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制度管人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特别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之中，而社会要规范运作，必须靠制度来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又是在制度当中生活。而制度包括自律与他律两个方面。自律包括自警、自省、自励，就是慎独，这是一种内在的因素。而我们讲的用制度管人，更准确一点说，主要是讲他律，就是要用制度来管人，用社会的力量、规范的作用来约束自己的言行。一个人具有了很强的自律意识，他律也能做得好，倘若没有很强的自律意识，如果有了健全完善的外在制度来约束，即使有一些不检点的行为，也会促使你在规矩之下行动，不至于违章越规。

邓小平同志历来重视制度建设问题。他在《党和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他认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于人”。由此可见，在我国改革开发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把“人的管理”与“制度建设”摆在十分突出的战略位置。

制度，是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它作为一种客观成果，一经形成，就会对人们的思想、作风产生巨大的影响，并起着强制的威慑的作用，是一种硬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建设在人的管理中更带有根本性，如普遍适用性和强制性、相对稳定性、长期性和连续性、明确性和操作性。同时，制度又是一个标杆和尺度，它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能够有所遵循，从而对某些不自觉、素质差的人形成一种约束，对个别以身试法、铤而走险者，让其受到法律的惩处，受到纪律制度的制裁。

在现代管理的诸要素中，具备一定素质的人，是诸要素中最活跃的、唯一起主导作用的要素。人的要素不同于作为管理客体的其它要素，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本身单纯作为劳动力的存在来看，也是自然对象，是物，不过是活的有意识的物，而劳动本身则是这种力的物质表现”。因此，只有把人的要素作为根本，才能依靠被管理的人，去组织协调物的要素和其他管理要素。那么人既然是管理中的首要因素，就存在着在管理中如何规范和制约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问题。社会的管理、单位的管理、工作中的管理、人的管理，主要靠制定法纪、制度、公约等。精明的领导者都是善用制度管人的人。

人是活的有思想、有意识、有情感的物。人的主动性、创造性，都可以在一定程度内突破时空的界限，可以改变不利的自然条件和工作条件，去达到我们所预定的目标。可见，人的主观能动性是相当大的。比如，在相同的制度下，有的人能够成为遵章守纪、成绩显著的模范，有的人则把制度视为一种“摆设”，不能按照制度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违规违纪，堕落成性。由此，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人没有事业心，没有责任感，没有自觉性，就很难去自觉遵守制度。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制，要加强管理，注重制度建设。制度建设重在于“治”，思想教育重在于“防”。思想教育是一种软约束，是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思想教育如果做得好，不仅能够使人们自觉地遵守制度的规定，甚至可以弥补制度的某些漏洞和不完善之处。实践证明，邓小平“制度管人”的法治理论，是“依法治国”的“法宝”。我们要把集团的各项工作做好，就必须按照“制度管人”的理论，加强和完善制度建设，规范自己的行为，做到人人都能有章可循，有章必行。

“人管人得罪人，只有用制度管人，才能真正管好人”。一个单位工作的好坏，队伍有没有战斗力、凝聚力，能否做到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项制度是否配套完善，制度执行得如何。因此，必须搞好制度建设的几个层面，形成梯次，使各项制度相互配套，形成全面、统一的整体功能，做到用制度管人、管事，用制度激励、调动人的积极因素。所以，要管理好人，就应该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一手抓“制度管人”,一手抓教育育人。只有坚持教与管的有机统一和协调，就能够使各项建设步入良性运作的轨道，促进和推动事业的发展。制度建设是实现现代管理工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在一定意义上说，制度相当于管理工作中的“法”。每个企业、每个单位都应有这个“法”。所以，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以制度加以硬约束，这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关键。做到了这一点，就能营造出一个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良性竞争氛围，达到管理的目的。

制度是人制定的，需要人去执行。要使制度能顺利贯彻实施，一方面，要维护制度的严肃性。要落实在规章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管是什么人，只要发生违规行为，就必须按章处理。另一方面，要建立激励机制。我们都生活在一个物质的社会，每一个人都需要一定的物质来满足自己的生命和生活需要。因此，要在用规章制度去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同时，还必须有激励力量。只要做到了有“法”可依，就可以避免人为、人治因素的主观随意性，使我们的各项工作稳步开展，并步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