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反科学思潮的兴起与危害
反科学思潮在中国不是一个新现象，也不是一个新话题。我以前做过两次关于中国反科学思潮的演讲，第一次是在2003年中国无神论学会年会上，第二次是2004年在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和中国无神论学会联合召开的关于科教兴国的研讨会上。当时我主要针对的是北大、清华、上海交大一些自称“科学文化人”的教师，他们号称搞“科学传播”研究，实际上是在反科学，还发过一个“反科学主义宣言”，所以我说他们其实是“反科学文化人”。他们当时说是每年要开一次反科学主义会议、发一个反科学主义宣言，不过开了两次就没下文了。这些“反科学文化人”也渐渐淡出公众视野。
十余年过去了，中国社会的反科学思潮并没有随着这些“反科学文化人”的淡出而消失，反而有越来越厉害的趋势。实际上，这十余年来，很多重大的社会事件，都有与反科学有关，比如反对转基因，反对水电，反对PX项目，反对建变电站，反对建手机信号发射塔，迷信传统医学和养生，否认全球变暖，等等，形式多种多样，就其实质来说，都是反科学。我们现在与反科学思潮的交锋，更多的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具体事件上的。反科学思潮已经严重地妨碍了中国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
反科学猖獗的主要原因，是公众科学素养太低。2015年9月中国科协发布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说中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已经达到了6.20%，比五年前的调查结果几乎翻了一倍，达到了先进国家九十年代的水平。短短五年就能有这么大的改善，是很让人值得怀疑的，让人怀疑这样的调查结果更像是为了表明科普的政绩。科普工作是很难在短期内见成效的，怎么可能5年后就有如此戏剧性的改变？如果中国具备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已经达到了6%，中国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实际结果可能比这低得多，如果有百分之一的中国公民具有科学素养，就很不错了。
中国公众科学素养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理性成分。中国传统文化有其优秀的部分，但是科学、理性不在其中。最近饶毅他们办的《知识分子》微信号登了对其投资人徐小平的访谈，徐小平说不赞同中国社会缺乏科学精神的说法，理由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很多科学发明。其实中国古代有的只是实用型的技术发明，和科学无关。理性精神来源于古希腊，科学则是在古希腊理性的基础上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理性，科学、理性传入中国的时间不过是一百年多一点，只被极少数人掌握，要传播到普通公众当中还要很漫长的时间。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先天不足，导致了普通公众要么不相信科学，要么虽然相信科学但是分不清科学与伪科学，科学与反科学，所以绝大多数人更热衷的是迷信和伪科学。反科学、伪科学在中国公众当中是有深厚的土壤的。再加上有“反科学文化人”这样的人文学者的误导，他们学了一点国外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皮毛，把它作为一个更高级、更先进、更时髦的思想，误导中国公众；还有媒体也热衷于传播反科学、伪科学，不管是因为媒体人士自身的科学素养比较差，还是因为虽然有科学素养，但是为了能够吸引读者；以及科学界学术造假、腐败的猖獗败坏了科学的名声，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就导致了反科学思潮在中国社会的泛滥。
还有很关键的一点，是教育的问题。我女儿在美国上小学。中国人喜欢说，美国小学教育是放养式的，学不到东西。但是我看了我女儿的课堂教学资料和课后作业，却很有感触。美国小学生需要学的知识可能没有中国小学生多，但是他们更注重的是某些观念和能力的培养、熏陶。比如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区分虚构与非虚构，区分意见与事实。而中国教育是从来不注重这种区分的，甚至是有意混淆的。这就导致了很多人长大以后也不能或不愿意做这样的区分。比如很多记者在新闻报道中喜欢发议论，这就是没有区分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意见，混淆了记者和评论员的角色。中国历史写作以及中国新闻报道里喜欢参杂想像的成分，甚至还发明了一种新的文体叫报告文学，就是没有区分虚构与非虚构。温州高铁撞车事故的时候，《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发过一篇报道，叫《永不抵达的列车》，写得很煽情，当时影响很大，被认为是新闻报道的范文，他们报社的人也很自得，我在网上批评说，这篇报道里有很多想像的成分，更像是文学作品，而不是新闻报道。这就是因为没有区分虚构与非虚构。我这个批评让《中国青年报》很不高兴，据说因此导致他们取消了我开了很多年的科普专栏。
我女儿的学校校长曾给家长发了一封邮件，说根据加州的新教学标准，我们学校学生每天都要学习掌握几种能力，包括调查、解决问题的能力，探索不同的观点并用证据证明的能力，还有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我们的教学大纲会有这样的明确要求吗？会在课堂上以培养这些能力为目标吗？我看不会。而培养这些能力，实际上就是在培养科学精神。我曾经把科学精神分成四个方面，探索、怀疑、实证、理性，美国小学要培养的这些能力，都可以归到科学精神的这几个方面。这也是中国社会最欠缺的。
所以，中国社会反科学思潮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是多方面的因素的造成，有文化的因素，教育的因素，人文学界的因素，也有媒体的因素，还有科学界的责任。要扭转这种局面，就需要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是要经过长期的科普和教育的，不是短时间内就能改变的，是一个艰难的使命。
（2015年12月6日在新语丝科学精神奖颁奖仪式暨转基因科学传播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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