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何以成为中国大学之巅

西南联合大学前后共存在8年多，这样一所临时组建的“短命”大学，却大师云集、人才辈出，创造出了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模式，维系着的文化血脉。

编者按：

2017年11月1日，西南联合大学建校8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潘际銮（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南联大机械系1944级）、杨振宁（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西南联大物理系1938级）等37位校友与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出席。一时，这所有“中国最牛大学”之美誉的大学再度进入公众关注的视野。

历史上，西南联合大学前后共存在8年多，但却以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恢弘气象，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的空前盛况，成为人们心目中理想大学的典范。

今天“冰读”刊发由孙刚成、曲歌两位学者撰写的研究文章，希望与诸君一起探究西南联大，特别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能够登上中国大学之巅背后的深层原因。

撰文 | 孙刚成、曲歌

在战争时期,总会涌现出许多不凡的人物或事迹,此时的教育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也可能成为奇迹。因为战争而产生，并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西南联合大学就是一个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迹。

▲长沙临大同学南徙途中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被迫南迁,迁徙过程中,先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的名义在长沙组建;一学期以后,由于战争向南推进的原因继续迁徙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 ( 包括其前身长沙临大) 成立于1937年8月,于1946年5月宣告结束,前后历时八年多。在办学期间,全校共有5个学院,26个学系,两个专修科( 电讯和师范) 和一个先修班。

到1946年联大结束为止,先后在联大执教的教授有290余人,副教授48人。前后在校学生约8000人,毕业的本科生、专科生和研究生共3882人。

恰恰是这样一所临时组建的“短命”大学,大师云集,人才辈出,创造出了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模式,维系着的文化血脉。

在短短8年多的办学过程中,西南联大为中国培养出众多一流的人才,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

▲西南联大校门

除此之外,23位为两弹一星做出杰出贡献的专家中8位是西南联大的师生,还有许多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等优秀人才,在西南联大生活学习过。

在1948年,中国研究院公布的81名院士中,联大有25名,占32. 4% 。1955年, 中国科学院公布的470名学部委员( 院士) ,联大师生有118名,占39. 8% 。

世界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就称赞西南联大可与牛津、剑桥、哈佛相媲美。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约翰·依色雷尔曾经说过:

“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好的教育方式,培养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

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西南联大,使其能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成为中国大学之巅的呢?

三校融合的碰撞与协同

“在抗战期间,以‘联合’为名的大学为数不少,但大多是‘联而不合’,不到几年便不欢而散。只有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组合而成的西南联大,能维持到八年多,并且在这八年多时间里结下最深厚的友谊、奠定了长期合作的基础。”

西南联大三校的融合是内在学术精神取向统一的协调,也是兼容并包之下个性不变的碰撞与生成。

▲西南联大学子在简陋的教室中上课

西南联大虽说以“联合大学”为名,但它既不是“独联体”,也不属于“合并办学”。

总的来说, 联大在院系设置、办学经费、文凭、聘书发放等方面有合并的成分,而在教师招聘、设置办事处等方面三校又有着各自独立的成分。

郑天挺先生曾回忆:

联大成立后,三校不再单独招生。三校学生均为联大学生,联大学生均为三校校友。三校学生学号仍旧,但按校名分别加P、T、N字于前, 以避免重复。联大学生用A字。但四种符号对内外全无差别。三校在昆明各设办事处,各有其校务会议,各有其院长、系主任和教务长、秘书长。三校教授由三校自聘,通知联大加聘、排课、发薪。三校旧生的注册、选课和毕业,由三校决定。而三校各校研究所,招收研究生,不属联大范围。

这较为全面地体现了联大的联合与兼容。

从联合办学的角度来讲,西南联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在继承三校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融合了三校原有的精神、制度和资源,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北京大学一直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精神,学术自由的氛围使得学者受到充分的尊重,学生们也可以相对自由地进行学习。

蒋梦麟先生任校长以后,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主张。

▲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

清华大学受到了欧美“自由教育”思想的影响,提倡“通才教育”,主张全面加强基础教育。

而作为三所大学中唯一一所私立学校的南开大学,以人员精干,工作效率高为特色,并提倡勤俭治学。同时,南开大学也比较重视研究社会实际。

因此,我们可以说北京大学是“自由”的,清华大学是“民主”的, 南开大学是“活泼”的。这三校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不管是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还是张伯苓,这几位校长在教育上的看法都存在很强的相通之处,他们都提倡“通才教育”,“民主管理”,“教授治校”等。

西南联大正是以此为基础,在追求自由、民主、科学的过程中,将三校原有的传统进行了内在的融汇与升华,形成了以“精神独立,学术自由,以人为本, 兼容并包”为核心价值的文化精神。

正如《西南联大纪念碑》上所写的: “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一所一流大学的核心是它的精神内涵,可以说,西南联大的办学理念的核心就是“兼容并包”,只有坚守正确的教育理念,自此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才能经受起时间的考验,培养出一流的人才。

原生态的学院制

在世界教育上处于领先地位的牛津、剑桥大学以“学院制”闻名中外。“学院制”最大限度地孕育出教师与学生以学术为重的学风,培养出众多优秀的人才。

西南联大虽然没有能够去创造学院制的奇迹,但是,因为客观条件限制导致的学生和教师相邻而住或同在一建筑内住宿,以及不同专业学生混住的客观现实,不经意间创造了一种原生态的学院制氛围。

西南联大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不论对于老师还是学生而言,教学条件、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

联大在西迁入滇后,经费奇缺,办学硬件设备十分缺乏,校舍多为借用或租用当地的房屋,摆上一些桌椅就是教室。

▲在简陋图书馆里学习的西南联大学子

住宿的地方更是十分简陋, 多数宿舍没有床,就用纸箱拼凑作为睡榻,箱子同时做书柜和衣柜使用,既加固了床铺,又节省了空间。

因为房间数量极其有限,学校无法做到按专业或其他划分方式来统一分配住宿,因此,往往是不同专业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学习和生活在一起。

教师住所经常紧邻学生宿舍区,甚至会安排很多教师和学生住在同一栋建筑里面。这种受条件限制无奈的安排,恰恰为师生交流、生生交流或集体讨论等活动创造了条件。

除了上课时间的交流,师生之间还可以在课余随时随处进行交谈,讨论问题,可以说教师与学生同吃同住,师生教学与生活混为一体。

正是这种由于条件限制而出现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状况,使师生无论在课中课余, 时时处处皆有交流讨论激辩学术的机遇,而且耳濡目染的潜在影响达到了最大化。

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经常促膝而坐在一起平等学习交流新材料、新问题。

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这正是原生态的学院制的真实写照。

另外,联大的教授学者大多都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著名教授,很多人具有留学经历,具有文理兼修、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特点,学术造诣很高。

▲西南联大部分教授合影：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左起。前排为梁、林子女）

早期联大的学生则多为北大、清华、南开的肄业生,之后的学生也因为竞争激烈属于非常优秀的学生,整体学生素质较高,学生的质量在全国范围内位列前茅。

再加上联大实行“教授治校”的管理方式充分发扬了学术民主。置身于这种师生融洽共处、唯学术至上的氛围之中,这些优秀师生自然就使联大成为了学术自由激辩和新观点竞相争鸣的乐土,而拥有坚定学术追求的师生们也相应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

一流大学是知识传承的地方,更是学术人才养成和知识创新的地方,必须以学术为本。

西南联大正是本着这样的理念,将不同研究领域、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与学生聚集在一起。为了学术而不断争论,只有通过争论,学术才能发展。

西南联大就这样不经意地营造出了一种高度自由与充满碰撞机会的良好学术氛围,教师与学生的智慧与思想不断发生美丽的碰撞,实现无边界的融合,激发出无限的实践与探索精神。

这种原生态的学院制达到了合作、合并,理工交叉,文理渗透,多学科并举,中西文化合璧的效果,同时也达到了高水平大学的基本格局。

▲西南联大因资金问题变卖了原先的铁皮屋顶，改为茅草屋顶

好的学术氛围在于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一进学校就能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 自觉地进行学术研究,西南联大很好地诠释了什么是好的学术氛围,她为学术发展营造了优良宽松的环境,很好地保证了学术研究的自由。

天高皇帝远的高度自由与自治

西南联大偏居祖国西南边陲,当时既无战争困扰,又属“天高皇帝远”、过问偏少的贫困落后地区,对西南联大的办学自主权干预甚少;

更值得庆幸的是,时任云南省长龙云极其支持与关照西南联大的发展,所以,西南联大既有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又有很好的地方政策和一定的物质支持,为其营造高度自由与自治的学术环境赢得了得天独厚的保障。

从这一角度上看,西南联大真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从内部环境来看,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三位校长最为突出的办学理念就是对高度的学术自由与自治的追求和践行。

在他们看来,自由主要指的是学术自由,主要包括教师聘任的自由、教师选择教学内容和方法的自由以及学校招生的自由; 微观层面主要表现为学生学什么,老师教什么,怎样学以及怎样教的自由。

梅贻琦在办学方面始终坚持：

“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子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 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

学术思想的活力在于交流,在于学术论争,在于不同学术思想的碰撞,她是学术进步的基本保障和核心需要。

▲原清华校长梅贻琦

联大充分继承和发扬了三校的学术民主精神,充分创造了自由的学术氛围,使得教师和学生能够真正为了学术而做学问,并因此产生了许多新思想,创造出许多新的科技发明等。

作为大学,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对其良性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梅贻琦先生曾说过: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也,有‘大师’之谓也。”

西南联大在坚持学术自由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了三校的优良传统,在联合办学的过程中全面推行以“教授治校”为核心的民主管理制度,形成了特有的、校务和教授会制度。

因为教授们自己在研究学术、追求学术,所以知道如何做才真正对学术发展有利,他们制定的规章制度可以说是最有利于促进学术发展及学校学术地位提高的。

而这一制度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它具有科学性、民主性和灵活性,给予了大学无限的发展空间。

周培源先生曾经说过:

“学校是一个搞学问的场所,而学术活动的特色乃是它的独创和革新、它的追求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和尊重实际的科学态度。”

▲教育家、中国第一代物理学家周培源

联大的“大师”并不是“评比”出来的,也不是按照学历、职称来聘用的,而是依据公认的学术水平,根据其能力而“聘用”的。

在这种平等、民主、和谐、无私利驱动的环境下,西南联大真正把教师招聘、招生等方面的自治权利用得恰到好处。

教师和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特长来进行教与学的活动,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优势, 提高学习效果; 同时,也能使学生得到个性发展而不是统一的规划发展。

在联大里,自由研究、自由讨论是教育的主要方法,尊重个性、尊重人格是教育的主要目标。在联大里,没有强迫,只有循循善诱,没有盲从,只有坚定的信仰。

桃花源中独有的安宁

西南联大在昆明偏居一隅,远离战争,远离国家的干预,这种良好的外部环境很好地保障了她的学术自由与自治。

在这种外部环境和学术自由与自治制度联合构建的良好氛围中,西南联大的教师与学生能够静心研讨纯粹的学术,陶冶智慧人生,在“桃花源”中静心读书。

▲联大师生欢送参军抗日的同学

西南联大的师生充满了爱国热情,也有着传统的革命精神。他们把追求国家富强当作自己的理想,把民族的整体崛起看作是个人幸福的基础, 把形成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当作完善自我的目标。

张曼苓概括道：

“西南联大师生们有一个总体情结,也可以说是‘南渡情结’。他们‘万里长征, 辞却五朝宫阙’,含着深重的国恨家仇,为国教书和读书于昆明。无论他们有保存民族文化之命脉,有寻求现代化科技以强国力,有倡呼民主以促进社会进步,还有直接投军去筑血肉长城的种种不同,那段在昆明的生活成为一代知识分子共分国忧的大人生。”

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言:

“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视学术创造为安身立命的重要方式,忧患世事的人间情怀,自由洒脱,大关执行的文化气质。”

留在西南联大读书学习的师生是纯粹为了做学问,追求学术而学习的,他们已经拥有了坚定的学术信念或信仰。

但是,共同的追求不代表整齐划一,实际上他们对于人生的选择各不相同,在言谈举止之间一个个都体现出不拘小节、特立独行的人格差异和魅力。

▲西南联大学生宿舍

联大的教师集教学与科研于一身,学术造诣深,同时具有强烈的责任心与敬业精神。

比如说联大的教授周培源等,由于空袭的原因居住在郊区,离学校很远。

为了提高同学们的学习效果,不辞数小时的辛苦跋涉,将3学分的课程坚持按每周三次来进行授课,坚决不采用连续数小时的集中授课方式,受到同学们的爱戴。

又如外文系的教授吴宓,反对照本宣科,授课风格独特。在讲课时,他将自己全身心融入作品之中,营造出极富感染力的氛围。

这样的教师在联大比比皆是。联大的教师本着对学术负责的态度,虽已名扬天下,却从不满足于现状,力求精益求精,不断完善自己的学术体系。

联大教师严谨治学的态度也深深地感染了联大的学子,他们多数是靠着自己坚强的毅力和拼搏获得继续求学的机会的。为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机会,他们抓紧一切时间学习,非常认真刻苦。

由于战争的原因,他们不可能获得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但是,同学们都十分自律,尽量将宿舍变成安静的自习室,有的同学也会去茶馆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