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谦

1944年的孙谦

  孙谦，既是一位短篇小说家，又是一位多产的电影剧作家。他热爱风俗淳朴的北方农村，熟稔农民的思想性格。出版了两个短篇小说集《伤疤的故事》和《南山的灯》。他创作的八部电影文学剧本或与其他同志合写的电影文学剧本，几乎都是反映农村生活的，有着较为浓郁的乡土气息，有着一定的时代色彩。
1947年冬，孙谦奉调去东北电影制片厂当编剧。当时正值东北解放战争前夕，路途艰险，直到1948年5月他才抵达电影厂所在地——黑龙江省的鹤岗市。经过一年的学习与摸索，尝试与失败，终于初步掌握了电影编剧技巧，于1949年春写出了电影文学剧本《盐》。在这以前，孙谦只看过两三次电影，对编写电影剧本的知识，也甚为缺乏。这个电影剧本的写作取得了初步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他有着一定的革命生活积累和文学创作实践。
孙谦原名孙怀谦， 1920年4月4日生于山西省文水县南安村的一个劳动人民的清贫之家。当木匠的父亲愤慨于难以侍候顾客，决心积聚点钱供孙谦上学，希望他长大后不受人欺。但孙谦也仅仅念了四年小学，因家境日益艰难，只得走当地人谋生经商之路。父亲托人把他带到东北学商，只因他出身贫寒，无人肯引荐；这时又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局势混乱，他只得返晋。忙时务农，闲时习文。一些中国古典作品和旧小说，如《西游记》、《聊斋志异》和《七侠五义》等，成了孙谦的文学启蒙读本。

  1950年的孙谦
孙谦十六岁那年，领导的群众性抗日运动遍及山西的城市与乡村。孙谦出于爱国心，又为寻找就业机会，于1937年5月考入军官教导团当兵。这个教导团是当时领导的秘密抗日军事组织。抗战爆发后，孙谦又报考参加了青年抗日决死队，由战士历任班长、排长和副政治指导员等职务。1938年春，他被调到黄河剧社任导演。从这时候，孙谦正式踏上文艺创作的道路。在黄河剧社期间，孙谦开始接触中外进步文艺作品，扩大了眼界，增长了文艺知识。他读的第一个外国剧本，是高尔基的《在底层》；读的第一个现代长篇小说，是肖军的《八月的乡村》。由于当时能供黄河剧社演出的剧本奇缺，孙谦便为着配合一定的政治任务学习编写剧本。这是他以后从事编写剧本的发端。  1954年的孙谦

1939年，孙谦加入了。第二年秋天，他随黄河剧社到延安。他没能正式入“鲁艺”学习，却旁听了戏剧系和文学系的选修课。同时，又在工作之暇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各种中外文艺书籍，对提高文艺修养，颇有得益。1942年夏，他被调到一二○师战斗剧社任编辑股干事。同年冬被调回晋绥解放区，受晋绥文联委派，任保德县三区文化部长，并从事减租减息和征兵征粮等工作。孙谦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我们是这样回到队伍里来的》，写于这一年12月，发表于延安的《解放日报》上。
配合政治任务而写作，是孙谦当时创作的思想特点。1944年，他为配合解放区农村土地改革等运动，创作了秧歌剧《闹对了》、《闹嘴舌》、《红手帕》等作品，并由晋绥边区七月剧社演出。他与卢梦、胡正等合作编写的秧歌剧《王德锁减租》和《大家办合作》分别获得晋绥边区“七七七”文艺甲等奖和丙等奖。抗战胜利后，他又参加晋中平川的反奸反霸斗争，尔后又在崞县从事土改工作。这期间，孙谦创作的几篇短篇小说，如《村东十亩地》等，都积极地反映了土改时期的农村生活。就创作思想来说，他在为政治任务服务的创作道路上，又开始注意并表现农民思想性格里的复杂因素。这些小说虽然在艺术上尚未圆熟，但它的淳厚质朴，较为鲜明的地方色彩，已为人们所注目。
1949年夏，孙谦被调到北京电影局艺术（后改称电影剧本创作所），从此走上了专业编剧的道路，他以日益旺盛的创作热情，在建国初的电影剧本创作上取得比较丰硕的收获。从1949年至1957年，孙谦共创作了六部电影剧本，如《农家乐》（1949年，上影）、《陕北牧歌》（1950年，北影）、《葡萄熟了的时候》（1952年，长影）、《夏天的故事》（1955年，长影）。根据高琨同名小说改编的《谁是凶手》（1954年，上影）；根据他自己的小说《奇异的离婚故事》改编的《谁是被抛弃的人》（1956年，上影拍摄，但未公映）。此外，孙谦还与成荫合作写了电影剧本《未完的旅程》（1956年），并一起根据话剧《万水千山》改编了电影剧本《红军万岁》（1958年，上影、北影联合拍摄）。孙谦与林杉合作写了《丰收》（1952年，长影，获文化部电影奖丙等奖）。
在这七、八年间，可以看出他在电影创作上的一些特点。首先，他在创作上十分勤奋，是个多产的电影文学剧作家。尽管他长期在农村生活，对电影文学形式比较生疏，而他认识到电影创作的重大意义，边干边学，不断摸索，渐渐从不熟悉到比较熟悉，一个接一个地写出了一批电影文学剧本，还大都拍成了影片，在建国初期电影比较贫乏的情况下，孙谦的创作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从这些剧本的题材来看，大都以他较为熟悉的农村现实和革命历史为内容，扩大了新中国电影的题材，而且这些剧本都蕴含有一种内在的激情，热烈地讴歌农村的新变化和新的人物，记录着正处于变动期的农村生活发展的脚步。例如《葡萄熟了的时候》，通过周大妈种植的葡萄丰收而产生的一系列矛盾，揭示了工农联盟路线对于农村经济和生产发展的重要保障作用。在建国初期，这样的主题是有现实意义的。为了适应它的题材内容，孙谦又能用朴实的艺术形式来予以表现，矛盾线索单纯，情节发展却跌宕有致，整个调子明朗、欢快、洋溢着翻身得解放的农村的欢乐气氛。这些艺术特点也见于稍后创作的电影剧本《夏天的故事》。不同的是，后者着重描写农村新人，即初中毕业生田金生放弃高中入学，回村务农的故事。矛盾内容已涉及了阶级斗争的思想。孙谦这些电影剧本的现实性，表现农村新生活的热情，还是比较可取的。只是，当时孙谦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还比较狭隘，往往对生活的反映比较表面，人物形象的塑造尤为单薄，存在单纯宣传政策，图解政策的弱点。孙谦后来也曾认识到这一时期电影文学创作上的不足，决心要在创作上迈出新的一步。从他于1956年发表的小说《奇异的离婚故事》来看，这位作家已不停留在一般地配合任务，仅表面地去描绘农村的新人物新生活，他开始注意到现实生活某种复杂性和曲折性，注意到要艺术地揭示人物的灵魂。接着，他很快将小说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谁是被抛弃的人》，剧本相当尖锐地批判了一名进城后忘了本的干部。这在当时，的确是相当敏锐地捕捉到了资产阶级腐朽的思想作风对干部队伍的侵蚀。可是就在1958年，即孙谦被调到山西省文联从事专职创作的第二年，在长春电影创作会议上，他受到了批判。
但是，在1958年，孙谦依然满怀热情投入大跃进，除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如《大门开了》、《大红旗与小黑旗的故事》等，还创作了一个电影剧本《一天一夜》。这个剧本违背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只是一堆缺乏内在生活逻辑的喜事巧合。作家明朗的风格，也已改变为狂热的格调。这剧本是一个失败。
1959年开展反右倾运动，孙谦又受到再批判。《奇异的离婚故事》被定为“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的小说。这些使孙谦的创作积极性和对艺术探索的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挫伤。此后，他被调离专业电影编剧岗位。在1962年冬至1963年夏，孙谦带病深入农村生活，陆续创作了一批短篇小说、报告文学。
在孙谦的电影剧本创作中，具有较大特色和一定深度的，便是粉碎“四人帮”后他和马烽合作的《新来的县委书记》。这剧本于1979年由北影拍摄，片名改为《泪痕》（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和《大众电影》颁发的“百花奖”）。在这个剧本的创作上，孙谦恢复了自己的现实主义风格，明朗、朴实、诚挚、动人，重新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而且，孙谦对题材开掘较深，艺术地、真实地揭示了生活发展的趋向，有较强的时代感。剧本描写一个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朱克实与“四人帮”的“帮派人物”进行斗争的故事。由于朱克实重视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因而能团结同志，赢得群众支持，终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朱克实的艺术形象是我国电影创作上的一次新收获。从他的身上体现了我们党的许多基层干部的优秀品质，同时，创作者注意赋予他比较鲜明的个性色彩和人情味。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他也时时有内心的痛苦，感情的起伏，如他深夜独自静思的一场戏；他夜访群众的一场戏；他和疯女人孔妮娜多次接触、谈心的一些戏，都比较动人。对当时还束缚许多人头脑的“四人帮”那套“高、大、全”的流毒，是一次有力的冲击。从孙谦的第一个电影剧本到《新来的县委书记》已历时三十年，有经验也有教训。从创作道路来说，这个剧本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自然也是他的新的起点。
新中国成立后，孙谦多次被选入文艺领导机构供职，先后在第二、三、四次全国文代会上，被连选为中国作协、中国影协理事；从1963年起，并历任山西省作协分会及山西省文联副主席、山西省影协分会主席、山西省等职。
孙谦在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时说，他这个粗通文字的人，居然成为作家，为人民做了点有益的事，是由于党的培养。建国后，从批判教条主义，批判干预生活，批判写个人命运，直至“文化革命”，文艺界每次批判运动，孙谦都是批判的对象之一。但是他始终没有灰心丧气，而是认真地继续从事文艺创作，继续忠实于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   五十年代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