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终于可以谈越战老兵的话题了｜大象问答

 答 / 黄章晋 

这是一个社会敏感话题，据说《芳华》正是因为反映了部分参战老兵生活困窘而被推迟上映。

今年 3 月 13 日之前，我不会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我希望我认真回答后，其他人的回答都是多余的。但在 3 月 13 日前，这个话题可以说到什么程度我并无把握，所以一直没有碰它。

现在，我不必担心有人说这是在挑社会阴暗面，具体理由，你只要看到这个问答的后半部分便会明白。我相信，每个字都是值得你细读的。

首先，我们有必要先讨论这个问题：

电影《芳华》描述的伤残老兵被遗忘是否是事实？

《芳华》中最能激起广泛情绪共鸣的情节，就是战场上失去胳膊的刘峰，当小贩被城管无端敲诈欺负。

不过，刘峰的遭遇有多大的代表性，或者说参战退伍兵是否被社会遗忘，年轻一代中不少人持怀疑态度，譬如下面这个说法就很多人支持。

电影《芳华》所说是否事实，我想我比多数人发言权要多一些。2009 年 2 月，时值对越自卫反击战三十周年，我策划组织了一个大型专题报道，就我所知，当时全国仅我供职的这家媒体做了这样的报道。

这个专题有六七个记者参与，其中外出记者分赴云南、广西，分两条线从边境进入越南。在采访参战老兵时项，尽量照顾到了代表的全面性和视角的完整性，从当年闻名全国的英雄到边境地区支前的民兵，从今天经商发财的巨富到勉强糊口的社会底层，都有样本，另外，同事们还在越南那边采访了越南老兵和逃离边境的普通居民。

关于老兵被遗忘或生活困难的案例，我知道的案例数不胜数，也听到过很多抱怨，这些抱怨并不都是出自今天生活困顿失意的人士，特别激忿的，反而出自几位主流成功人士之口，他们是为自己的昔日战友鸣不平。

・登上 1987 年春晚的对越作战伤残军人徐良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在我看来，电影《芳华》当然说的是事实。

参战老兵「公检法随便挑」这种说法，多少带有城市长大的 80 后的想当然，而「很多分配进了国企，当时也是好单位，但后来国企垮了，一些人不满」之说，则是明显搞混了时代的乱入。

在复转军人社会地位最好的时代，农村兵和城市兵也是复员后各回各家：农村来的继续当农民，城里来的回去等分配。

如果你熟悉当时的制度环境，就该知道，复员后包分配工作其实算不上什么优待，因为所有城市户籍人口的工作都是上面安排的，哪怕你是刑满释放出狱。所以分配工作在当时不是优待。

而中国过去四十年来就业压力最大的时段，恰恰是 1979 年中越爆发战争到八十年代末「两山战役」结束这段时间，普通参战士兵很难被照顾到。至于「后来国企垮了，一些人不满」，确有其事，但那是很多年后部分转业到地方的军官。

1979 年的中国，还是一个极其贫困的国家，下面是当时的抚恤金标准：

按这个标准和当时物价水平，一个师长在战场上牺牲，家人得到的抚恤金也就勉强够买一头牛，或一台 12 寸黑白电视机。一个士兵牺牲后，抚恤金刚好够买 4 块上海手表。而战斗负伤的抚恤金就更低了。

世界上对军人最好的优抚体制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抚恤金的水平太低了？

事实上，普通士兵阵亡可得到 500 元抚恤金，是刚刚大幅调整后的新标准。如果按照之前实行了 20 多年的标准，一个普通士兵阵亡，家人得到的抚恤金为 180 元，只够买 1.5 块上海手表。

请注意一个重要信息：这个增加了近两倍的新抚恤金标准，是在战争爆发前 17 天，即 1979 年 2 月 1 日实行的。

有些政策的调整变动，只有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它的逻辑和目的。

对越作战时的抚恤金标准到底是高还是低？用购买力来衡量，或许并不全面。还需要看当时中国人的收入水平。在当时，收入水平中等偏上的城市工人，全年货币收入大概正好是 500 元的样子。

在农村，又是另外一种情形。1978 年以前的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村最好的劳动力，如果是靠挣公分攒钱，500 元至少要积攒十年以上。以当时中国农村之贫困和货币收入之匮乏，500 元是绝大多数农村家庭一辈子也积攒不出的。

以当时中国人民的收入水平，中国对军人的抚恤标准并不低，如果考虑到当时军人的社会地位，在我看来，中国的优抚系统，是全世界对军人最好的优抚系统。

80 后无法想象当年的军人地位。1979 年以前，中国是世界上军人地位最崇高的国家。虽然 1978 年后，科学家的地位开始迅速攀升，但解放军的地位依然神圣不可动摇。

・华东军区医院、南京市医务工会，于春节向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出征的徐化民大夫的家属献旗慰问

小男孩的理想是长大了当解放军，最喜欢的玩具是各种武器，最喜欢的游戏是好人打坏人，最喜欢吹的是「我爸以前是解放军」。

军人回乡探亲，那身绿军装必然会引来里三层外三层围观的小孩。

「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是肉眼可见的事实：你路过一片陌生居民区，不用打听就知道谁家有人当兵，因为「军属光荣」之类的牌匾，在民宅极为简陋残破，缺少装饰的年代，非常醒目骄傲。

参军是当时农村子弟「跳农门」变成城里人的唯一途径，如果能立功受奖提干的话。

即使绝大多数人的参军跳农门之梦都注定破碎，终要回到故乡继续面朝黄土背朝天，日日为温饱发愁，但他们仍是基层政权最信任的人，是组织优先吸纳的骨干。

当时的农村基层社队干部，大多数是复转军人。

伤残军人回到故乡，绝不会因为丧失劳动力而遭遗弃，伤残就是为革命做出过贡献的证明，是人人敬仰的英雄，只要没有智力影响且行动能力未严重受损，都会成为基层政权的骨干。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荣获时代楷模、全国模范伤残军人等称号的一级伤残军人朱彦夫。

朱彦夫在朝鲜战场上失去了四肢和左眼，右眼视力仅有 0.3，他原本被安排在荣军医院，但朱彦夫坚持回故乡，后成村支书，当了几十年领头人，退休后又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写出自传小说《极限人生》。

朱彦夫不可思议的人生奇迹，固然与其卓越不凡的品格有关，但那个时代全社会对军人的特殊尊崇，才是成就其人生奇迹的基本前提。

朱彦夫回到老家山东沂源县后，县民政局局长武宪德就帮他张罗对象，要既不嫌弃残疾人，又温柔体贴贤惠善良，介绍多个皆不成，最后，武宪德把自己的内侄女陈希永介绍给朱彦夫。

陈希永当时是刚工作的护士，因为「他是人民功臣，没人照顾不成」，与朱彦夫相伴一生，予其无微不至的照顾，两人共育五女一子，尽皆成才。

放在今天，朱彦夫的奇迹人生绝不可能再现。这样的人不但不可能娶妻生子，甚至不可能因为经济更宽裕而经常帮助他人——朱彦夫的大女儿后来接受采访时说，每个月发放的伤残军人补贴，多半用于接济村里的穷人和病人。虽然数额今天看少得可怜，但当时沂蒙山区的普通农民根本就没有货币收入。

说到这里，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问题了：

老兵被社会遗弃是怎么回事

1979 年 2 月 17 日，广播发布了一条重要新闻，「对越自卫反击战」已于当天凌晨打响（最初叫「对越自卫还击战」）。

1979 年 2 月 19 日，广播里出现了一个新词：「万元户」，当时《人民日报》报道广东中山的黄新文时发明了这个词，它很快成为新闻中的高频词。

这两条新闻，恰好相隔两天，如果你无法理解它意味着什么，我这里不妨插上我的亲历见闻。

1979 年冬或 1980 年初，我父亲到湖南老家出差，回新疆后聊起农村搞承包后的见闻，我妈将信将疑，我记得我爸一再强调，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广播里的东西有时会是真的——我一位表舅，以前孩子的文具和纸张都买不起，但他靠种地卖粮居然收入好几千。

未经过那个时代的人，无法想象当时社会变化之剧烈。对农民来说，全面推行承包制的 1979 年是历史的分水岭。1979 年 2 月颁布抚恤新标准时，这个标准实在不算低，但当年年末，中国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与上年相比有了根本变化。

对有些家庭来说，上一年，军人抚恤金相当于十年所得，仅仅过了一年，它就变成了几个月的收入。

其实，抚恤标准的高低并不是关键问题，甚至并不重要。因为中国的军人优抚系统，有别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优抚系统或荣军制度。

世界最早的荣军制度的立法实践可追溯至 1636 年马塞诸塞州的新普利茅斯殖民地，后经普鲁士、法国的制度完善，现代西方国家都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主要由国家财政负担维持的退伍军人优抚体系。

・美国退伍军人节

最能体现这一特征的，是二战战败的日本和德国。

日本对仍在世的参战老兵，每人每月的「退役抚恤」「战争补贴」「恩给」加起来有 20 万日元之多。至于德国，2013 年我在柏林遇到一个奇特的示威：年轻人要求对二战逃兵和老兵一视同仁。因为德国认为，逃兵未能履行其义务，所以丧失补助的资格——我原以为，以德国对战争的检讨，不会有如此强硬的态度。

而中国建立起来的优抚体系，则是一个与计划体制高度匹配的，由全社会动员参与的保障的系统，国家专项财政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最简单地说就是，国外的优抚系统，首先是体现在财政发钱，专门组织负责，然后才是社会文化中对军人的优待，而中国优抚系统，首先是基层社会组织的「拥军拥属」——工作就业、结婚成家、医疗救护等等无微不至、无所不包，然后才是财政补贴。

所以，中国的优抚系统，首先是社会安置，而非财政补助。自 1958 年到 1978 年的 20 年间，约有 1000 多万军人退役。其中约 80% 被安置到农村，20%被安置到国营或集体企、事业单位工作。

越战开始前，那些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留下的伤残老兵，都是依靠这种与计划经济密切相关的优抚系统的。他们数量巨大，如果完全依靠「发钱」，将成为非常沉重的财政负担。1979 年以前，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可以克服身体局限，为基层政权做出贡献，就像朱彦夫那样。

但是，自农村推行家庭承包制开始，中国的计划体制逐渐瓦解，建立在计划体制上的中国军人优抚系统的效能受极大影响，尤其是家庭承包制，对优抚系统造成最直接而剧烈的冲击。

家庭承包制前，为与农业的集体化生产匹配，农村建立了严密有序的政权组织，县之下有公社（乡），公社之下有大队、大队之下有生产队，生产队里，往往又有分管青年、妇女、民兵的不脱产干部，农民的一切皆受严格管束。

由于其规模过于庞大，社队干部并不在「吃国家饭」（系指财政负担的工资）的干部编制之内，但他们掌握巨大权力，社会地位远远高于普通农民。退伍军人回乡，会被优先吸纳进这个组织序列。

家庭联产承包制，让规模庞大的社队干部一夜之间失去了存在意义，成为改革中第一批利益受损者，而且是规模最大的群体。好在社队干部大都是能人，承包制后，很快成了最早富起来的人，两相比较，并无怨言。

・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的「包产到户」雕塑

但对 1979 年参加对越作战的这批军人来说，回到故乡后，再也没有类似进入社队干部序列这种体现军人地位的机会安排。对普通退伍兵来说，这个影响并不大，它仅仅意味着当兵不再吃香。

真正让参战士兵心理失落的变化，是在人口占全国比例 4/5 的农村实行承包制后，各家顾各家，原来建立在基层组织能严密掌控支配资源的优抚体系不复存在，突然之间仅剩下财政力量这一项，这个体系的保障功能就显得异常单薄起来。

没错，世界上对军人最好的优抚体制，因为社会转型，让老兵突然感到自己被社会遗忘了。

1979 年因战致伤的「二等、三等革命伤残军人」，退役后确实由安排工作，但实际上这是计划体制下，由基层企事业组织承担起把他们养起来的任务——因为这个伤残等级可视为并无劳动能力。

但是，一旦吸纳他们的企业遇到关停并转，保障就不复存在。

《芳华》中的刘峰虽然失去右臂，但他作为农村兵，即使安排了工作，所在单位也很可能在之后的十几年里不复存在，被昔日战友们撞见他在海南街头被城管欺负，实在算不上意外。

除了刘峰这样的越战老兵，就连曾经受到敬仰和优待的解放战争、朝鲜战争老兵也开始感到被遗忘，只是年代已久，他们远没有正当壮年的越战老兵那么集中而突出。

当然，最近十几年来，刘峰的生活艰辛程度应该会有所缓解。随着财政力量的大幅提升，优抚范围和力度上也在不断扩大。

但是，现行军人优抚体制本质上依然只是与计划体系相匹配的旧系统的延续，财政上，缺少稳定可靠专门的保障，组织上，缺少专门负责退伍军人权益的组织和部门。

其结果是，虽然政策规定，只要是民政认定参战老兵，都会有由地方和共同承担的补助，国家每月近三百，地方补助多寡则视财政状况而定。但是，由于并无专门负责退伍老兵权益的部门，所以，常见老兵向地方民政申请补助时，因无法提交其认可的参战证明而抱怨被刁难，至于农村兵补助被克扣的情形非常多。

从对今天境况不满的那些参战老兵的普遍诉求看，他们最大的不满和失落，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不惧牺牲，最恐遗忘。

抗战以来，历次重大战争的参战者，都在社会共同记忆中留有重要位置，唯有距今天最近的中越战争是一片空白。以我个人所见，中越战争参战亲历者留下战争回忆录的，唯有香港籍老兵王志军的《1979 对越战争亲历记》。

在一个有尊崇军人文化的社会，退役军人通常会是稳固社会秩序最可靠的基石，而中国曾是一个军人神圣的社会，但社会转型过程中，退伍保障优抚体系的改革滞后，使得军人已经算不上是受尊崇的职业。

军人是荣誉感和归属感最强烈的群体，现代军队精神力量的源泉，就是荣誉感和归属感。中越战争的老兵会成为失落感极强的一个群体，正是恰逢中国社会剧烈的体制转轨，导致他们成为一个最没有荣誉感和归属感的群体。

最后，越战老兵这个之前我认为应当慎谈的社会敏感话题，为什么今天是可以触碰的？我特意强调是 3 月 13 日之后。

答案其实很简单，3 月 13 日，公布了提请人大审议的机构改革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改革，就是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

的机构改革，通常以合并、裁撤部门居多，从既有部门中分拆承担特定任务的部门，强化升级成为新部门，则较为少见，它的目的，用十九大政治报告中的原文概括，就是「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而《芳华》这部触碰越战老兵题材的电影能上映，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复盘，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自信——老兵不满被社会遗忘将不再是个不可触碰的敏感问题，这部电影才能在决定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两个月之前上映。

在我看来，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对中国国防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武器装备的技术突破，或许几年后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这点。

无论如何，几十万脱下军装回到家乡的刘峰们，在年近花甲之时，他们曾刻骨难忘的经历、他们曾被社会遗忘的命运，今天终于能进入公众视野，被公开提及并讨论，更重要的是，他们或将在未来的日子一点点找到归属感和荣誉感，这是很了不起的事。

我相信我们的读者中，很多人的父辈是几十万刘峰中的一员，如果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新闻，烦请告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