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因房租太高引发的刺杀案

宋代的商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物价也与日俱增，这也包括房价，尤其是如首都汴京等大城市，“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

房价高得非一般百姓所敢问津，包括一些官员在内的多数在大城市谋生的百姓只能租房子住。

然而，房租“水涨船高”。尽管出台了房租打折的措施，很多百姓甚至官员仍感到吃不消，南宋年间的镇江知府甚至因此遭遇了一场刺杀。

民间租房

在宋代城镇中平民被称为坊郭户，并以财产为标准分为主户、客户，坊郭主户就是在城里有房产、经济条件好的居民。

坊郭客户则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在城里买不起房子的经济条件较差的平民，他们是城镇租房子的主要群体。

史料显示，城镇的房舍大小、多少也是宋代区分坊郭主户等级的一个重要标准（《中国经济通史》）。实际上，宋代城镇民间房东的组成就是城镇中有房产出租的坊郭主户，以及有房产出租的权贵官宦人家。

当时有一批在城镇中没有固定职业，专门靠出租房子过活的人，被叫做“掠房钱人”：

家里有几间空房子打理打理，租给有需要的人，全家生活就有着落了，一般来说，这是城郭主户中的普通百姓。

这种情形不少，在当时自发形成了新的行业叫“庄宅行”，成了那些游手好闲的有房子人的新“职业”。

民间房东有大小。

小房东的房子少，只是糊口饭吃，如北宋名臣欧阳修的报告中提到过，河东路辽州一个小房东，自家开了个饼店，同时也出租房子，“日掠房钱六文”，一个月180 文钱，一年得租金2160 多文。

而同时期的苏舜钦在他的文稿中，也提到了民间出租业，他说：“只于京师仕宦及有屋业者取之，岁入不啻百万”。

再看北宋末年，一个权贵官宦叫韦渊，因是太后亲戚，得到赏赐极多，在京城等大城镇有很多房产，仅出租房子一项，“房缗钱日二十千”（《宋史》），一天就是20000 文钱，一年大概在720 多万钱。

不比不知道，一比你就能看出，同样是房东，差别可不是一般的大。

官府租房

宋代还有一种出租房，房东是官府。宋朝官府向官员、百姓提供公房出租，房租价格也因时、因地随市场波动。

如北宋熙宁十年（1077 年），首都开封的公租房的房租是每月每间170 文钱。18 年后，绍圣二年（1095 年），远离京城的广东惠州，因营房不够，部分士兵进城租公房，每间月租接近300文钱。

两相比较，当时广东还不是像开封那样很繁华的一类城市，但是，18 年后其房租也超过了当初开封的房租。

那么，此时最繁荣发达的首都，其房租更会大大增加，这跟北宋后期经济发展程度以及物价上涨紧密关联。

《浩然斋雅谈》中记载了南宋一个叫张卿的官员所写的关于房租的诗句：“小小园林矮矮屋，一日房钱一贯足。”这所附带了园林的一般京城住宅，每月的租金为30 贯，即30000 钱。

而据说当时京城地区一个普通人夫（指被雇佣者）的月收入不到3000 文钱，相当于说，当时10 个工人的收入总额才能在京城租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住宅。

从历史角度来看，宋代的租房市场已然比较规范，也有些好措施。如根据经济形势、自然气候变化、政治需要等，常以减免房租作为笼络官吏以及百姓的措施之一。

如宣和七年（1125 年），书画家皇帝宋徽宗曾下令首都开封的公房、私房一律减少十分之二的租金。有宋历史上，减少房租的政令常有，至于具体落实情况如何，不得而知。

宋金议和后，南宋朝廷认为“边患”消弭，便着力发展内部经济，“务与民休息，禁网疏阔，富家巨室，竟造房廊，赁金日增”（《云麓漫钞》），有钱的富人都竞相投资房产出租，而且租金随着物价，不断上涨。

当时，在城镇买房，不是普通百姓所敢企及的，相当多的百姓包括官吏还是租房，官府为了减轻居民的租房压力，下令公私租房适当降低租金，这一举措受到房客们叫好，但有些地方官府出于利益考虑，常常阳奉阴违。

为此，南宋绍兴年间曾发生过一起由房租引发的刺杀案。

一场因房租引发的刺杀

公元1151 年，一天，镇江府衙前来了一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一身京城衙门差人的打扮，跟府衙警卫说，他是京城秦太师府里派来送知府迁转命令的差人，要当面交给知府张楠。

府衙警卫见他公差模样，又声称携带了来的重要文件要交知府大人，不敢怠慢，立即汇报了张知府。

张知府很热情地在书房接见了这位年轻人，“展刺拜谒如礼”，京城差人很有礼数，而后，他的眼神扫了一眼站在知府身旁的衙役，对知府说：“秦太师另有指示，请让其他人暂时回避一下！”

知府当然照办。衙役们出去后，京城差人从袖子中取出一卷装潢精美的黄纸公文，表情恭敬地将公文在知府旁边的桌子上展开，请知府来看。

张知府移步近前，突然，京城差人抽出身配的短刀刺向知府心脏。知府眼疾腿快，躲过几次刀刺，脸上被划破了几道小口子。

京城差人又用刀狠狠地刺向张知府的颈子，他一仰头，短刀就顺着他的嘴前虚空而过，一时之间，张知府一口咬住刺客握刀的手指，刺客“啊呀！”一声大叫，短刀随即掉地。

这时，书房外面的几个衙役闻声而入，将刺客抓住，“遂捕送入狱，鞫成，具奏”，处死刺客。

此案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刺客的身份，二是他为什么要刺杀镇江府知府？《云麓漫钞》上给出了答案。

这个刺客不是什么京城公差，而是镇江城里一个做小本生意的卖药人，名叫高嵩，十九岁，家境贫寒。

其次，他刺杀地方长官的缘由，从他展示给知府的貌似公文的黄纸上透露了出来——上面写着“镇江府张楠违背圣旨，不放房钱！”

当年，宋高宗有诏书，从首都到地方，无论公房、私房，房租一律降低一半。于是，真相大白：

镇江府不执行要求降低租客房租的通知精神，引发了穷租客高嵩刺杀知府张楠的案件。

这件与房租有关的刺杀案在南宋经济政策史上很有典型性，案情公开后，南宋朝廷再下落实降低房租的圣旨，各地方官府也严格执行了，“自是后，房缗顿减矣”。

如淳熙八年（1181 年）、嘉定二年（1210 年），多地发生灾害，宋孝宗和宋宁宗分别下令各地房租降低三分之一，这些都是按比例的永久性减免房租，实质上是打压居高不下的高房租。

宋代公租房减免房租尚有如此波折，让民间房东一起降房租，更是难度颇大。实际上，遇到朝廷降低房租的通知，那些与房产主有勾结的州县官员或者藏匿公文不发，或者拖延。

而一些贪婪刁钻的房东们更是阳奉阴违，或者先故意抬高房价宁愿租不掉，再假装房租降下来，实际上房租常常是不降反涨，或者一段时期干脆停止出租房子，以避风头，这样一来，反而给租客们增加了更大的负担和麻烦。

这就是整个宋代，尽管每隔一段时间，朝廷都要求各地官府关注民生，降低公私房租，然而房租却越来越高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