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牌局

尽管老干部们的接力举报没有直接将刘铁男拉下马，但成功阻止他“更上一层楼”。这正是十八大人事牌局中，一个并未进入大众视野的插曲……

《打铁记》第十七章

十八大牌局

048

尽管老干部们的接力举报没有直接将刘铁男拉下马，但成功阻止他“更上一层楼”。这正是十八大人事牌局中，一个并未进入大众视野的插曲。

顶层已形成党代会、、、常委会四级领导体制，呈现递进式集权模式；四级大体按五年、一年、一月和一周的频率召开会议，行使重大表决。

党章规定，党代会的职权是：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调整和增选、纪律检查（简称两委）成员。以十八大为例，2270名党代表选出新一届委员205名、候补委员171名、纪委委员130名。

在这205人中，产生25名委员，25人中再产生7名常委，由此形成权力内核。每一次党代会，都会极力显示权力的编排与组合，并将自身的理论意图和人事诉求镶嵌其中。

91年前，在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一大13名代表选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组成局，当时全国党员共50余人；91年后，党员翻至8200余万名，增长165万倍，党代表人数扩大175倍，权力更替碎步走向有序与透明。

鲜明的纲领、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统一的行动，如基因般决定这个政党的结构模式。如果将它类比为一个公司，称之中华共和控股有限公司，则委员可谓股东，候补委员可谓候补股东，而纪委委员相当于监事会成员。跟错综复杂的现代公司类似，这其中存在着大量的代持关系。

这家以合伙族群发展起来的公司，创业故事、营销口号与竞争机遇合成奇迹；经过规模不大的多轮增资扩股，发生几次内部人控制与管理层收购，原始股东略有摊薄，但至今仍保持着强有力的控制力。

成为股东，至少成为候补股东，是刘铁男的追求。这并不仅仅取决于他的个人意志，而是需要一个或多个庞大的体系支持，还必须经过一套庞杂繁琐的程序考验。

严格意义上讲，这套程序不是选举，而是推举——由原来的股东共同推荐并小范围最终选择，保留着家族企业的诸多特征，不同的是它由数百个有着红色血缘的家庭组成，股权更为分散。多数人如刘志军终其一生想要挤入内核，但落败于独木桥上的竞技。血统上并无优势的刘铁男，也只能以代持者的身份去竞争入场券。

在战争年代，党代表及委员候选名单由各地党委提名，委员人选也是由最高层钦定。八大和十三大成为规则成型的拐点。

1956年的八大，是建国之后的第一次党代会，距七大时隔11年。是次，人选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先由各代表团提出一个名单，集合到，两方制定一个预选名单，返回代表团预选，然后汇集到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再提交大会进行等额选举。

自1977年的十一大算起，党代会固定为每五年举行一次，召开时间集中于9月、10月和11月。其中9月两次，10月三次，11月有两次。11月分别是十六大和十八大，召开时间同为11月8日，也是两次至关重要的权力更替。

十八大的人事组织准备提前一年启动，具体由常委会直接领导的大会筹备小组操盘，对新一届“两委”人选进行民主推荐、组织考察和酝酿提名。

人事如牌局，是由牌手而非观众构成和开展的。每个人对应一张牌，庄家负责分配剧本和角色，每个人都可能按自己的方法表演，这就意味着牌的组合瞬息万变。在五光十色的外衣下，花豹并不能改变它的斑点。不幸的是，当局者往往难以区分这斑点到底是不是花豹。

刘铁男对晋级的期盼，仿佛渴望干柴的火种。他在大牌局中设计了一个小牌局，同样，他也是不同竞争者或支持者手中的一张牌。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自己进入这个候选人名单。毫无疑问，有意让他代持的势力正在不遗余力地施加影响。

从2011年7月到2012年6月，先后派出59个考察组，分赴31个省区市和130个单位进行考察；派出九个考察组分赴全军和武警部队进行考察。常委会先后为此召开11次会议——比十七大时多了两次，专题听取各考察组的汇报，由此形成“两委”候选人名单。

这相当于党内民主前移，刘铁男想要进入新的领导集体，成为股东或候补股东，需要获得相当程度的共识，不再是“指定”那么简单。当然，民众的诉求远不止于此，他们希望这一家族公司能够上市，成为接受市场规制、财务透明与法律约束的公众企业。

049

为何的机构有的叫部，有的叫委？有的叫署，有的叫局？

根据官网，有25家组成部门，1家直属特设机构、15家直属机构，4家办事机构，13家直属事业单位，23家部委管理的国家局，以及30家议事机构。其中组成部门相当于内阁成员，包括20个部、3个委。

按照中编办的解释：部，特指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组成部门；委，通常管理内容具有综合性，承担制定政策、规划、标准等职能。两者分为垂直、对口管理两种。现行法律规定，部设部长1人，副部长2-4人；委设主任1 人，副主任2-4人，另设委员5-10人。但是，数字从来是用来突破的，比如发改委的副主任最多追平一个足球队，算上委员能顶两个排。这些例外既有人事排局的繁杂，也不乏首长意志的非为。

部委之外，局的设置也有章可循。总局通常为正部级，局则为副部。也有例外，如前任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由陕西省长转任，简历中特意标为正部级。这种低岗高配的现象并不罕见。

按照惯例，在党代会换届之际，国家局局长至少成为候补委员，倘若运作得好，有发改委副主任头衔的刘铁男，入局也不是不可能。他的接任者吴新雄，目前就是以委员兼任国家能源局局长。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仅是政务系统，如果叠加党务系统，事情要复杂得多。由此深知，千手观音与齐天大圣，是绝对不必担心砍手党与砍头罪的。

官场遵循胜者为王的晋级模式，正如纸牌游戏中的决胜，当牌手们受到自卑情绪折磨，发现这种游戏提供了一个征服别人的机会，从而满足为自尊而斗的生理安慰与心理需要。

除非登顶，否则，很难不在“官大一级压死人”循环中受辱。但是，即使登顶，面对这样盘根错节、固若金汤的权力金字塔，往往很难将顶层意志贯彻下去。当既得利益累积到一定规模，就会产生世袭的强烈动机，更将构成法律秩序的制度障碍。于是，就有了“政令不出中南海”，国家安全委员与全面改革领导小组似乎成了必然。

在人事牌局中，牌手们十分重视信息操控，不仅设法获知竞争者的信息，还涉及自身信息的对外传递：如何让同伴了解你手中的牌情。回到当时的语境下，刘铁男对自己的晋级颇为自信。牌手有这样的想象：“假设手中是畸形牌，那么敌方手中也是畸形牌。”刘铁男也有类似的逻辑：“我一屁股屎，竞争者未尝不是一屁股屎。”

选拔程序无外乎考试、考核两种，这是党内保持自我活力的重要方式。领导干部的破格提拔，如果既无出色的业绩为晋身根据，也无优势的选票为群众基础，那就只有把考试的成绩作为资格认定的标准或依据。这正是科举的逻辑：学而优则仕。但是，刘铁男这等级别的官员不可能笔试，内部考核成了唯一选项。

根据首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的说法，当时考察组进驻发改委，由云南原白恩培带队，考察组包括组织部的干部等。这是59个考察组之一。

组织考察之目的，本来是通过忠诚心的确认来提高行政效率，配以任免制度形成执行团队的可计划性、可预测性，从而加强眼睛向上看的政绩指向。但人事集权的另一后果，是造成驽骥成辕、尾大不掉的局面。

发改委那些退休高官的“狙击”目标，部分正源于此。一位在实名举报信上签名的高官表示，他们担心刘铁男被“带病提拔”。很难说这种行为完全源于正义与公平，但起到了关键性刹车作用。

“据我了解，发改委、能源局的干部都向考察组反映了刘铁男的问题。”张国宝公开证实，比如在考核十八届候补委员候选人时，广大干部都反对刘铁男入选。

050

与考察组散向全国同步，刘铁男马不停蹄四处奔波，他在进行每个竞争者都在发力的自选动作：拉票。

这是为了备战推荐之后的“选举”环节，在透明政治中，拉票是公开合法的行为，但于我国当下，还是红线，还是雷区，运作不好就会适得其反。

委员预选规则经八大确立后，跨越政治运动年代，在1987年十三大上再迈出重要一步——首次提出“差额选举”。党章改成这样：“可以直接采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办法进行正式选举。也可以先采用差额选举办法进行预选，产生候选人名单，然后进行正式选举。”

差额选择是相对于等额选举的，前者类似于五选三，后者则是五选五，等于没得选择。这接近于李敖所说的“民主圈套”：给你们自由选择的权力，但只给一堆混蛋给你选。你去选吧，你选白了头也只能选到一个混蛋！你可以把一个很大的混蛋赶下台，接着再把一个还没长大的混蛋选上去。

十三大上，委员候选人预选差额是5％，候补委员候选人预选差额为12％。自此开始，历届党代会均沿用了差额选举的办法。以委员为例，十六大预选候选人208名，实选198名，差额比例为5.1％；十七大差额比例进一步扩大，提名221名，应选204名，差额比例8.3％；十八大提名224名，应选205名，差额比例达到9.3％。

这一系列选举规则需要组织机构落实，经过多次实践，党代会逐步形成了代表小组、代表团、主席团、主席团四个组织架构。

代表团通常以地区、部门、军队等划分，十八大中的38个代表团，除了31个省级代表团，另有中直机关代表团、国家机关代表团、企业系统代表团、金融系统代表团、解放军代表团、武警部队代表团和台湾省籍党员代表团组成。

刘铁男“拉票”并非仅仅限于北京，31个地区代表团反而占了更大的基础票额。他与夫人有不同的分工：夫人主攻北京，他自己跑地方。查询各大官网可知，刘铁男从2011年7月到2012年6月，在全国跑了不下17个省市，他通常要求会见书记省长。这一异动引起考察组的注意。

这种层面上的拉票，既非施政纲领的比拼，亦不是金钱交易的合约，而是构成政治同盟的权权交易。本是证监会出身的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曾一心梦想证监会主席职务，他的交易方式是：跟某个地方达成默契，先由银行定向提供巨额贷款，帮助对方国企上市，作为回报，地方大员将重大基建项目提供给他的关联公司，并在政治上形成呼应。此等手法的好处在于，双方并未产生直接的钱钱或权钱交易，而是非常隐蔽的权权交易，即使日后东窗事发也很难落到判决书上。

与此类似，刘铁男能与地方大员达成的交易，就是许诺审批上的绿色通道，让对方在差额预选环节投上一票。王益案已经定谳，刘铁男案的未来判词会否新添这种细节，可为后话。

尽管刘铁男最终无缘“票选”环节，但这个制度安排本身仍有可言说的空间，换言之，他本来拥有很多的晋级机会。

在党代会的代表团之下，是按地区和行业分成的小组；代表团之上则是主席团，由大会前一天的预备会议选举产生，是起承转合的组织中枢为各项程序的起承转合。

十八大主席团成员247名，包括元老、前任委座、委员和各个代表团的团长等，亦有少数基层党员代表。从成员构成可以看出，是历史、现在与未来的搭配，真实折射政治权力结构的光谱。

提出的“两委”建议名单，就是通过主席团交由各代表团酝酿。这一过程带有“拉票”色彩。比如发改委的代表，可以向所在代表团的成员介绍自己单位的候选人，为其争取选票。

根据不成文的惯例，每个省部级机构的委员名额通常为两名，刘铁男所在的发改委，在十八大中成为最大赢家——拥有四名委员。即使是四大直辖市和部委，也无法与其相比。当然，这跟刘铁男案的意外发生有关。

委员与候补委员权益不同，前者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而后者没有。委员名单依姓氏笔画排列，而候补委员按得票高低排序。一旦委员出现缺位，候补委员中得票高者将依次递补，谓之“转正”。从制度设计上来看，候补委员是作为最高决策层的“战略备胎”。

自1992年十四大以来，先后有陈希同、田凤山、于幼军、陈良宇、杜世成、康日新、刘志军、薄熙来八位委员在任内被撤职，另有黄菊、云布龙、吕福源、李至伦、宋德福等11人在任内去世。因而，共有19位候补委员获准递补。

以单届任期计算，平均有4.75位候补委员获晋级，约占四届候补委员平均人数（151.5人）的3.1%。最近的一次是薄熙来、刘志军腾出的空位，由时任国家信访局局长王学军、武警部队司令员王建平补上。如无意外，十八大之后首位出局的委员蒋洁敏，将由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顺位晋级。

按照既有权谱，国家能源局的地位显然并不亚于国家信访局与国家统计局。只是，刘铁男并非是“落选”，而是连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名单都没有进入，他失去了可能存在的递补机会。

11月14日，十八大落幕；12月6日，我微博举报，中间相隔20多天，那些人事组织故事秘而不宣，我也不知深浅，直到半年后才有机会与渠道去拼凑那些信息碎片。

一名部座表示，组织程序约定，副部级及以上官员的任命需经常委会集体通过。刘铁男未能进入候选人名单，起码已经表明，决策层杜绝了“带病提拔”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