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姨金句，总有一句让你受益

图：刘仲敬

1, 对我来说，作品不是孤立的存在。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如果作者不是神明的称职工具，他的作品也就只是用过就可以扔掉的梯子或锤子。

2，孔子说“述而不作”，我想这个意思是“用普通学者的观点来重新解释经典，而不打算重新塑造传统”。我的意思大概如此，不会在现有的基础上重新创造一个不伦不类的新传统，我更想要在日耳曼和英国的传统来移植到中国，假定中国是一片沙漠，那么我希望通过我的工作，来让西方的理论移植到中国长出绿洲。这是我想要达到的效果。

3，历史著作有两种：单纯考据的历史；为政治哲学服务的历史。二者差异之大，不亚于乾嘉之学和义理之学。前一种著作针对文科的专业技术员，后一种著作针对公众或外行读者。

4 ,都说中国历史悠久，但是你仔细看，留下来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呢?曹公率八十万大军下江南，慷慨赋诗，然后左右文人一个一个发表演讲，讲出很多名垂青史的文章。这是个好文章的民族：史可法临死之前写了一篇悲壮文章，多尔衮劝降又写出一篇伟大文章……这些好文章组成了中国的历史。

5，认清自己的位置，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一切成败利钝交给上帝。

6，平等化通常以追求“自由的平等”为开端，可是一旦走错了路，就会演变为“奴役的平等”。然而，对中国人而言，这一切已经是既成事实。

7，价值意义上的平等是反文明的，花朵和野草一定要亲疏有别，参天大树和灌木丛一定要贵贱有别。我们不能忘记，大多数人类根本没有产生文明、只能学习外来文明。在已经存在的文明中，也只有极少数人有能力理解、更不用说创造其最高成就。大多数人只能选择，做园丁还是做破坏者。在迄今为止的大部分历史上，平等主义者是破坏者。他们的价值观进入主流，就是严冬来临和文明替代的预兆。

8，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大家一点儿都不平等。西方正典独占95%，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几个文明，加起来也只合那一个零头。所以在我心目中，多元文化论在事实层面和价值层面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当然比方说唐朝的时候，来了一个朝鲜人说，我们各文明是平等的，朝鲜文明是一支、越南文明是一支、日本文明是一支，突厥文明是一支，你们大唐文明也是一支。然后大唐人很礼貌地说，对，是这样的，多元文化，我们是平等的。但他很可能在心里说：亲爱的，我们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无论从深度上还是数量上，你有的我全有，我的很多东西你连知都不知道。西方也讲多元文化，意思是这里有一棵大树，从别的灌木丛里面摘几个果子，挂在我这个圣诞树上，多几个花样，好看些。情况就是这样的。

 9，宗教是文明最核心的DNA，但我们一般只从政治、经济角度看，对这一块是直接无视的。可以这么说，希伯莱传统在天主教统治时期是潜伏状态，经过新教改革浮出水面，成为主流动力，然后生长出近代一些新教国家，像荷兰、英国、美国。如果说今天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正统的话，这就是正统，但却是中国人最陌生的。因为中国人从本质上来讲比较世俗，不近神学。

10，我们大概是在90年代末以后，对真正能够称得上正典的东西稍微有点引进。 大致有三条线索吧――首先是犹太基督教传统。因为中国是无神论国家，而民间走的是人文主义路线(如1980年代的启蒙)，这两方面都不大待见宗教，导致陌生感和怪异感――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一条是日耳曼-撒克逊习惯法的传统，这实际上是当今世界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中国文明的晚期性质或者说没落性质恰恰体现于：它对实证主义以前的法律精神完全不能理解，哪怕是用比附的方式。零星的引进似乎并没有增进理解层次，只是胡乱地塞进了资料库，例如《撒克逊法鉴》和梅特兰的著作。一条是希腊—人文主义的线索。由于儒家本身就是世俗人文主义的路线，中国人对此最有亲和力。大部分引进都在这方面，但这只是西方比较外围的部分。

11，日本武士道讲气节，是有封建制度作支撑的。封建制度是部落的直接变形，代表文明的青春期。封建制度没有知识分子，只有骑士。骑士能够做到的，知识分子当然做不到。欧洲本来就是封建制度的产物，自由是骑士抵抗王权的产物，民主是全民分享贵族等级价值观和责任感的产物。日本是亚洲的日耳曼和撒克逊，具有天然的封建主义亲和力。

12，中国是土耳其和拜占庭的精神兄弟，属于德性败坏的晚期文明。太监和女人依靠诡诈来战斗，臣民则是驯服的家畜。士大夫从古代骑士演变为近代文人的过程，就是德性衰败的过程。离春秋时代越近，残余的德性越多。

13，宋襄公宁愿打败仗也要讲绅士风度，当时人士非常佩服，才会把这个失败者跟齐桓公、晋文公放在同样的高度，否则因为本领差而打败仗的人多的是，哪有载入史册的资格。后人如果认为他是傻瓜，就说明贵族文明已经灭亡。

14，我们现在所知的科学方法，大部分都在中世纪产生和完善;但毛毛虫不会让人联想到蝴蝶，有些人甚至为了热爱蝴蝶而反对毛毛虫。人类的命运就像法布尔描写的蝉，经年累月的地下黑暗，片刻阳光下的翱翔。你知道，有些人是负责积累的，有些人是负责挥霍的――像路易十四和汉武帝这种人，前几辈小心翼翼积累的财富在他手里挥霍一空，留下的累累负债要由他的子孙偿还，没多久他的王朝就覆灭了。但人们如果只看表面现象，会觉得法国在路易十四手里最辉煌。

15，专制国家比起封建国家来，社会力量软弱、涣散，所以国家力量才显得相对强大。这是在专制国家内部比。但从绝对值看，专制国家的军队不如封建骑士精良，因为前者的假想敌是没有武装的散沙顺民，实际战斗力仅仅相当于治安警察;而后者的假想敌是旗鼓相当的精英武士，军事素质极强。

16，法律是全能上帝的意志和古老风俗的总结，立法者只能发现法律，不能制定法律。为了改变既有的社会秩序而制定新法，不仅是危险的创新，而且带有亵渎神明的味道。

17，纯粹理性没有敬畏法则的背景约束，几乎不可避免地解构自身。从现代到后现代、从人本主义到价值虚无主义的路途并不遥远。如果君主只是可以杀死的人，法律只是强者的命令，君统和法统都是统治者的虚伪和臣民的幻想；那么人类也只是牛羊的捕食者和虎豹的食物，捕食就是捕食者资格的唯一证明，被捕食就是食物罪行的唯一证明。这种生活只能是悲惨和屈辱的，任何个体的智慧和力量只能加重整体的恶性循环。这种社会只能产生一种哲学，就是我们俗称的后现代主义或庄禅之道。“末人”智者夸耀自己的解构能力，从而满足不知为何尚未解构的残余虚荣心。


18，百年来，自居自由派、欧化派的中国人很少尊重时间与习惯。事实上，他们当作“进步”引进的事物；在盎格鲁传统中大抵是自由的反面。种瓜者不能得豆。如果你误解历史脉胳，细节的精密并不能挽救你。

19，我们所说的西方保守主义，其实也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丛集。但是梳理这个概念丛集，它直接和间接地都可以归因于两个基本来源：一个是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原则，一个是日耳曼的习惯法原则。现在所谓的西方意义上的所有保守主义，无论是哪个版本，最终都要追溯到上述两个原则之一。

20，任何西方保守主义，你可以用一个试金石来判断，就是说，你看他们对基督教本身的看法是怎样的。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必定是尊重基督教的真理的，即使他们对某些具体教会可能是反对的，但他总体上必须是一个护教者，无神论者或者反对教会的自由思想家不可能自称为或者被称为保守主义者。这是一块试金石。

21，盎格鲁的保守主义者，他必须同时符合两种条件：他必须既尊重基督教原则本身，同时又尊重英美经过长期考验形成的这个复杂的习惯法体系。

22，神意无疑是一切正当权利的来源，但是，你怎样才能发现神意呢？充满谬误、盲目和无知的人类怎样才能发现神意呢？你可以通过尝试错误的手段。所有的人、所有的民族、所有政治共同体，都在不断地尝试和发现上帝给出的真理。有些尝试是错误的，因此很短就会被人抛弃；有些尝试被证明是正确的，一次又一次被强化，最后就变成了长期沿用的东西。英格兰的普通法就是这样的。它为什么比其他东西强呢？因为它是经过长期尝试出来的。尝试错误、不适合的东西，就按照一种类似达尔文的方式被淘汰了。因此现在保留下来的这些，都是经过千锤百炼考验过的，我们可以相信它是符合神意秩序的。

23，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本能地憎恶太抽象的理论，而抽象的理论恰好是德国人的特长。因此你可以发现在英语世界当中，比较抽象的理论，要么就是德国人的徒子徒孙做的，要么就是在这些人的刺激之下所产生的反应。

24，保守主义是有两块试金石的。不讲习惯法，不算盎格鲁保守主义者；不尊重基督教作为文明守护者的基本原则，不足以称为保守主义者。直截了当、简单粗暴地说，就是儒家的国粹主义者、神道教的国粹主义者、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者和其他诸如此类的否认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者，不足以称为保守主义者。

25，核心价值观不合，早晚翻脸。内战比外战更危险，肯定耽误双方。如果当事人决断力不足，那就只能做居士，不可能活出任何价值观。价值观体现于行动和生活方式，不是理论爱好。勉强敷衍，下场参见乌克兰。女生不宜嫁给宗教信仰不同的人，男生不宜娶政治信仰不同的人。否则就会爆发谁吃掉谁的斗争，就算一方成功也不划算，不成功双方都完蛋了。

26，经典，就是高芜杂度。据说杰斐逊总统讨厌圣经里面流血的以色列历史，自己编了一部洁本，只留下他觉得有益道德的慈悲博爱理论。这种做法就是经典的反面。赫胥黎一面反对教会，一面反对废除圣经教育，因为对于一辈子不出村子的乡下人，圣经的芜杂是他能够理解世界之大光阴之长的唯一途径，否则他必然会变成狭隘之徒。他就是懂得什么是经典的人。近代以来，胡适等人对经典的看法完全错误。因为他们都以为经典就是好和精，实际上没有坏和乱的所谓经典是危险的。

27，日本是精细的，它对细节上极其注意。它的菜里面，我最注意的就是它的配菜，就是树叶之类的东西，那些实际上不吃的东西，它弄得非常美观，像是画一幅画那样。反正现在很少有谁在这些细节方面能够这么处处留心的。这种东西，背后就需要有一种很稳定的心态，好像一切都是天长地久，一切都很匆忙（是不会这样的）。这种心态如果换到我，我肯定不会那么做。我的心态一定是在一大堆事情中抓出一两个最重要的线索，好像明天就要死了一样，赶紧把这两个线索做掉，其他的事情就算丢掉也没有关系。这是一种难民一样的心态，好像随时准备逃难一样。有这种心态，你就绝对不会去做什么配菜。你一定会狼吞虎咽地抓出最核心的那几样，其他的东西，盘子哪怕是破了也没有关系。所以像日本这样的岛国，它就有一点诺亚方舟的性质，像英国在欧洲一样。在别的地方保留不下来、很容易被践踏的东西，在它这儿就是安全和稳定的。其实它不是一直都是这样么，亚洲大陆上的洪水来过了好几次，留下来的残余都保存在日本了。

图：刘仲敬

28，文明的衰亡将会造就一种末人群众，完全不同于文明开始前的蛮族。末人是怯懦的，因为他们已经无法保证勇敢与自由的联系。末人是懒惰的，因为他们已经无法保证勤劳与富裕的联系。末人是诡诈而卑劣的，因为正直和声望意味着为长远利益牺牲眼前利益，而他们只有现在、没有未来。末人就是消除了一敬畏，除了眼前的感官享受外无所追求，组织共同体的能力与愿望都已经消失。自治对他们毫无意义，除非作为相互掠夺的借口。他们注定要以越来越卑劣残酷的手段，争夺越来越少的资源。只有征服者才能阻止他们在自相残杀中灭亡，用奴役的锁链保障他们的动物性安全。他们的诡诈、阴柔和狠毒在勇敢、正直、愚昧的征服者面前毫无用处，就像分解尸体的虫豸根本没有猛兽捕猎的战斗力。对末人而言，甚至奴役都是一种秩序的输入。他们是纯粹的秩序消费者，觉得任何组织资源都无比珍贵。

29，人类不是为了安逸而来到世界。世界可能是赎罪的监狱，可能是甄别的考验，但肯定不是养老的乐园。求战者安，求安者亡。 为一碗红豆汤卖掉了继承权，辜负了为她尽节死义的孤臣孽子，换来了红颜未老恩先断的暮年。世界上还有谁能比统战专家更残酷、势利、凉薄呢？上帝创造莎士比亚，大概就是为了让他通过沃尔西红衣主教之口告诉我们：如果我老用侍候君侯的一片苦心侍奉上帝，何至于在垂暮之年落入敌人之手。 没有人能逃避自己给自己下达的判决，牺牲者仍然不会明白自己为什么牺牲。 人类依靠意义生活，甚于依靠眼睛和面包。在意义世界中，没有比传统的建立和延续更重要的事情。

30，人总是社会动物。从客观上讲，一个人强大，不是因为他本人强大，而是因为他的社会关系强大。拆散他的社会纽带，他自然就弱了。从主观上讲，人不是完全依靠面包生活的，符号和象征的作用之大，超过我们平常的想象。

31，帝国主义有三大法宝，排名分先后：圣经，骑士精神和自由贸易。三者构成连环互保的体系，孤立就会失去一半力量。所谓左派，就是对这三者的针对性解构。桂枝所谓的左派右派，其实都是帕尔米拉的牧羊人，把罗马人废墟的大理石残片和土坯混在一起，搭起了自己和畜牲同居的窝棚。这些残民模模糊糊地感到大理石碎片的逼格，迷迷糊糊低相互炫耀攻击，但最后还是一起回到肮脏的窝棚里面，到死都没有弄清古代巨人撕逼的真相。

32，人人对外人都是残暴的，对自己人都是友好的。没有弄懂共同体的边界，小三投怀，冒充正妻，当然要挨打。渔洛克就是这种人，要求穆斯林世俗化的人也是这种人。

33，对外人特别残暴的人，往往对自己人特别亲爱。号称无差别爱全人类的人，一般是为了掩饰他连妻子邻居都不爱的现实。喜欢这种理论的人，一般是暴露了自己无产阶级的渴望剥削秩序生产者的阶级本能。唯神能无差别爱所有人，其实就是说人不是这样的。 

34.大一统不是一种体系，而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东亚行省对内亚征服者的单方面想象。征服者输出秩序，需要复杂的统治结构。被征服者消费秩序，只需要简单一致的被统治形式。

35，稍微有点尊严的人都会离开中国，这里是一个适合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大显身手的实验场，因为在这里，没有规则就是最大的规则，你随时都可以通过破坏原有的游戏规则给自己捞到额外的好处，每一次都可以牺牲掉那些比你更遵守规则的人，把他们变成傻瓜。在这样的地方，取得胜利是不难的，是用不着什么高新技术，你只要比别人更加没底线就好了，所以它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和伟大的实验场。但是在这里想过安定和体面的生活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别人随时都可能用你自己用过的那一套马基雅维利手段来对你，从而扭转胜局。在这个斗争的场合中，是不可能有什么持久的和稳定的胜利，不可能有什么合法的财产，广受尊重的荣誉，或者是任何使你能够稳定享受的东西，一切都是可以通过临时的斗争来夺取，所以你不可能指望在这里过上有稳定预期的体面的生活。

36，费拉民族不可能理解基督教文化的良心和忏悔，正如他们只会嘲笑宋襄公的骑士文化和荣誉法典。so，费拉一直生活在自己给自己铸造的判决中。 

37，否定正典，必定遭到虚无的吞噬。神学家所谓：上帝的恩泽片刻离开你的手，你的手就会焦枯。 

38，歧视链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大家都坏，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所以分清谁更坏一点点才是最实用的。天下乌鸦一般黑，有什么区别，那都是哄你上钩的，谁希望私生子和继承人平等？肯定是小三。 

39，上帝早已通过巴别塔的倒塌表明做出裁决，大一统帝国必须解散。巴比伦帝国与两河文明的关系就相当于诸夏与中国的关系，没落文明的最后的妄想就是通过巴别塔的大一统将死去的种子做成标本。上帝以其大智大爱毁灭了巴别塔，将新一代民族救出了垂死的帝国。帝国永远不能成为民族，正如种子标本永远不会发芽。如果你投入了建筑巴别塔的大业，就不要奇怪上帝为什么遗弃你。 

40，中国是文明耗尽以后的灰烬，能否构成新文明的原材料尚在未定之中。她是文明的输入者，不是生产者。她目前没有足够的德性和能力诚实地学习，没有表现出将来可能生产文明的任何迹象。至于现实政治意义上的崛起，那是一条自取灭亡的捷径。

41，效法基督，但若基督徒认为只是效法基督的不反抗，而对敌基督的一味顺服，则是认为可以，以行为把自己摆放在与基督同等的位置上，这是对基督的僭越。 

42，玛丽安多尼特在断头台上踩了刽子手的脚还要道歉，其实就是你不刷牙直接睡觉会很不舒服一个道理。如果你出生在没有卫生习惯的无产者家庭，就不会有本能的不舒服感觉。铁达尼号有位牧师把木板让给别人，因为自己早死晚死关系不大，无神论者失去最后醒悟机会，那就关系大了。达尔丢夫肯定会抢救生艇的。 

43，科学必须先有规范性条件：世界存在规律，规律有统一性，人不能改变规律。这三者都是信仰，不可能证明。不首先信仰，就没有后来的理性运作。近代人往往以为这些信念理所当然，其实全都来自中世纪初期基督教理论。大多数原始文化只有巫术思维，普遍认为规律只是地方性的，可以用法术改变。即使希腊前科学也不脱玄学底子，酷似中医与占星术，相信规律有交感性。 

44.信任和勇武构成一切政治德性的最初来源,在宗教和习俗的保护下积累文明的燃料。物满则溢,文明是德性积累越过阈值的产物。 

45，美国和世界的对照从来不是摩尼教模式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假定善恶是对等的力量，善恶本身又是绝对的元素。“山巅之城”理论则是奥古斯丁-加尔文传统的下游。在这种对照中，善恶是层次的差异。二者既不对等，也不绝然对立。善是完整和高级的概念，恶是残缺和低级的概念。善包容了恶，恶低于善。撒旦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不是上帝的对手。天国是完美，世界是残缺，地狱是虚无。弃恶从善意味着从不完整走向完整，从远离上帝的位置走向接近上帝的位置。弃善从恶意味着丧失上帝的恩宠，地狱就是上帝恩宠所不及的地方。 

46，如果没有新教改革的话，现在的新世界就不会存在了，整个欧洲就会在哈布斯堡家族之下、讲拉丁文的主教知识分子领导之下，走神圣罗马帝国的路线，渐渐的模仿古代的异教文明，这样的一种文明是永远走不出旧大陆的。如果英国没有宗教改革，那么英国还是由那些讲拉丁文、博学多才、自己担任主教却不怎么相信上帝的文艺复兴的人统治的话，英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它也就会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边陲的附庸王国，它的前途不会比加泰罗尼亚好多少。 

47，线性史观不是清教提出来的，它根本就是基督教的特点。基督教对历史有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它是有历史的，而且历史是不可逆的，因为基督为我们只死了一次，这是不可重复的概念，而希腊人和印度人都是循环史论。 

48，禁欲，自希腊和印度以来，给人的印象就是一种带戕害性的、强制扭曲意义的东西。清教徒讲究的不是那一套东西，他们是有律法主义的倾向。但律法主义跟苦行是完全两码事。律法主义实际上是生活的规范，它规范的是日常的生活。要理解清教徒的基本世界，他们是时时刻刻都感觉到，灵界的争战是无所不在的。可以说是，我在一念之中，我在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之间，如果我没有随时记住我要荣耀上帝的话，就可能给魔鬼提供一个乘虚而入的机会，我不是说偶尔有疑问再去找神，而是我实实在在的都能感觉到神意的存在，这个神意随时体现在生活之中，所以生活中间的小事本身都有可能成为是灵界争战的一部分。

 
49．清教实际上给你输入了秩序和能量，这种秩序和能量不可避免的要有摧毁性的效果，但是如果没有能量的输出的话，那么所有的结构都要不断的重新启动的话，所有结构都不可避免的，先是腐败，然后再模糊，通过混溶，最后达到一种浆糊一样的混沌状态，最后熵增而热寂。秩序怎样才能够重新建立呢？负熵怎样才能重新输入呢？必须在已经热寂、接近于平衡态的这个状态中间，重新输入新的不平衡。这个不平衡，一般来说就是宗教改革。 

50，宗教一直是最大的非组织。原始的多神教有高度的丰饶度，但它的弱点是信息复制的精度不高，因此它在帝国化以后，抵抗力就渐渐的削弱了。原始的多神教，它的力量在于习惯性、乡土性，但是这个力量也是弱点所在，它的扩张性不强。在一个小小的城邦或者部落这样的范围内，它能够有效的控制暴政的出现；但是当暴政国际化和普世化以后，单独的城邦和小范围的多神教是不足以抵抗它的。理性的官僚组织完全可以以超国际主义的力量压制所有的地方性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小共同体严重的瓦解和散沙化了，这时唯一能够对抗的力量就是同样强势的基督教。

 
51，你砍伐森林，把森林下面的黑土变成农田，这是顺理成章、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反过来呢，在文明高度腐败、高度专制、社会完全瓦解以后，再要重建文明，那就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种情况就像是很好的农田经过长期水土流失以后渐渐都变成沙漠了，再要把沙漠重新变成农田，那比把森林变成农田要痛苦和困难很多倍。就我所知的历史，世界各地的森林或者是蛮族，只要经过适当的培育都能变成文明，这个不难；但是已经沙漠化的地区重新启动文明程序、开启第二世代文明，那是只有基督教才能做到的事情。 

52，在已经严重沙漠化的土壤上重新开启文明，成功的先例是非常之少的。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末期发挥的作用，如果不是唯一成功的例子，至少也是很少见的成功例子，而且肯定是所有即使按最宽标准算的成功例子当中，成功效果最大的一次，即使纯粹从客观中立理性的角度来考虑的话，也不得不给予特殊的对待。可能存在的理由大概有两方面：第一，基督教擅长于制造高信任度的小共同体；第二，它制造的小共同体对边界条件的要求甚低，也就是说，能够耐受极其恶劣的环境。 

53，我以前一直是不相信官方的历史学说，但是我是相信启蒙主义者勾画的那种历史学说，现在我发现这种历史叙事当中仍然有着重大的缺陷或者说是重大的漏洞。如果按照他们的描绘的话，应该是近代以来随着宗教势力的退场，社会逐渐趋向进步，而这个进步的中心应该是在法国，主要是启蒙者所做的事情。但是我各方面看到的情况就是，法国所代表的欧洲大陆和英美之间，社会发展出现了明显的不同。在英美社会上我没法注意不到，被称为是进步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包括哪怕是像杰斐逊总统这样的自然神论者，在社会上只是一小撮，非常少的一小撮，社会的基层仍然是基督徒，而且大多数社会工作是由牧师和教区完成的。即使是知识分子当中，通常原先启蒙者告诉我们，本来这些人应该是解除了基督教束缚的世俗人文主义者，但是在美国，一般人认为自由民主最先进最典范的国家，它实际上依靠的是爱德华兹牧师诸如此类的人，他们发挥的作用比杰斐逊总统这样的人发挥的作用要大得多。 

54，我想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都会更喜欢欧洲或者欧盟那种世俗国家的模式，但是无可否认，无数蛛丝马迹都向我们显示，美国才是真正有活力的社会。而北约之所以能够战胜苏联，扭转世界历史发展趋势，靠的还是里根总统这样的人。而里根总统的精神力量，它并不是来自于我们开明知识分子所想象那样，自由、宪政诸如此类的东西，他靠的不是别的，就是基督教信仰，而这些东西恰好就是我们知识分子企图嘲笑和抹去的东西。如果我们启蒙知识分子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里根总统这些人所信仰的那些东西，恰好就是跟胡乔木和郭松民企图让中国儿童相信那些东西一样的，都是开明和进步的障碍，都是我们这些启蒙知识分子应该加以扫除的东西。所以他们的叙事体系一定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55，我们现在当作开明和进步的东西，与其说是真正开明和进步的东西，不如说是基督教文明在高度发展以后，产生出来的剩余资产；而我们拿着这些剩余资产实际上是发挥了，腐蚀和破坏原有这个产生文明资产的基本力量的作用；而这个文明资产的基本力量，过去和现在，仍然是基督教和基督教会，如果抽去了它的价值内核和组织内核的话，我们现在所知的西方文明不一定会存在。

图：刘仲敬

刘仲敬：缺少土豪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