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负总责”张闻天为何要求去上海

核心提示：遵义会议后，据二、六军团的任弼时转报，上海局在上一年遭到严重破坏，决定派潘汉年去上海。红军过北盘江前，讨论再派一位负责同志前往，恢复白区工作，并设法同中断半年的共产国际恢复联系。 负总责 的张闻天曾自告奋勇要求去，没有同意。后来，派陈云去上海。

事后看，会理会议的斗争方式是不尽恰当的，主要有两个问题：

第一，有些重要事实没有核实或弄清，仅靠猜测和推断就进行批评，使一部分同志感到十分的委屈。第二，把一时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上纲上线为右倾机会主义。对于这一点，张闻天说： 我以为斗争方式还是过火的。因为这些同志的错误，实质上不过是个别的错误，只要加以适当的批评和解释，错误就会改正的，不必用机会主义大帽子去压他们。 应该说，张闻天这段评价是十分恰当的。会理会议这些不良的后果，影响了毛泽东与彭德怀、张闻天以及其他一些同志之间的误解长达数十年之久。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2010年第9期，作者：刘明钢，原题：《长征中巩固毛泽东指挥权的会理会议》

自遵义会议开始确立的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军事领导地位，中经二占遵义，四渡赤水得到加强。最终经过会理会议而得到完全巩固。

毛泽东刚刚重掌指挥权，就有人上书要求改换军事领导，这确实是相当严重的事情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掌军事指挥权，率领红军四渡赤水，甩开敌人，突然进入了云南，继而向川西重镇会理进发。此时，黔滇两省的敌人正规军多被蒋介石调空了，红军战士有如神行太保，大步流星，每昼夜疾行80公里。

一路上，毛泽东分头找、王稼祥、朱德、张闻天、博古，甚至包括李德等人交谈，商定为了统一对遵义会议以来实行的新的战略方针的认识，同时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准备在会理县城召开扩大会议。

会理位于四川省最南端，是 古代南方丝绸之路 的要冲，素有 小昆明 之美誉，也是红军入川所要经过的第一个县城。毛泽东原本想把会理变成第二个遵义，希望能在这里赢得几天休整时间，解决当时许多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同时补充一些人员和物资，于是，派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攻打会理城。但是会理是一座古城，有300年前挖的很宽的护城河，两道城墙又高又坚固。红军围攻了7天，都未攻破，只在城西坚固的城墙上炸开了一个缺口。这种事在长征途中也是少有的。由于会理城久攻未破，遂于1935年5月12日晚，在会理城外的铁厂村召开扩大会议。

在当时形势下，召集这样一次会议确实很有必要。虽然红军渡过金沙江，将数十万 追剿 部队甩在金沙江以南，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严重的问题，主要是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产生了怀疑。有这样几件事：

第一件，林彪公然提出要撤换毛泽东的指挥权。

红军在过去几个月的频繁战斗中，特别是四渡赤水，时东、时西、时南、时北，迂回穿插，走了许多路。有时为了甩掉敌人，迷惑敌人，一时看不出它的必要；有时敌变我变，看起来走了冤枉路，但非走不可；在这样大规模运动作战中，白走一点路是难免的。红军广大指战员极度疲劳，减员也不少。所以上上下下虽是服从命令听指挥，但不同意见也很多。据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回忆： 那时候迂回曲折走得很苦，两条腿最痛了，有的人连爬都爬不动了。这段时间，红军的情绪是不高的，四渡赤水，今天过去，明天过来，部队里骂娘骂得很厉害。那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行动要说清楚，目的地在哪里，怎么走法，等等。那时候军情紧急，下个命令说走就得走，下大雨也要走。同样，下命令要后退就得后退，没有人说要问为什么。当时，行动的目的不仅师一级的干部不知道，我那时是军团政治委员，也不完全知道。反正天天听命令，让走就走，大体上只知道是要甩掉敌人。

身为红一军团长的林彪也抱怨说，毛泽东带领部队光走冤枉路，走的尽是 弓背路 ，这样会把部队拖垮，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林彪的言论遭到政治委员聂荣臻的反对，他说：我们是在敌人的口袋里，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出其不意地迂回行动，怎么可能突围?毛泽东的指挥没错!但是林彪听不进去，私下里给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由毛泽东、朱德随军主持大计，把战场指挥权交给彭德怀。这件事牵涉到彭德怀，而彭当时并不知情。

林彪写信要求解除毛泽东的战场指挥权违背了遵义会议的精神，是非常错误的；但在当时，不赞同或不理解毛泽东的主张的领导人和负责人不是个别的，虽然他们的性质不如林彪那么严重。

张闻天的妻子刘英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四渡赤水是的 得意之笔 ，但在当时，既没有后来那样的绝对权威，大家对的战略思想也还没有完全领会，所以上上下下虽然服从命令听指挥，但对四渡赤水一段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围绕走路还是打仗。在三人团里，稼祥对的办法就有意见。他向闻天反映，说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稼祥要求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军队里意见也不少，说只走路不打仗，部队没有打垮却要拖垮了。闻天到三军团去，德怀同志把部队的情绪向闻天说了，闻天说，有意见拿到会上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