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碑历史

  重庆解放碑曾三易其名，尽管它的历史非常短暂，但它的历史文化却因跨越两个不同时代而显得非常厚重。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今天能讲出解放碑历史的，大多是民国时出身的一代人，而新中国之后出身的人，对它的历史不仅知之不多，还认为它就是重庆解放的一座历史丰碑。

其实，重庆解放碑从修建至今才74年，在历史长河中，它只是一瞬。但它在中国近现代的巨变中，则三建其碑、三易其名，反映了近代中国两次重大历史变迁。?

抗战时中国人的精神堡垒

1937年7月7日深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突袭国军，史称七七事变。自此，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在极为险恶的形势下，民国退守重庆。但日军紧追其后，从1938年2月起至1943年8月，对中华民国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

在极为险恶的形势下，民国总统蒋介石，为了鼓动全民坚持抗战。为了树立全中国人同仇敌忾的精神，坚定对日长期抗战的信念，于1941年12月，在重庆市区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即市区都邮街广场，一个被日军用炸弹爆炸形成的大弹坑上，建起了一座“精神堡垒”，意指坚持抗日的精神丰碑。堡垒为一炮楼形状的木结构建筑，按照市制单位计算高为7丈7尺，寓意“七七”抗战。建筑外表涂成黑色，以防日机轰炸。柱底朝民族路方向有“精神堡垒”4个字，另外三方，分别写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顶部设置一口大瓷缸，内贮棉条燃油，遇有重大集会，即点火助威，烈焰熊熊，表明万众一心抗战到底的决心，昭示驱逐倭寇、还我河山的浩然正气。

“精神堡垒”，是74年前日本大举侵华的产物，也是大轰炸重庆的产物。据百度百科记述：据不完全统计，在5年间日本对重庆进行轰炸218次，出动9000多架次的飞机，投弹11500枚以上。日本人的狂轰烂炸，给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带来深重灾难，其中三九年的五三、五四重庆大轰炸，四一年的重庆大隧道惨案尤其惨烈。但灾难并未让中国人丧失抵抗的意志，战时首都重庆愈炸愈强，中国人的意志愈炸愈坚，日本陆军航空队负责轰炸的远藤三郎少将，最终无奈地向军部递交了“轰炸无用论”的报告。

在如此险恶的大轰炸中，精神堡垒每天还要升降旗帜，山城人民常在旗帜下发出铿锵誓言：宁可家破人亡、血肉横飞，也绝不屈服，与日寇抗争到底的意志永恒。这就是当时的“精神堡垒”。《大公报》说它象征“为一坚强战斗体” ，宣示着陪都重庆和抗战到底的顽强精神。

当时，从沦陷区进入重庆的抗战将士和难民，看见“精神堡垒”，抗日信心大增。从重庆出发的抗战将士，也都要在“精神堡垒”前宣誓，以鼓励信心和力量。

1942年1月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公开宣布，盟国第一最高区域统帅部成立，并下设中国战区，由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曾经四次赴华的史迪威任中国战区参谋长。自此，中、英、美、苏四国成为反侵略中心，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

出任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后的蒋介石，同年10月10日下午4时，在“精神堡垒”前向世人宣布：英美两国发表声明，自动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及在不平等条约中取得的特权（只是英国有所保留，不放弃香港和九龙）；与此同时，还决定给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巨额贷款，提供大量的租借物资。喜讯传出，全国同胞乃至全球华人群情激奋，抗战士气大震。

抗战胜利后的纪功碑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中国的抗日战争也随之结束。重庆各界及广大市民得知喜讯，数十万人潮水般拥向“精神堡垒”和较场口广场，欢歌笑语不断、鞭炮鼓锣震天。在欢呼庆贺的人潮中，民国著名影星金山、赵丹也抑制不住对抗战胜利的喜悦，赵丹索性在地上打滚，结果还撞坏公信拍卖行的橱窗玻璃，留下一个“抗战胜利纪念疤”。到了夜晚，狂欢的人还是不愿离去，4盏水银灯把“精神堡垒”照射得雪亮，人们通宵达旦狂欢，自发的庆祝抗战结束的活动一直延续到9月上旬。

时任重庆市市长的张笃伦，于1946年10月9日在会议上，提出并决定在原“精神堡垒”旧址上，建立宏伟的“抗战胜利纪功碑” ，以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纪功碑由重庆市都市计划负责设计，天府营造厂承造。耗资2.17亿元，全部改用钢筋水泥建设，即使在10米内投掷500磅炸弹亦无法摧毁，碑身至少可存百年之久。

纪功碑于1946年12月动工，1947年8月落成，八角柱形，外饰浮雕，碑高27.5来，内有旋梯可达顶端，碑顶设有标准钟、警钟、探照灯、风向器、方位仪和了望台。

碑的正面，面向民族路，镌有“抗战胜利纪功碑”7个镏金大字，落款书写“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重庆市市长张笃伦。”

碑座有石碑8面，铭刻国民明文规定重庆为陪都的全文。美国总统罗斯福1943年赠给重庆市的卷轴译文也铭刻在“胜利走廊”的墙壁上。

“抗战胜利纪功碑” 建在原“精神堡垒”旧址上，其目的是提醒国人，8年抗战的殊死拼搏之不易!重庆作为陪都为抗战做出的巨大牺牲可贵!得来百年抵御外敌胜利之伟大!

市长张笃伦说：“纪功碑不但说明了抗战胜利的光荣，而且更保证了今后建国的成功。打败了日本，是中国的功劳，所以才有建筑此碑，以永垂纪念。当我们重庆遭受残暴轰炸的时候，美故总统罗斯福曾赠卷轴，向陪都市民表示敬意和慰问。1944年5月17日，罗氏亲笔书写道：‘贵市人民迭次在猛烈空中轰炸之下，坚毅镇定，屹立不挠。此种光荣之态度，足证坚强拥护自由的人民之精神，绝非暴力主义所能损害于毫末。君等拥护自由之忠诚，将使后代人民衷心感谢而永垂不朽也!’”

堂堂陪都重庆的抗战胜利纪功碑，是中国唯一一座全国全民抗战胜利纪功碑，是抗战胜利的历史见证，是整个的丰碑。

共和国建立后的解放碑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抗战胜利纪功碑”曾是亿万中国人心目中的一座历史丰碑，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它却被改头换面成了“人民解放纪念碑”。

1949年10月1日，成立。陪都重庆也于11月30日“解放”。1950年10月1日，西南军政决定对“抗战胜利纪功碑”进行改建，原来所有碑文被全部铲除，内外装饰一新，并由时任西南军政主席刘伯承将军题字，将碑文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简称解放碑。

将“抗战胜利纪功碑”改成“人民解放纪念碑”是历史使然。但堂堂抗战陪都重庆，留下全国唯一一座“抗战胜利纪功碑”被抹去，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记忆的遗憾。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庆不断有市和提出议案，呼吁恢复解放碑原貌，因为它是抗战胜利的历史见证;是全国唯一一座“抗战胜利纪功碑”；是中国反法西斯抗战胜利的丰碑，它象征了中国人民一改鸦片战争与八国联军入侵时的软弱，而是以“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同仇敌忾与众志成城的精神再造与重塑，唤起了国民走向国家重建，民族信心重建的国民力量。

为此，我也强烈呼吁：我们当尊重历史，还原历史，敬请早日恢复全国唯一一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抗战胜利纪功碑” 。?

作者：山月。来源：共识网 2015-08-15?

抗战胜利纪功碑设计师黎抡杰?

重庆解放碑前身是抗战胜利纪功碑，1950年被改为现名。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要求恢复“纪功碑”原名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可是，纪功碑的设计师黎抡杰（1912-2001），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的主要宣传家，却鲜为人知，连建筑史研究者都没见过他照片。

寻觅真容

早在1994年，建筑史学者赖德霖已将黎抡杰称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现代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和宣传者之一”（《中国建筑业年鉴》，1994年，第496页）。后来，又进一步称之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极其重要的现代主义建筑宣传家”（赖德霖：《走进建筑走进建筑史》，第146页）。

广州的建筑史学者彭长歆注意到，正是黎抡杰设计了重庆抗战胜利纪功碑（《近代哲匠录》，2006年，第71页）。建筑史专家一直在寻找黎抡杰的照片，但却毫无结果。

在广东省档案馆里面，我找到了黎抡杰的履历表、调查表，但没有照片。档案记载：

黎抡杰，广东番禺（今广州）人，家住永汉南路（今北京南路）德佑坊8号，1937年毕业于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工学院并留校任助教，而后随勷大工学院转到中山大学工学院。

黎抡杰在哪里念的中学？档案并没有交待。

笔者在广州市一中校刊《市一中学生》里，发现了黎抡杰的名字，还有他写的文章，并从该校第二届《毕业同学录》中，找到了黎抡杰和另一位建筑大师莫伯治的照片。

在广州市一中期间，1930年，黎抡杰被选为学生自治会民众教育股干事，兼平民教育主席，具体工作是利用学校课室开办民众夜学（夜校），招收失学少年入读。黎抡杰讲授“常识”一科。

到1931年4月，广州明令夜校要由市立中学当局直接承办，不再假手学生会，黎抡杰随即辞去主席职务，并编制了一份长达111页的报告，包括学校概况、职员分配、教务概况、训导概况、历次会议记录、历次报告呈文、预算书、决算书、毕业生名录等，可见他做工作的认真程度。?

新建筑的旗手

黎抡杰1932年夏从广州市一中毕业，1933年秋才考上勷勤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系。在勷勤大学名师的熏陶浸润之下，他和同学郑祖良一起，迅速成长为中国“新建筑”（现代主义建筑）的主要代言人。

他们两人的恩师林克明，可算是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的开山祖师。林克明早年留学法国，在实习阶段敏锐地吸收了欧洲新兴的现代主义建筑理念。随着科技进步加速，古典建筑繁复拘谨、不切实用、造价昂贵的缺点逐渐显露，现代主义思潮主张从功能需求出发进行设计，以简洁明快、经济实用为主要考量，打破学院派的条条框框，创造适应新时代的建筑文化。

林克明主持规划和设计的石榴岗勷勤大学校区，是193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的最大试验场。1932年，林克明以广东省立工专建筑科为基础，筹建勷勤大学建筑工程系。1933年5月，他在校刊发表《什么是摩登建筑》一文，系统介绍“摩登建筑”（现代主义建筑）的由来、本质和特点。

在勷大浓烈的现代主义氛围中，黎抡杰和郑祖良这两个同学兼室友，勇猛地跳入新潮流之中。1935年郑祖良连续发表文章，介绍新兴建筑思潮。1936年7月起，郑祖良、黎抡杰等被派在本校工程处实习，参与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建筑群的施工监理工作，从实践中积累经验，领会林克明的设计思路。

1936年10月份，勷勤建筑系7个学生利用设计中山县模范监狱方案获得的奖金300元，创办了《新建筑》杂志，由黎抡杰、郑祖良担任主编。《新建筑》的口号十分响亮：“反抗因袭的建筑式样，创造适合于机能性目的性的新建筑。”

黎抡杰、郑祖良成为现代主义建筑思潮的主要代言人。1937-1947年间，黎抡杰完成宣扬新建筑的文章9篇，单行本著作7册；郑祖良的著述数量也不相上下。两人成为这一时期传播现代主义建筑理念的“双子星”。

在外患日深的年代，被迫高扬民族主义旗帜，提倡造价高昂不切实用的“中国固有式”建筑，黎抡杰、郑祖良的大声疾呼，未能得到良好的回应，只好转向防空建筑、陪都城市规划的研究。

人碑俱老

1940年4月，黎抡杰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前往重庆与郑祖良会合，次年，《新建筑》杂志在重庆复刊，仍由黎抡杰、郑祖良担任主编，并组织新建筑工程师事务所。两人相继进入重庆大学建筑系任教。1946年，黎抡杰进入陪都建设计划，任工程师。在这里，他接到了设计纪功碑的任务。

1947年，黎抡杰以“黎宁”笔名在《新重庆》第1卷第3期发表《抗战胜利纪功碑之建筑》一文，称：“抗战胜利纪功碑自去年十二月兴工，今年八月完成，为具有伟大历史性之唯一性纪念建筑。纪功碑的设计是八面塔形的高层建筑，由三个部分组织而成，第一部分是碑台，第二部分是碑座，第三部分是碑身及其瞭望台……碑身高度为二十四公尺，由四公尺直径之圆筒构成，内部圆形，外部则为八角形。每角边缘以米黄色面砖铺砌。内有悬臂旋梯一百四十步，可升至瞭望台。瞭望台较底部为宽，直径四公尺五，可容二十人左右登临游览……”

纪功碑实际在1947年8月建成，10月10日剪彩。纪功碑所刻碑文共5篇，此前的报道只提到国民令、吴鼎昌《抗战胜利纪功碑铭》、张群的《抗战胜利纪功碑碑文》。没有提到的两篇，一篇是《陪都各界庆祝恭送主席胜利还都纪念》，另一篇是重庆市长张笃伦的祝寿颂词，文末曰：“瑞霭阳春，实逢周甲。嵩祝遐龄，衢歌大业。猗欤盛哉，中兴领袖。华夏腾欢，普天同寿！”颂词写于1946年11月，而该年10月31日，正是“蒋主席”六十大寿之期。

1945年，黎抡杰的老师过元熙设计了广州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1946年，黎抡杰设计了重庆抗战胜利纪功碑。这两座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纪念建筑，竟然出于一对师生之手，也可以说是巧合了。

1949年前后，黎抡杰定居香港，至2001年去世。彭长歆访问过黎抡杰的侄子黎式强，知悉黎抡杰在香港未能继续从事专职建筑设计和研究工作，以打散工维持生活。殖民地时期的香港，专业界非常注重留学经历，内地普通大学的本科生，很难获得执业或从教资格。

从与彭长歆教授的电话交谈中，我领会到，设计纪功碑的“污点”，正是黎抡杰执意离开内地的考量因素之一。纪功碑纪念的是为抗战作出牺牲和贡献的所有中华儿女，但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随时会被理解成为蒋介石、国民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既然，为天安门广场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梁思成，也免不了遭受无数次批斗，那么，黎抡杰的滞港不归，甘于平淡，与他提倡现代主义建筑一样，未曾不是一种先见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