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民间“蔑称”的由来

据联合早报援引日本媒体消息，日本民主党政策调查会长细野志豪昨日在读卖电视台的时政节目表示，东京都前知事石原慎太郎将中国称为“ 支那”不对，但希望中国人以后不要骂日本为“小日本”。…[详细]

长期以来，“支那”一词让国人有强烈的生理反感，觉得这是侮辱中国的“集大成者”；另一面，“小日本”、“倭人”这类对日本（人）的蔑称在中国又寻常可见。探究这些称谓的历史，有助于我们理性地认识问题。

尽管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但“中国”这个名字却很年轻，在1912年之前，中国的正式名称从来没有叫过“中国”。日本由于与中国接触密切，也按照中国的朝代名来称呼中国，不像与中国接触少的西方国家，不管中国什么朝代，都一律称之为China。日本在隋朝时称中国“隋”，唐朝时称中国“唐”，所以有“遣隋使”、“遣唐使”。

而万事皆有源头，搞清“支那”一词有无侮辱中国的意思，需要先弄清“支那”最早出现在何时何地。

古时印度人称中国为cina，据说cina是来自“秦”的音译。古罗马称中国为Sinoa（见《旧约全书》），后来英文中的China和法文中的Chine，据说均来自这个语源。中国从印度引进梵文的佛经以后，因为懂得梵文的人太少，所以要把佛经译为汉文。高僧翻译梵文佛经时，按照音译把“cina”翻译成“支那”，现在中国的佛经中还是用“支那”这个词称呼中国。佛经从中国传到日本后，也把“支那”一词带入日本。

“支那”一词在日本真正流行起来，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事。随着日本的对外开放，外来语用也进入日本人的视野，在一般的民间报刊，会把中国称为“支那”，把“日清战争”称为“日支战争”，把中国话称为“支那语”。但是，日本在正式场合还是把中国称为“清国”或“大清帝国”，把甲午战争称为“日清战争”，把义和团事变称为“北清事变”。

由于发明“支那”这个词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自己，所以排除了日本人在最开始用“支那”主观上侮辱中国人的可能。 “支那”曾获得中国人的认可

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提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词（“支那亡国”是指明朝亡于清朝的那一年）；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这是后来同盟会党报《民报》的前身；梁启超也曾用“支那少年”作笔名；康有为次女康同璧也曾在诗中称“我是支那第一人”。

彼时，中国革命家有反抗清廷的需要，拒绝承认自己是“清国人”，所以借用在日本流行的“支那”称呼中国，不仅不觉贬义，反而有自豪感。如果日本人按照当时中国的正式国号“大清”，把中国人称为“大清人”，把中国话称为“大清语”，对于某些中国人来说，反而会感到被侮辱了。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有了一个新的正式称呼“中华民国”。但“中华民国”还不能代表中国全国，日本在一段时间内也没有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在这种情下，日本放弃“清国”的称呼转而用民间惯用的“支那”一词称呼中国。1913年7月日本明文规定：今后不论中国的国号如何变化，日本均以“支那”称呼中国。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这是中日关系恶化的起点。1919年的日本转接德国租界问题，又引起“五四”运动的反日热潮。当时爱国人士提出的一个抗日话题，就是日本称呼中国为“支那”，认为含有贬义。

不过在中国的再三抗议和敦促下，1932年日本终于承诺在公文中不再使用“支那”。一直到日本战败后，1946年日本向全国发出《关于回避使用支那称呼之事宜》的通告，此后“支那”这个词完全从日本的公文、教科书、报刊杂志中消失。此后这事逐渐被淡忘，直到1990年代以后，随著大陆反日情绪的升温，“支那”一词又被中国人回忆起来，作为日本侮辱中国人的罪行之一。现在日本的主要媒体看不到“支那”一词，但是一些日本右翼却不时挑起这个话题。在钓鱼岛争端爆发后，石原继续在公开场合说“支那”，引得中国爱国志士们气愤填膺。

“支那”一词不是日本人的发明，但是日本和中国都是使用会意汉字。日语中“支”有“末端”的意思，我们现在常说的“支部”、“支队”，就是直接从日本输入的辞汇；日语中“那”有“地方”的含义，所以你如果非要问“支那”在日语中有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末端的地方”。

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比如古代和近代中国，人们不会去注意“末端的地方”，而在另外的历史阶段——比如现在，人们却会注意到。正如在近代中国，汉语中的“美国”就是中国人对外国的褒称，含有“美丽（好）之国”的赞美之意，而现在中国人称“美国”不过是在呼喊一个国名而已。

同时，“支那”这两个文字符号在来历中不含有贬义，不代表它在语言活动过程中不会被人们逐渐赋予贬义。中国人对“支那”二字的生理性反感，既来自、教科书的宣传，也和“支那”被视作日本蔑视中国的一个典型象征有关。

维特根斯坦说得很透彻“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在当今中国人的语法中，“支那”就是作污蔑中国用 。从感情上来讲，中国经过长期的浴血奋战付出惨痛代价后，以战胜国的身份要求日本（尤其是日本右翼）不再使用这个象征性的会伤害中国人感情的词汇，是完全说得通的。

中国的绰号文化堪称世界之最。自古以来，东方独大的中国自以为“世界中心”、“天下第一”，就自称“中华”、“中国”、“上国”、“天朝大国”。以前中国把东方的异民族称为东夷（日本人、韩国人），把南方的异民族称为南蛮（东南亚人），把西方的异民族称为西戎（西亚人），把北方的异民族称为北狄（蒙古人）。中华和夷蛮国家的关系不是对等的，是上对下的朝贡关系。

“蛮”、“狄”、“戎”这些都是指“兽”或“虫”，惟独称日本为“夷”、“倭”，带个“人”字旁，使得当时景仰中国的日本人十分高兴，认为中国毕竟把自己当“人”看。…[详细]

在明代以前，“倭”属于中性而略具褒美意味，并不是一个侮辱性词汇。从元朝后期到明，中国东南沿海发生“倭寇”入侵的骚乱，这是中国人给“倭”带来了贬义的根本原因。正史中将“倭”和“寇”一起使用，是从《明史》开始的。《明史》的“倭寇”中的“寇”字，其实是动词，表示“侵犯”。

而“倭”本身，也并没有矮的意思。三国时期，日本列岛的邪马台国女王向魏国派遣使者，从曹操的曾孙少帝那里获得了“亲魏倭王”的金印。由此可见，原来是很普通没有恶意的用法，在某种使用情形下，就有了嫌恶的印象。“支那”和 “倭”都是如此。…[详细]

哪怕是现在，日本人在中国民间也常被呼作“日本鬼子”，日本在中国民间的常用称呼是“小日本”。叫“小日本”已经成为国人的习惯。从蒋介石、东北军阀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再到台湾作家柏杨、电视台主持人水均益、笑星赵本山、中长跑教练马俊仁、电影《小兵张嘎》中的“嘎子”，乃至５岁的幼童，都说“小日本”，更有报刊媒体、街头巷尾、黎民百姓、各色人等，集体无意识地不绝于耳、百说不厌、百写不繁的“小日本”。

“小日本”的名字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人对日本有所敬畏，但嘴上功夫依然强硬。1903年，留日生陈天华在《警世钟》说“小小日本不足道”。“小日本”，终于明显强烈地从一个汉民族英雄的口里说了出来，影响至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就是陈天华和宋教仁创办）

九一八后，吉林省德惠县抗日义勇军的战歌唱道：“提起了九一八啊，两眼泪哗哗；可恨那小日本儿啊，侵占我东北。”老师偷着告诉孩子，要是大个子中国人被打死，一车能装10个，日本兵个小，能装20个。伴随着日本侵略的深入和残暴，中国人一口一个“小日本”地怒骂，以此发泄内心的愤懑。

这种情感，任何一个中国人都能理解。这不仅仅是憎恨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也有讥讽日本之意：国土面积小、个头小（实际上日本年轻人的平均身高如今已经超过中国）。不管是因为憎恨还是讥讽，“小日本”的称呼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详细]

在1919年“五四”反日高潮中，1919年11月出版的王拱壁《东游挥汗录》是当时很有煽动性的代表杰作。现摘录一段如下：“倭近五十年来之外交真相，舍对华而外实无外交价值之可言。......报界及著作均用“支那”二字，公牍则舍中国民国二字之简，而用“支那共和国”五字之繁，是对我不但无国际敬礼，并不以国家视我也。是我中国民国成立八年而倭人尚不承认也。......”。

在上述文中，作者一方面抗议日本报刊用“支那”称中国是对中国人的侮辱，可是作者却在自己公开出版的书籍中称日本为“倭”、“倭人”。中国人既然明白自己听到“支那”这样的称呼心里不舒服，又何不能想到日本人听到“倭人”这种称呼心里也不会好受呢？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有权利叫日本民众“倭人”、“鬼子”、“小日本”，那是不是我们应该承认日本人也有同样的权利叫我们“支那人”呢？

不光是对日本，我们称印度人为“阿三”、称韩国人为“棒子”、称黑人为“黑鬼”，称俄罗斯人为“毛子”，过去称“黑五类”的子女是“黑崽子”，现在编造笑话歧视河南人，至今还有人叫南方人“南蛮子”，这些称呼也是因为别人和我们有仇？

在“侮辱”别人方面，至少要做到逻辑一致：要么“看重”这个事，你不许侮辱我，我也不会侮辱你；要么“轻视”这个事，我会侮辱你，但不会因你也侮辱我而气愤。总之，不能总有一种逻辑：我可以侮辱你，你不可以侮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