上可以看出),他们聆听非常专注,每演完一部作品,即大声鼓掌叫好,气氛热烈。此情此景,令我动容。 第四“B”的著名红屋 布里顿在奥尔德堡的红屋故居
此次英国之旅的第二站,是布里顿在奥尔德堡的红屋故居。布里顿是20世纪著名的英国作曲家,1957年起,他在距离伦敦东北100英里的海滨城市——奥尔德堡的西北郊,与英国男高音皮尔斯同居于一处红屋,直至去世。红屋名叫“峭壁屋”(Crag House)位于街东侧,背朝大海,据说是“奥尔德堡最安全的立身之地”。奥尔德堡的红屋成为布里顿最为著名的故居。
我们一早从伦敦出发,原本最多两个小时的路程,因为道路陈旧、限速等原因,居然一路颠簸了四个多小时,寻寻觅觅,才好不容易在奥尔德堡偏僻的乡间找到那处红屋。
红屋,顾名思义就是红色的屋子。其实,在其周围有不少这样的红屋,布里顿的故居在路旁有一处不很醒目的指示牌。红屋外很幽静,鸟语花香,庭院深深,确实很适合布里顿在此静心创作,他的一些重要作品就是诞生在红屋里。他的故居主要分三处:日常居室、工作室和博物馆(从建筑形式来看,可能是新建的)。
数百年来,英国少有世界级的作曲家,因此,人们对于布里顿这样举世闻名的作曲家尤为重视,尊为国宝,甚至认为布里顿是继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之后的第四“B”。在布里顿博物馆,一进门就能见到这样的提示。位于奥尔德堡西郊外的斯内普啤酒屋(Snape Maltings),是布里顿生前艺术活动的主要场地,著名的奥尔德堡音乐和艺术节于每年6月在这里举办。
是盛大派对,还是歌剧演出?凡歌剧爱好者都知道,在英国有一个闻名世界的格林德伯恩歌剧节,市面上也有大量该歌剧节出版的唱片资料。其实,它就在伦敦以南54英里的刘易斯附近。像拜罗伊特一样,这里只有在每年的夏天才举办歌剧节。我们到达的那天,上演的是德彪西《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该剧由伦敦爱乐乐团演奏,新秀Robin Ticciati指挥,Stefan Herheim导演。此剧最大的特色——舞台布景的设计,即是歌剧院旁的那间“管风琴室”,可谓是神来之笔,是独一无二的“格林德伯恩版”。
格林德伯恩歌剧院仿佛是一座置身于广袤农庄和花园中的歌剧院,其环境之优美雅静,几乎可以与英国的丘吉尔山庄相媲美。所有来此观赏歌剧的观众都是驾车而来,男士大都西装领结,女士盛装出席,气质不凡,仿佛英国前朝贵族从天而降,其盛况与拜罗伊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开演前一个多小时,就有不少观众在剧院周围绿草如茵的花园聚餐,中场休息时,场面更为浩大壮观,极目远望,星星点点,团团簇簇,或举家聚餐,或三五好友相聚交谈,中场休息时间长达一个半小时,这时长或许可以申请中场休息的吉尼斯纪录了。恍惚间,让人不禁迷惑自己是身处盛大派对中,还是在观看歌剧演出。
格林德伯恩歌剧节中场休息时人们聚餐。
文| 任海杰
伦敦是欧洲最大的城市,也是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音乐生活丰富多彩。我于6月踏上英国音乐之旅,探访伦敦、英国当代作曲家布里顿在奥尔德堡的红屋故居,参加格林德伯恩歌剧节。 “耳”不暇接的伦敦
皇家歌剧院演出的威尔第歌剧《法斯塔夫》剧照
先说“高大上”——地处市中心柯文特花园的皇家歌剧院,是闻名世界的几大歌剧院之一,无论是指挥、乐队、卡司(演员),还是制作团队,均是一流。我在那里聆听了四部歌剧:瓦格纳《罗恩格林》、莫扎特《唐乔万尼》、普契尼《波希米亚人》、威尔第《法斯塔夫》。《罗恩格林》由当红明星指挥尼尔森斯执棒,男主角由世界乐坛独一无二的德国男高音Vogt主演。演出极其精彩,音响效果奇佳。《法斯塔夫》由威尔士男中音特菲尔主演,形神兼备,活灵活现。除了演出阵容,印象最深的是,这四部经典歌剧都是新颖的大制作,给人以别开生面、生机勃勃、妙趣横生的享受。传统歌剧已经上演了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如何出奇制胜,给观众以新鲜感,已成为当今歌剧演出的重中之重,这对目前方兴未艾的中国歌剧的探索和实践不无启发。
在伦敦(乃至欧洲的音乐重镇),歌剧演出是至高的音乐享受,不仅门票贵,而且观众大都盛装出席、仪表端庄。皇家歌剧院配有高档宽敞的餐厅,演出前一个多小时,已有不少观众在那里品美酒尝美食、交流攀谈,一派时尚的社交场面。音乐演出由此又拉动了经济消费,还提供了高档的社交机会,可谓“一箭三雕”。
皇家歌剧院的餐厅
几天后的又一次观剧经历,让我更是感慨良多。那是在伦敦的摄政公园,那里有一个“歌剧艺术”露天舞台,每年夏季上演多部歌剧。今年演出了四部,都是当代音乐家创作的作品。我观赏的那晚,上演的是英国当代作曲家布里顿的室内歌剧《旋螺丝》。室内性质的歌剧放在露天舞台演出,本身就是个创新。更让我目瞪口呆的是,当我走进“歌剧艺术”的大门,恍惚间误以为走错了地方——一派绿草如茵、古树参天的田野间,人们着装五彩缤纷,三五成群围成一桌聚餐,场面热闹温馨,像是在度假胜地野餐;另一边是连成一大片的露天酒吧,许多人在品葡萄酒、喝饮料、吃甜食,悠闲自得。原来这些都是露天剧场的观众,他们显然比皇家歌剧院的观众随意多了,穿T恤便服的比比皆是。穿过这个区域,才是演出的露天剧场——在一片绿树环抱的区域搭建露天舞台,自然美景与演出舞台融为一体。进场时,有不少观众还带着没有喝完的酒、饮料和美食,有的甚至拎着装满食品的篮子和小冰箱进场,似乎要把外面的欢乐也一起带进剧场里。然而,一到演出正式开始,近两千名观众马上安静下来,全神贯注欣赏演出。
后来,当我在专门演出室内乐的威格摩尔音乐厅欣赏弦乐四重奏音乐会、在伦敦西区女王陛下剧院欣赏音乐剧《剧院魅影》、在卡多根音乐厅欣赏朱克曼夏季音乐会、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欣赏弗雷的《安魂曲》……不管剧院规模差距有多大,演出内容有多么不同,有一点是相同的,这些剧院和音乐厅都配有相当规模和气派的餐厅,听音乐会、看歌剧和音乐剧,已成为老百姓的日常社交活动,也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正因此,当地的演出市场才会如此兴盛和发达。
西蒙·拉特(中)在泰特现代美术馆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出。
不仅如此,伦敦的演出甚至还扩展到其他领域的公共场所。在我到达伦敦的第三天,刚刚卸任柏林爱乐乐团音乐总监还不到一周的西蒙·拉特,居然在收藏展览当代美术作品的泰特现代美术馆,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出。音乐会上演了当代法国作曲家梅西安《我等待死亡的复活》和德国作曲家施托克豪森《为三个管弦乐队而作的音群》。演出形式新颖独特,有门票进内场的观众全部站立观赏;买不到门票的观众,可以在美术馆二楼的天桥上远距离观赏。美术馆的工作人员也都“近水楼台”地打开自己办公室的窗户,探头欣赏。在演奏施托克豪森的作品时,场内搭建了三个舞台,有三个指挥(另两位指挥是西蒙·拉特的助手)。演出中,西蒙·拉特亲自对作品进行讲解、导赏,便于观众理解。演出中,观众可以随意走动和拍照。原以为这样的先锋作品音乐会,观众一定以专业人士为主,场面也许会颇为冷清,想不到内场门票早已告罄,外场天桥上也站满观众,现场大部分是普罗大众(这从他们的衣着、表情和神态上可以看出),他们聆听非常专注,每演完一部作品,即大声鼓掌叫好,气氛热烈。此情此景,令我动容。 第四“B”的著名红屋 布里顿在奥尔德堡的红屋故居
此次英国之旅的第二站,是布里顿在奥尔德堡的红屋故居。布里顿是20世纪著名的英国作曲家,1957年起,他在距离伦敦东北100英里的海滨城市——奥尔德堡的西北郊,与英国男高音皮尔斯同居于一处红屋,直至去世。红屋名叫“峭壁屋”(Crag House)位于街东侧,背朝大海,据说是“奥尔德堡最安全的立身之地”。奥尔德堡的红屋成为布里顿最为著名的故居。
我们一早从伦敦出发,原本最多两个小时的路程,因为道路陈旧、限速等原因,居然一路颠簸了四个多小时,寻寻觅觅,才好不容易在奥尔德堡偏僻的乡间找到那处红屋。
红屋,顾名思义就是红色的屋子。其实,在其周围有不少这样的红屋,布里顿的故居在路旁有一处不很醒目的指示牌。红屋外很幽静,鸟语花香,庭院深深,确实很适合布里顿在此静心创作,他的一些重要作品就是诞生在红屋里。他的故居主要分三处:日常居室、工作室和博物馆(从建筑形式来看,可能是新建的)。
数百年来,英国少有世界级的作曲家,因此,人们对于布里顿这样举世闻名的作曲家尤为重视,尊为国宝,甚至认为布里顿是继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之后的第四“B”。在布里顿博物馆,一进门就能见到这样的提示。位于奥尔德堡西郊外的斯内普啤酒屋(Snape Maltings),是布里顿生前艺术活动的主要场地,著名的奥尔德堡音乐和艺术节于每年6月在这里举办。
是盛大派对,还是歌剧演出?凡歌剧爱好者都知道,在英国有一个闻名世界的格林德伯恩歌剧节,市面上也有大量该歌剧节出版的唱片资料。其实,它就在伦敦以南54英里的刘易斯附近。像拜罗伊特一样,这里只有在每年的夏天才举办歌剧节。我们到达的那天,上演的是德彪西《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该剧由伦敦爱乐乐团演奏,新秀Robin Ticciati指挥,Stefan Herheim导演。此剧最大的特色——舞台布景的设计,即是歌剧院旁的那间“管风琴室”,可谓是神来之笔,是独一无二的“格林德伯恩版”。
格林德伯恩歌剧院仿佛是一座置身于广袤农庄和花园中的歌剧院,其环境之优美雅静,几乎可以与英国的丘吉尔山庄相媲美。所有来此观赏歌剧的观众都是驾车而来,男士大都西装领结,女士盛装出席,气质不凡,仿佛英国前朝贵族从天而降,其盛况与拜罗伊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开演前一个多小时,就有不少观众在剧院周围绿草如茵的花园聚餐,中场休息时,场面更为浩大壮观,极目远望,星星点点,团团簇簇,或举家聚餐,或三五好友相聚交谈,中场休息时间长达一个半小时,这时长或许可以申请中场休息的吉尼斯纪录了。恍惚间,让人不禁迷惑自己是身处盛大派对中,还是在观看歌剧演出。
格林德伯恩歌剧节中场休息时人们聚餐。
文| 任海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