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科要完熊家长的“病”谁来治

2017年12月，网友上传照片“儿科看病难”

2016年2日，笔者发表了拙作《儿科不是“小儿科”，靠谁来救？》。事隔2年，因为流感发病量上升，2018年的儿科医疗再次陷入年复一年的窘迫。

2018年1月9日，天津市一家三级甲等医院海河医院发布通知：因儿科医生超负荷工作、纷纷病倒，该院儿科门诊停诊，具体恢复服务时间另行通知。

当初2016年2月笔者发稿之际，也有一批高水平医院停儿科夜间急诊的新闻。这些医院包括了上海九院、广州中山大学第三医院这样理应对人才极具号召力的知名院校附属医院。

今年，面对“年年岁岁花相似”的尴尬局面，我打算先摘抄朋友圈的一些言论。

某大型课外辅导机构教师：

医生和教师都是良心活。工作的时候多出一把力或是少出一把力，外人根本看不出来，但是效果却是天壤之别。教师可以显得自己很投入，其实根本不费脑子的完成一堂课，学生从这种课程中得不到任何提高。

所以对这种良心专业，社会都不吝赐予道德高帽，或曰园丁，或曰天使，用情怀鞭策从业人员。我不需要情怀，我不是人民教师，我是人民币教师。我努力工作不是为了教书育人，是为了让老板知道他一个月发我几万块钱的工资发的值。

上海某985院校法学院博士后校友（自营律师事务所）：

我们知识分子都是一窝一窝的坑人。孩子王的情怀让熊家长闹没了，教育界统一立场搞“素质教育”，老师允许学生来到学校却不学习。以前老师耳提面命甚至拳打脚踢逼学生学习为的是谁?以前的老师动辄补课、留堂、家访是为了谁?现在的学校让你下午两点就要动身接孩子。

高水准的幼儿园通过亲子作业等隐形门槛，只招收妈妈是全职太太的孩子。这样的教育，能成才的大概率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孩子想成才，生在请得起“人民币教师”开小灶的家庭很有必要。

北京大学医学院博士校友（非儿科专业主治医师）：

把板子打在取消儿科本科专业上根本是南辕北辙。先有儿科医生不足，教育部才设置儿科专业，希望通过这个就业面窄的专业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就套牢一批学生。

儿科专业的学科设置有针对性，很多知识都不教，教出来的其实是注水医生。 所以当年很多医院招儿科医生，指名不要儿科系的毕业生，只要临床医学专业的。（重庆医科大学的一位朋友表示，他们学校的儿科系课程门数比临床医学多、高考录取分数比临床医学高，谁学谁上当）这个专业招生难、就业难，很多学生毕业了改行也不做儿科医生，收效甚微，最后取消了。

几年前卫计委有个想法，在执业医师考试的时候，为有志成为急诊科医生、儿科医生的考生加试一门专业课。这样考生的卷面总分值上升，但是及格线不变，其实就是给急诊、儿科专业降分，让一些原本没有资格成为医生的考生去招不到新人的急诊科、儿科“填战壕”。

开设儿科系就是那个年代的“执业考试降分放水”。有理想的医学院当年都没有儿科系，我校没有，协和医学院没有，就首医这些学校才有。（你这话不利于团结啊！笔者不认同——笔者注）大家可以看到，儿科系的经验告诉我们，降低要求解决不了人手紧张。

以下是我个人的观点：

过去，我强调儿科资源的稀缺是因为儿科工作的投入与回报不对等。天底下吃苦受累的工作有很多，为了保证这些工作有人做，社会要么给他们优越的经济报酬，要么给他们较高的社会地位和道德光环，要么两者皆有。

比如说教师在体制内的待遇就挺不错，尤其是八项规定之后。然而，如今儿科这个职业的情怀越来越淡漠了。儿科属于那种钱少事烦，还有许多熊家长破坏情怀的工作。遇到一个熊家长，恐怕一星期的职业自豪感都毁了。遇到战斗力强的熊家长，能毁一辈子。

很多时候，“熊家长”跟道德、法制观念无关，这是一种疾病。现代社会有许多人，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有很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凡事都担心亏本，他们无时无刻不渴望发财。他们最怕失去自己的经济优越性和建立在经济优越性上的文化自信，这两者几乎是他们全部的自尊。

他们的心理压力在两个领域体现的比较明显。一是结婚，结婚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合股经营，但是验资报告总有隐瞒。于是很多人认为自己家族百年振兴计划会被“最熟悉的陌生人”破坏。

另一个是养育孩子。人可以保证自己努力，自己努力换来回报的期望很稳定。可是子女教育的后果却没这么稳定，父母渴望靠自己的努力换来子女前程的愿景经常事与愿违。另一个，就是熊孩子居然会得病！“说好给孩子最好的，可孩子生病难受，我却不能做些什么！”

没有人是完美的，大家被社会视为正常人，是因为社会人们的心理病态有一定容忍，否则世界上没有几个“正常人”。当一个人处在焦虑发作的时候，他人格中的病态会爆发出来。

儿科医生往往接待不是一个病人，而是一家病人。儿科医生的主要工作其实是治疗家属。成天跟“正常的”精神病人打交道，负能量无法避免，加钱也没用。大家体会一下，这样的工作给你多少钱你愿意做?所以我diss杨永信，社会上被心理冲突的痛苦折磨的普通人这么多，他却在不务正业。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现在中国的儿童夭折率是千分之十几。目前，新生儿、婴儿、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不足1991年的五分之一。如果我们拉长时间轴，会发现过去的三十年里，儿童夭折率下降了90%。

然而，“承平日久，人心浮乱”。医学进步的受益者现在觉得小孩子就不应该死，对儿科的要求很苛刻，甚至扎静脉针都要“一针见血”。笔者政治不正确的想，如果儿童死亡率显著提高，或许人们能接受医学并不万能的事实，还能多生几个孩子当备胎优化人口结构。

纵观世界，凡是社会发达、人民生活水平高、妇女地位高的地方，人们的生育意愿反而低。因为人们不必靠子女养老，妇女积极参与社会而不是“母以子贵”，担心多生育会影响自己的生活水平，多子女会摊薄子女的教育资源，请不起“人民币教师”或、“美元教师”、“欧元教师”或是“日元教师”，带来后代阶层地位下降的焦虑。但是，绝嗣才是阶层滑落的最高形式。

现在，失去情怀的医疗，每时每刻都在挑肥拣瘦，每时每刻都在绞尽脑汁榨取病人的消费者剩余。个别体面大医院的儿科也有“病历里夹钱可以加号，买医生指定药店的高价药品可以提前住院”的传说。

大人物却觉得医护人员没有辞职就说明日子还能过，我认识的一位乡镇企业家也说“不开工资你还干说明你有办法坑俺钱，你坑俺钱还想说什么？”

儿科因为经济问题造成的医患矛盾本来就多。成人患病可以忍，小孩患病家长忍不了。所以医院里别的科室的病人都是家里有点闲钱的，儿科的病人则是有钱没钱都必须看病。尽管儿科的经济效益是医院里最差的，“看病贵”的矛盾却很突出。

公立医院要承担社会责任，讲“经济主义”是要挨骂的。可是医护人员和医院都不是靠喊口号活的，于是有的医生决定离开公立医院换个活法，应聘年薪几十万、上百万的民营医院，赤裸裸的宣示“我就是要赚钱”。

在这类医院，每位病人的接诊时间不低于半小时，医生见到孩子先找送一个玩具，跟孩子做游戏、连络感情，让孩子不再惧怕“白大褂”。然而，这些医院的收费和就诊体验一样感人。

挂号费3700元才有好待遇。如今在大城市上海，五百元一位的高端私立儿科诊所照样病人排长队、三分钟接诊一位。毕竟，目前我国每2000千名儿童仅有一位儿科医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发达国家的人均儿科医生数量是我们的两三倍。

据2016年发布的《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披露，由于执业环境恶化等原因，2011~2014年间全国儿科医生流失量高达10.7%，共有14310人，儿科医生流失现象在青年医生当中尤其明显。

根据国家规划，我国2020年千名儿童儿科医生人数要从现在的0.5人上升至0.69人。然而，实现这个低水准目标需要培养9万名医生，现在看来任务极为艰巨。儿科医生及儿科护士等相关从业人员的硬性缺口，已经影响到了每一个社会成员。

笔者不担心自己的言论会引起医患关系恶化，造成明天医生更加紧缺。没有人是傻子，不说破的事情确实存在，客观规律不会因为哪个小人物的愤愤不平或跳脚诅咒发生改变。太阳沉下来地平线，余晖渐渐消失。

晚霞即便再美，有许多文人墨客称赞，黄昏都将以黑夜告终。夜幕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