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好清朝皇帝请在奏折上多写点儿字
清朝初年，皇帝给一些相当级别的官员以奏报事情的权利，称为题奏权。览批大臣们的题奏，是清朝皇帝必做的功课之一，称之为“御批”。
清朝初期皇帝的批示没有固定格式，皇帝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因此不同皇帝的御批也有不同的风格。
而在清朝皇帝不同的“御批style”中，我们似乎可以一窥清朝国运盛衰的轨迹。
从亲自批到“秀书法”
清朝初年，为了不泄露机密，皇帝会亲自审阅批示每一份奏折。康熙皇帝在右手受伤的情况之下，忍痛用左手执笔批示，不肯假手他人。
至雍正朝，设军机处以协助皇帝料理军国大事，其中就包括帮皇帝处理奏折事务。讲述清代军机处事务的《南屋述闻》中说：
“其奏折未经御批而由枢臣酌拟者，既拟定则裁白折纸为签条，录所拟批于上，盛以折匣，送交太监呈上照批。”
这样的“照批”，皇帝省心多了，按照能干的心腹大臣的建议，照葫芦画瓢，军国大事就这么搞定了。
虽然形式上还是“御批”，实质上是“军机大臣批”，皇帝秀书法。
“知道了”大概是清朝皇帝最爱的批语了
清代中后期，批奏折又有了些改变，《南屋述闻》记载：“若寻常安折之批‘朕安’等字者，由章京蘸硃敬书，以代御笔。”
皇帝在某些非重要文件中用上了“代笔”，简单的“朕安”二字直接就由章京代劳，而不劳烦圣躬了。
但是，假如皇上对某些特别重视的大臣还有别的话要指示，那就只得亲自动笔不可了。
史料显示，到了嘉庆朝以后，皇帝“批文件”，除了重要的军国大事外，都是批“览”“知道了”“该部知道”之类的话。
康熙皇帝的御批
清代早期，经皇帝阅过朱批的奏折，是发还原先上奏的大臣阅看领会，再自己保存的，到了办事认真的雍正皇帝即位后，就不一样了：
他命令内外大臣们将所保存的朱批奏折一律缴还宫中，不能抄写、存留、隐藏或焚毁，否则“断不宽宥，定行从重治罪”。
为什么雍正皇帝一改前制，要求大臣们“缴批”呢？历史上有一件事与之不无关联。《清史稿》记载：
雍正五年“已革贝勒苏努涂抹圣祖硃谕”，雍正下旨“即应照大逆律概行正法……暂免其死，仍照前禁锢。”
按照大清律，涂抹皇帝的批示是要杀头的。很显然，雍正皇帝对有人敢于涂抹他父亲康熙皇帝的批示十分气愤。
由此推之，雍正皇帝实行“缴批”制度，除了其它原因外，也必定有防止皇帝的批示再被涂抹、对圣上不恭的因素在其内。
御批与国运
清朝初年，中国分十八个行省，寻常时候，皇帝每天需要伏案批示的奏折在八九十件以上。清朝所有的皇帝中，要数雍正最爱批示大臣的奏折。
据说，他不仅鼓励大臣们上奏折汇报事情，大事小事他都想知道，而且他批示得也着实认真。
雍正不仅在大臣汇报行文的后面、中间作重要批示，而且还十分详细地作眉批，甚至他还义务帮大臣改正错别字。
雍正皇帝不仅精悍能干、施政能力强，文字功底也好，他的批示洋洋洒洒，动辄千言，有时会比奏折的字数还要多。
雍正十一年（1733 年），在雍正皇帝拜谒祖宗陵寝的路上，沿途地方官员精心布置，官道上每隔一小段路就安放一个大水缸，水缸里蓄满了清水，随时清洗道路，防止灰尘染到皇帝一行人的马车上。
雍正皇帝的这份御批，纸已经快不够用了
雍正皇帝得知此事后，批示：“跸路所经，虽有微尘何碍。地方官当以牧养生民为重。若移奉上之心以抚百姓，岂不善乎？”
意思是：地方官员的职责是管理照顾老百姓，而不是要为我皇帝扫除道路上的灰尘，假如能把对皇帝的这份尽心尽力用在百姓身上，不是很好吗？
当然，雍正的御批也不尽是这样“明君范儿”。比如，他在宠臣李卫的奏折批复：好事好事，此等事览而不嘉悦者除非呆皇帝也！。
而在田文镜的折子中则写到：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
以“呆皇帝”、“汉子”自称，足见雍正皇帝的真性情的一面，一改雍正皇帝“冷酷君王”的人设。
这就是雍正的“真汉子”御批：
此外，“霸道总裁”雍正皇帝有时也会很温情：
比如他在一份奏折批复：真正累了你了，不但朕，怡亲王都心疼你落眼泪，阿弥陀佛，好大一险！
而在批复王国栋的奏折时，不小心把朱砂洒在纸上了，怕大臣误以为是血，还特意批示：“此朕几案上所污，恐汝恐惧，特谕”。
据国家档案馆现存的资料显示，雍正皇帝在位的十二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一共批复奏折41600多件，平均每天要批阅十多个奏折，写下数千字的批文。
皇天不负苦心人，更何况是“苦心的皇帝”。雍正皇帝的勤勉给他的儿子乾隆皇帝打下了很好基础。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正是康乾盛世的顶峰。帝国盛世，天下太平，一切进入正轨，“十全老人”乾隆帝自然不用像他父亲雍正皇帝那样勤勉。
相对于雍正皇帝动辄“下笔千言”的御批，像下图这样百字左右的御批，则是乾隆皇帝御批的常态：
写在奏折上的字数少了，自然要在别处补回来。这位“精力过剩”的皇帝于是开始在古人字画乃至玉器上盖章、题字。
兴致好的时候，他甚至可以秒变“屏霸”，在古人字画上“弹幕刷屏”，比如这幅《富春山居图·子明卷》，上面全是乾隆皇帝的“墨宝”。
不过，尽管乾隆帝更喜欢在字画而非奏折上“挥毫”，但和他的继任者比起来，乾隆皇帝在御批这件事上还算的上“勤奋”。
嘉庆以后的皇帝的御批大多批示量少，内容简单，甚至有敷衍的成分。与此相对应，在乾隆朝，清朝由盛转衰，开始走下坡路。
当然，嘉庆之后的清朝皇帝的御批也不尽是“知道了”，在很多军国大事上，皇帝还是会用心批复。你看下面两份咸丰皇帝的御批，还是很“用心”的：
但是，对于这个正在走下坡路的帝国的皇帝来说，能让他在奏折上“奋笔疾书”的军国大事已经只剩下内忧和外患了。上面的两份咸丰皇帝的御批就是最好的例子：
第一份御批是咸丰皇帝在文祥、瑞常、庆英等官员因为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火烧后又被抢劫而上的请罪折子上的批复；而第二份御批则与捻军叛乱相关。
总的来说，清朝极盛时期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皇帝批示十分详细具体，而且数量众多，而嘉庆以后的皇帝批示则少得多。
当然，我们不能说清朝开始走下坡路是因为乾隆以后的清朝皇帝的御批越来越简单。毕竟每个皇帝的统治风格不一样，康熙皇帝的御批也有很多“知道了”。
但是，从嘉庆开始，清朝国势确实在逐步走向衰弱。也许，在皇帝的批示繁简与国势盛衰之间，有着某种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