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魔的宦海沉浮
在他16岁那年，带着诗稿来到了长安，直接去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拜访局长顾况，当时的局长顾况原本不大想见他，但听说他是个地方基层干部的孩子，大老远跑来长安，算了，见就见吧，于是皱着眉把他叫进了办公室。
局长顾况坐在办公桌前，问他：“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白居易。”
顾况嘴角微微上扬，用戏谑的口吻看着他：“长安米贵，居大不易。”
白居易天资聪颖，话外音怎么能听不出来？但，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站在一旁，顾况随手翻阅他带来的诗稿，这一翻，嘴角上扬的角度开始变小，连带着戏谑的口吻也变了，他感慨道：“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局长顾况就这样被白居易征服，彻底成为了白居易的忠实粉丝，往后局长大人逢人就赞白居易的诗文，很快，在主流媒体的支持与传播下，白居易年少成名，成为了京城炙手可热的诗人，并且拥有了众多真爱粉。
而征服了局长顾况的诗句便是我们最为熟悉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唐朝没有网，但也是个抢人气拼流量的时代，诗人众多，白居易理应在自己爆红时整合手里的资源让自己彻底红一把，然目前的状态，并不是他的理想出路，除了顾况以外，白居易没有得到更为强有力的引荐，于是白居易开了个新闻发布会：感谢各位支持，我要回家乡继续学习积累，沉淀自我，今天起暂别诗坛。
所有人为之哗然，也有真爱粉为他点赞并高呼：“等你归来！”
十二年后，白居易回来了，并且是以新科进士的身份重新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这一年白居易29岁，算是个人生赢家。
这一年的白居易，也正式地踏入了仕途。
白居易第一个供职的地方是秘书省，任校书郎，相当于现在国家新闻出版总局的校对，与大多数公务员一样，白居易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待了六年多。
公元806年，白居易前往盩庢县主管治安，没过一年，他便又被调回长安，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还没等白居易完全适应，在公元808年，又下任职文件：白居易被正式任命为左拾遗。
这个职位看着不大，七八品而已，在京城高官云集的地方，确实只能算是个芝麻官，但这个芝麻官却又有着不能被忽略的地位：第一他要经常跟皇帝接触；第二他的工作是对皇帝的工作进行查漏补缺，如果用一个游戏名来概括的话，可以称之为“大家来找茬”。
当年的白居易是个耿直的boy，听闻宪宗不仅热爱文学，且还是他的忠实粉丝，据说是因为欣赏他的才华才提拔的他，与谢灵运不同，白居易是个“识好歹”的员工：既然上司信任我，重用我，那么，我一定要报答上司对我的知遇之恩，我要好好工作，我要把自己的才华在工作上发挥到极致。
白居易说到做到，在他任职期间，极尽言官之职：上书直言民间疾苦、谴责官员昏庸不作为、揭露官场黑暗，如著名的《卖炭翁》《观刈麦》等诗就是在这个阶段创作出来的；后来大概觉得上书直言没有起到他想要的效果，于是白居易数次当面指出宪宗的问题，弄得宪宗很没面子。
然而作为管理者，宪宗有一定的涵养，他跟丞相李降吐槽：“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白居易这个小子，是我提拔的他，竟然不把我放在眼里，成天挑我毛病，我真的是生气又无奈”。
可见，白居易在此时已经得罪了他的最高上司，好在同事对他不错，丞相李降劝慰宪宗：“他也是忠心一片，为了国家好，算了吧。”
白居易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已经招了上司的反感，或者他感觉到了，但是为了报答宪宗的知遇之恩，他的忠心仍然不减，方式也没有任何改变，仍旧如常一样上书劝谏。
其实在现在的职场，这样的情况也很常见：一个耿直的员工为公司做了很多事，但因为说话做事方式不够圆滑，常常惹得上司很烦，上司考虑到这个员工确实忠心一片，不忍多加苛责，于是又一直留在身边。
这种“我已经看你很不爽了，而你还在作”的感觉一直磨着宪宗的耐心，宪宗每见到白居易就倒吸一口，想着“他是忠心的，忍，忍，忍”，但是另一种声音又在心底不断地冒出来：“他挑战我，他挑战我，他挑战我……”
一直在忍的不是只有宪宗，还有朝廷里那些被白居易的诗歌戳中痛点的官员，如“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得罪了大唐税务局；如“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得罪了专权的宦官；如“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揭露了“宫市”的腐败……这些官员们觉得白居易再这样写下去，迟早出事，于是心照不宣地都想除掉这个在官场上不大讨喜的人。
作为最高管理者，宪宗除了对于白居易的态度有些不爽以外，重要的是觉得他在质疑自己的能力：你成天说这个不好，那个有问题，但你别忘了，你与他们一样，都是朕提拔起来的，你是想说朕用人有问题？看来，朕最大的问题就是提拔了你。
风平浪静地过去了一段时光，公元811年，白居易的母亲去世了，白居易回家守孝三年，当他重新回到长安时，却没有想到家人正常的生老病死给自己的命运带来了这么大的转折。
公元815年，朝廷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死亡，裴度受了重伤，但奇怪的是，这么大的事情竟然没有上热搜，所有人包括宪宗都表现得极为平静，案件一直压着不处理。
白居易觉得这太不寻常，于是上表要严缉凶手，把案件查得水落石出……然而朝廷里对这件事情依然不大关注，热搜稍微靠前，就被压了下去，白居易痛心疾首地再次上表。
此举激怒了宪宗以及在朝官员：没见过这么不识趣的人。
其实这在现在的职场里也很常见，大家心照不宣或者绝口不提的事情，总有人要不断提起，提一次当你不知情，提两次当你不识趣，第三次就想把你给除掉。
怎么除？
还是那个游戏：大家来找茬。
先是给白居易扣了一顶帽子：越职言事。
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为州刺史。
但这个处理结果还不够解气，很快就有一个叫王涯的人前来举报：白居易的母亲因赏花坠井，白居易竟然还写过“赏花”及“新井”诗，有害名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孝。
然而真相是白居易早有许多咏花之作，而依宋代的记录，新井诗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诗今已失传），可见此事不能构成罪名。
君命难为，此时无论真相是什么，白居易都无法改变他要被贬为江州司马的现实，白居易带着失望与痛苦离开了长安。
被贬为江州司马，是白居易一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以“兼济”为志，希望能做对国家人民有益的贡献；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了“独善其身”，虽仍有关怀人民群众的心，但表现出来的行动却早已没有过去的那般炽热。
或许白居易在那个时候懂得了所谓的职场规则，明白了职场里的心照不宣，更明白了何为“伴君如伴虎”，他在江州郁郁不得志，某天送客回去的路上，听见了琵琶声，于是与琵琶女有了一次短暂的闲聊，写下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千古名句。
在江州的那几年，白居易的心态渐渐变得很平和，大体上仍能恬然自处，曾在庐山香炉峰北建草堂，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游。
原以为这大概就是余生了，用佛系的心态度过这样郁郁不得志的余生，然而命运却总会在某个你想安定的时刻，骤然变化。
公元821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与他的父亲最初一样，穆总同样是白居易的粉丝，于是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
然而当时朝廷很乱，大臣之间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穆总作为最高上司，还不如宪宗，根本不听任何劝谏。此时的白居易早已明白了卷入职场斗争的危害，惹不起，躲得起，于是极力请求外放。
好在如愿，白居易在公元822年被任命为杭州刺史。
白居易内心那颗“达则兼济天下”的心再次炽热起来，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用以解决杭州人民的饮水问题。
当他看到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又排除重重阻力，修堤蓄积湖水，用来灌田，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法与注意事项，刻在湖边的石头上，以供后人参考。
离任前，白居易还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市政基金，用来作为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据说，这笔市政基金一直运作到黄巢之乱才不知去向。
往后的将近二十多年，白居易也没有过所谓的“岁月静好”，仍然是被朝廷调动着四处做官，但他为任职当地的百姓做了很多实在的好事，期间还写了大量的诗歌，被后人称之为“诗王”、“诗魔”，他用他的一生诠释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他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纵观白居易在宦海沉浮的一生，从少年得志到被诬陷贬谪江州，当早已无心政事时，又被朝廷重用，然而，无论是少年得志的辉煌，还是被贬江州的孤苦，白居易一直是个守得住初心的人，或者说他是个纯洁的人。
所谓纯洁，是经历了世事的艰辛、看遍了人生的冷暖，却依然能够保持内心的善良，依然能够感受到世间的美好，而在官场里，这份纯洁更加难能可贵。
从开始对官场规则的生疏，却不唯唯诺诺阿谀奉承，敢为真理冲上前去，有着那么一股“达则兼济天下”的热血；在经历了被诬陷被贬谪后，有着“穷则独善其身”的反思，内心虽凄苦，却从未冷掉那颗为国为民的心，从未漠视过世事，也从未消沉过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