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的成就、挑战与未来走向（上）
各位学员朋友大家上午好，今天上午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的成就、挑战与未来走向”，主要分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国家反腐败取得的成效、原因及意义；第二个方面是十八大后我国在反腐败方面面临的新挑战及原因；第三个方面是我国反腐败的未来走向。
一、十八大后反腐败取得的成效、原因及意义
（一）十八大后反腐败的成效
首先我们讲下第一单元，首先我给大家简要讲下十八大后反腐败的成效。
十八大后在习近平和王岐山主导、领导下，中国掀起了一场廉政风暴。在廉政风暴这种高压反腐，从严执法执纪、从严治党的情况下，经过近5年的努力，我们国家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腐败分子有了很大收敛,腐败现象发展蔓延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我们在这给大家晒两个成绩单，第一个是截止到2016年8月30日,十八大后已有133名副省部以上官员和军级以上官员落马。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这5年中间所查处的副省级以上官员和军级以上的官员是过去10年甚至还要多的时间才能查处的副部级官员数量。第二是的八项规定实施以来，截至2016年10月，全国已累计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46431起，处理了196947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达到98836人，即因为违反八项规定，如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全国因此受到处分的官员10万以上。应该说廉政风暴、反腐力度空前之大。
（二）十八大后反腐败出现新气象的原因
十八大后我们国家反腐败出现新气象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十八大后反腐败斗争呈现了压倒性态势？为什么腐败得到很大程度的遏制？要理解近5年来反腐败取得的新气象，有很大一方面是看反腐败的思路是什么。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去做，成功之处在哪里？
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十八大后反腐败着眼点在于通过高压反腐，使反腐败分子不敢腐，这其实就说的是惩治腐败。在惩治腐败方面有一个公式，即“惩治的有效性=发现和查处腐败分子的概率+惩罚的力度”。所谓惩罚的力度，通常是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和司法处分的力度。如果单纯从这些处分的力度来看，原来给予的党纪政纪处分、司法处分和现在给的处分没有太大的差别。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最大的差别在于我们发现和查处反腐败分子的概率比以前大大提高。举个例子，比如原来有100个官员腐败，我们查处概率是10%，每10个反腐败官员查处1个。现在这个概率由10%提高到了25%，每4个腐败的官员中就有1个被查处，对其他官员产生的心理震慑效应是大不一样的。所以十八大后反腐败之所以有效，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发现腐败分子、查处腐败分子的概率比以前有了极大的提高，从而发挥了震慑的作用、敲山震虎的作用、杀鸡吓猴的作用。接下来人们就要问，为什么在十八大之后能提高发现和查处的概率？我概括了5个方面的原因，这5个方面的原因也是反腐败方面5条宝贵的经验。
第一条经验是新一届领导展现了反腐败的政治决心和政治魄力，老虎苍蝇一起打，没有人有免查的特权。
这个话人人都会说，但是真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十八大后新的领导集体面临的工作千条万绪，既可以把反腐败作为自己的优先任务，还可以做其他的事，比如治理空气污染了、发展经济，反腐败往往是需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没有魄力、没有勇气的人是做不到的，而十八大后新的领导，习近平同志和王岐山同志义无反顾投入到反腐败的斗争中去，以大无畏的精神开展反腐败。政治领导人在反腐败方面坚强的政治决心、政治魄力对反腐败的成功起了关键的作用。
2.创新巡视制度,善于发现问题线索,解决信息不对称和权力不对称问题
惩治腐败往往会出现中梗阻现象，就是信息不对称、权力不对称。老百姓的说法叫看得见的管不着，也就是我知道这个官员贪腐，掌握线索、掌握他的信息，但是老百姓、下属官员没有权力去管，这是信息不对称、权力不对称的一个方面。第二个叫管得着的看不见，上级领导能够管得住这个单位的领导，但是他没有掌握贪腐方面的信息，所以叫管得着的看不见。由于权力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很多腐败的官员在一个地方一个单位长期腐败，但是却逍遥法外。十八大后，我们通过创新巡视制度，对所有单位和部门实现巡视全覆盖，巡视过程、结果向老百姓公开，鼓励知情人举报提供问题的线索，巡视组拿着问题的线索向领导汇报，及时把案件线索转移到司法机关。通过这样一种创新巡视制度，及时发现问题的线索，及时查处，解决了惩治腐败现象中信息部对称和权力不对称的问题。
十八大后中纪委专门开通了反腐败网站的网络举报专区，及时受理公民的网络举报，老百姓还可以及时跟踪、查询受理的结果，调动了老百姓网络举报腐败的积极性，我们在公民参与举报反腐败方面有了重要的进步。
4.加大对外逃贪官的引渡力度
十八大后我们通过猎户行动、牵网行动等国际追赃行动把贪官引渡回来，把赃款追缴回来，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追讨追赃方面，无论是归案的人数还是追赃的数额，都创了历史的新高。从2014年到2016年底我国从世界上70多个国家，共追回外逃人员2566人，其中追回百名红色通缉令人员37人，追回赃款86.4亿人民币；与此同时新增的外逃人员出现了逐年大幅度减少的趋势。2014年新增外逃人员是101人，2015年降到了31人，2016年降到了19人，说明我们在国际追讨追赃、官员护照管理、出境管理等方面扎紧了篱笆。这些数据，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
5.提高了纪律和法律的执行力,执纪执法始终保持高压态势,破除18个月“魔咒”,努力作到令行禁止
我2014年8月份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哈佛大学一些中国问题的专家和我交流的时候讲，中国改革开放后，领导人反腐败往往是18个月反腐高涨期，随后领导人议事日程上事情越排越多，对反腐败工作有所放松。你们往往是前紧后松，但是十八大后新一届领导在执纪执法方面到现在已经5年了，仍然保持执纪执法的高压态势，没有任何放松。这和以前相比，有着重大的差别。
这5条经验是我们十八大后反腐败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值得进一步的汲取。
（三）反腐败出现了重要拐点，意义重大
国家统计局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现在有91.5%的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成效表示满意；90.7%的群众对遏制反腐败现象表示有信心，分别比2012年提高了16.5个百分点，和11.4个百分点。大家看这个数据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在90年代的时候国家统计局就开始开展这项问卷调查。当时这两项调查数据显示老百姓对反腐败的满意度和信心只有百分之三十几。今天经过反腐败工作持续的接力赛，特别是十八大后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我们才能取得超过90%以上的满意率和90%以上的有信心，这表明反腐败工作确实出现了历史的拐点。社会的基本价值开始回归正常，人们不再以贪腐为荣，不再以廉洁为耻。现在衡量一个人不再看这个人是不是贪腐，贪腐的人有能耐，不贪腐的人就理当做穷光蛋，这样的观念被抛弃了。过去很多人因为没有送礼原地不动，现在得到了提拔重用，这就说明了社会价值不再羡慕贪官，不再羡慕非法暴富，颠倒的社会价值开始回归正常。
十八大后反腐败工作有5个方面的意义
正是因为我们通过反腐败集中了权力，集中了责任，使新一届领导集体有足够的权力和责任去推动改革，十八大后的改革才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任务有300多项，现在在逐步推进，而且到了推进的高峰期。同时军队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原来三总部，现在按照新的组织架构进行设计，由18个集团军精简为13个集团军，军队组织结构大幅优化。无论是全面深化改革中要做的工作，还是军队改革要做的工作，其实很早就有人提出建议和方案，只是在十八大后，新一届领导集体集中了必要的、足够的权力，改革才能够得以顺利的推进。因此反腐败为改革完成了清道、清障的工作，消除了阻力。
十八大后反腐败取得这么多成效，第二个方面重要的意义重构政商关系,防范了国家被俘获。国家被俘获英文叫做State Capture，就是说国家被大款、寡头有钱人俘虏，国家制订的法律、政策，成为有钱人谋取自身利益的工具，国家官员成为这些人的走卒、傀儡等。习近平强调，我们要重建政商关系，建起既亲又清的政商关系。我们只有通过反腐败打破原来官商勾结、官员被大款俘虏的局面，国家的公共政策，才能真正服务于公共利益，真正为老百姓服务，否则就有可能为大款服务。
我给大家展示两个例子，一个是商人郭文贵，他是一个暴发户，和原来的副部长马健，和河北省原书记狼狈为奸、相互勾结，给大家展示的是河北省原书记张越的图像。郭文贵在和方正集团的原总裁李友竞争首都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时候，跟李友打赌说，你信不信我可以让河北省书记张越两个小时之内，从河北赶到我的办公室里，我让他坐在我的小沙发上。他不敢坐在主沙发上你信不信？李友当然说我不信了，因为张越号称河北王，在河北嚣张跋扈，什么事儿都说了算，连都要让他三分。就是这么一个人，郭文贵当着李友的面给张越打电话，张越2个小时之内赶到了郭文贵的办公室，然后坐在门前的小沙发上跟他谈事情。郭文贵的竞争对手通过张越动用河北政法系统的关系，进行跟踪窃听，最后把这人送到监狱里。商人买通了政法机关的首脑，我们的公安、法院等为商人的利益服务，成为了这个人的俘虏。由此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不能重构政商关系，如果官员被大款俘虏，国家被寡头俘虏，后果是什么？可能国家就会成为极少数寡头、大款谋取自己利益的工具，最后吃亏的是老百姓，吃亏的是普通的无权无势的中小企业。
第三个方面的意义，是出现避免“软政权”，实现强国强军的目标。我们说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那些吃人家的、拿人家的人往往被老百姓骂为软脚虾。这同样可以用来形容一个政权、某些官员。我给大家举两个所谓出现软政权的例子，然在跟大家解释什么叫“软政权”。
2016年5月份，环保督察组对河北的环保工作进行督察的时候，发现河北主要领导对环保的重视程度与要求有较大差距。从环保部获悉,经批准,环境保护督察组3日向河北省反馈了督察意见。督察指出,河北省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和工作力度,与要求和群众期盼仍有较大差距。其中,违法违规上马项目问题突出、部分区域环境质量急剧恶化。当时指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周本顺，周本顺不能够有效的查处环保方面的违法违纪事件。当时人们不理解为什么河北省的主要领导对环境保护工作重视工作不够，工作力度不够。过一段时间中纪委播了一个电视剧叫《永远在路上》。看完这个电视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在周本顺任河北期间，周本顺的爱人、周本顺的儿子在河北帮着那些违法违规的企业躲避环保的检查，为那些没有经过环评的项目上马跑前跑后。在这种情况下，的夫人、的孩子为违反环保法规的企业摇旗呐喊，环保部门当然无法去查处。你就会看到，由于的夫人、孩子，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河北省的环保系统在环保执法方面，就会显得软弱无力。
给大家展示的是军中大老虎谷俊山和他的情妇及豪宅，图片有谷俊山，有他的情妇汤灿，还有在河南濮阳的一个豪宅，他当时请故宫博物院的设计师设计，请故宫博物院的工匠给他修的豪宅，建得像个小故宫一样，用的都是上好的木材。谷俊山曾经长期担任总后勤部、营房部的部长，这个人不是把心思和精力用在改善部队的营房，而是给自己到处建豪宅。他的外号叫6.5%先生，他从地方上低价拿到军用土地之后，以给军队营房建设等名义，从地方上征到地，转卖给开发商，进行商业用途的开发，自己要收取6.5%的回扣。然后用这些回扣去收买郭伯雄、徐才厚等领导人，使自己一路升官，从营房部的部长当到了总后勤部的副主任。
你就会看到，如果管后勤的高官腐败了，他只会想着自己的利益，军队的后勤保障就会受到严重的削弱。如果腐败了，类似环保项目不能进行环保执法。这就叫“软政权”，什么叫“软政权”？“软政权”就是软弱无力的政权，在执法方面，在执纪方面软弱无力，因为执法执纪的官员，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不敢秉公执法、勤勉执法。谁给的钱多，他在执法方面就对谁网开一面，由此导致国家的能力非常弱小，执法执纪松垮无力，出现典型的“Weak State”、“Soft Government”这样一种现象。只有努力的反腐败，我们才能够避免“软政权”，才能够实现国家强盛，军队有战斗力，强国强军的目标。
4.斩断“掠夺之手”，提升政治正当性
十八大后反腐败取得这么多成效，第四个意义在于斩断“掠夺之手”，提升政治正当性。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口号，叫做“建立服务型”，当年叫“为人民服务”。通过服务型的规章制度各方面措施保障，才能把为人民服务落到实处。与服务型相对应的叫掠夺型国家，所谓掠夺型国家就是各个部门利用自身的权利，与民争利、敛财自肥，比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滥收费、滥罚款等，比如垄断性行业和部门对老百姓、用户、消费者吃喝卡拿要，不断涨价，自己一方面高工资、高福利，然后公共品的价格不断的上涨，让老百姓负担越来越重，这是掠夺性国家，及其官员有着掠夺之手。危害是什么？他会损害执政党政权的政治正当性。
政治正当性通俗的说法叫做“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如果一个政治只知道向老百姓掠夺，不会向老百姓提供足够的服务，老百姓肯定就不会拥护你。你说你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但是你最终只是为人民币服务，然后你所做的事，要么是逢迎拍马讨好上级，要么是从老百姓处尽量捞一钱塞到自己兜里。老百姓当然不会对你有信任，不会给予你支持。十八大之后的高压反腐对于斩断掠夺之手，增强政治正当性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以我把十八反腐败工作概括为一种民心工程，是使我们党、我们重新赢回民心的关键举措。
5.避免逆淘汰，改善政治生态
第五个方面的意义，是避免逆淘汰，改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就像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生态，好像我们一睁开眼睛要喝水，要呼吸空气等。政治生态是每一个在官场上生活的人到了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每天所要面对的生态。你的上级是不是一个爱钱的贪财的主，你周围的同事是不是都向老百姓要红包？想跟老百姓要点钱捞点油水的，还是你周围的人都想着干事，你单位的领导想着给单位多干点事，将来在历史上留个好名声。不同单位的领导是什么样子，你的同事是什么样的，这就是你生存的政治生态，其中领导尤其重要。在很多反腐败没有触及到的地方，你就会发现逆淘汰现象，如果一个单位的领导贪财好色，你就会发现这个单位的人，如果不向领导行贿，不向领导投桃送礼，在单位的日子很难混。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大家看《人民的名义》，你会看到很多的例子。
我们给大家举这么个例子，湖南有一个人曾长期担任县委书记，叫李自成，外号叫“闯王”。他在担任湖南溆浦县委书记时，在关键部门都安插上自己的心腹，凡是不合他意的干部，要么被要求提前退休，要么“靠边站”。“小圈子”里的人为了报答他的“提拔重用”，不仅逢年过节“孝敬”，更“投桃报李”，只要是他打了“招呼”，他的老婆、女儿、女婿，在这个县里，要承揽什么工程就承揽什么工程，想办什么事儿就办什么事儿，可以说是一路“绿灯放行”。李自成和他的老婆孩子把自己家当成一个有限公司，一个管权，妻子、女儿、女婿管捞钱，把这个县搞的乌烟瘴气，正直的人、想干事的人在这个地方，要么边缘化靠边站，要么就提前退休，而那些能够投桃报李的人，能够行贿送礼的人混的如鱼得水。这就是我们每个干部可能面临的政治生态，因此只有有力的反腐败，才能够避免出现逆淘汰的现象，才能使我们每一个官员，在官场上生活的不再抑郁，不再想自杀，不再想辞去公职，不再想混日子，而真正想干点事。因而反腐败对于避免逆淘汰改善政治生态意义重大。
二、十八大后反腐败面临的新挑战及原因
下面我们给大家讲第二个单元的内容，第二个单元给大家讲一下十八大我们反腐败面临的新挑战。
（一）十八大反腐败面临的新挑战
1.廉而不为、廉而失能的现象
十八之后通过高压反腐、强力反腐、廉政风暴，我们在建设廉洁政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前面我们已经给大家充分展示了他的成效及其意义。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会看到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很多官员出现了廉而不为、廉而失能的现象。不贪腐,不应酬,但也不干事，总理概括为懒政怠政，很多的机关单位开足马力“空转”。最近大家都在看《人民的名义》，其中就有廉而不为,廉而失能，不贪腐但是也不干事的现象。这里面就有个典型的干部叫“孙连城式干部”，《人民的名义》中他是光明新区区长，同时也是“光明峰”项目的总指挥。给大家展示的画面，是他跟他的老婆架着望远镜在看浩瀚宇宙。他不贪污不受贿, 整天抱着望远镜看浩瀚宇宙，老百姓有事尽量推诿，包括在信访窗口的建设上，故意为难老百姓等。“孙连城式干部”现在成为官场中很多人的一种生存状态。
2.“选择性惩治”与“普遍性惩治”的两难
第二个方面，十八大反腐败面临的挑战是“选择性惩治”与“普遍性惩治”的两难境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出现了大面积的带有普遍性的腐败问题，我们原来在发展和查处腐败的概率方面相对比较低，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选择性的惩治。现在我们把发现和查处腐败的概率提高，比如从10%提高到25%或者更多，这里面就有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反腐败查处概率提高到100%？100%就是普遍性惩治，这是法制原则所要求的。对于庞大的腐败存量，曾经发生过的大面积腐败现象，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是普遍性惩治还是选择性惩治？在这二者之间要做出选择，怎么选择，可能都会遇到一些困境。
第三个方面的挑战是“一把手腐败”牵出的群体性腐败案件的处理难题。假如你所遇到的一把手贪财好色，有的人脑子比较活、善于投机，又跑又送，这些人得到了提拔重用。当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有跑有送才能得到提拔重用，选择向领导行贿。领导得了好处之后，逐渐变为不记得谁向我跑了、谁向我送了，但是那些不向他跑、不向他送的人可能会记得清清楚楚。官员在想保住自己的官位，没有官位就无法为人民服务做点好事，那他也可能被逼迫去向领导行贿。一把手腐败把这个单位的政治生态搞坏了，既有主动行贿的，也有逼迫行贿的等，在这种情况下对一把手腐败所牵连出的这些窝案、串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处理？这也是个难题，十八大之前这方面的问题可能不突出，因为我们查处的一把手腐败现象少，现在查处的一把手腐败现象多，由此拔出萝卜带出泥，对这些问题怎么处理？这些都是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挑战。
（二）为什么说这是新挑战？
首先我们来看，十八大之前很多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一把手，既是贪官又是能吏，集贪官与能吏于一身，他边贪腐边干事，腐败的增长与经济增长并行的独特现象在我们国家出现。纵观世界各国，这都是一个很奇葩的现象，为什么？比如北欧国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清廉的国家，这些国家经济发达，经济增长速度可观，人民生活很幸福。还有很多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官员很腐败，老百姓生活很贫苦，经济停滞不前，而唯独中国一个方面腐败高速增长，另外一个方面经济也高速增长，出现双高的现象。一个美国学者魏德曼在解释这个现象的时候，认为腐败有利于经济增长，这样国内有人受他的影响，也提出来反腐败不利于经济增长，腐败利于经济增长，把腐败反掉了，经济增长也被反掉了。其实是因为这个因果关系没有了解清楚，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干部起了重要的作用，不是因为他腐败了才促进了经济增长，而是因为他在腐败的同时，又是能吏，在招商引资方面，在跑步前进方面，在为企业服务方面，在吸引更多的投资和项目方面很能干。通过招商引资、拉项目、要优惠政策等方面使这个地方的经济得到了增长。因此不是说腐败促进了增长，而是官员们的能干促进了经济增长。如果把这个因果关系搞错了，我们就出大问题。
为什么改革开放后到十八大前很多领导干部既是贪官又是能吏，边贪腐边干事？在给大家分析原因之前，我们先给大家举一些集贪官和能吏于一身的例子，然后我们再分析原因。给大家展示的画面图片是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刘志军曾任部长兼，主政铁道部八年，被称为铁路的一哥，这个人做事独断专横，在他任内的8年时间一共提拔1500个局级干部，数量相当庞大。他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包养18名情妇，可以达到一个排的数量。刘志军对铁道部的腐败窝案负有领导责任，贪污受贿22亿，刷新了当时中国第一贪记录。如果你只听这些东西，会觉得刘志军十恶不赦，是个大贪官，只干坏事不干好事。
刘志军是怎样贪污这22个亿的？主要是通过白手套丁书苗。丁书苗原来是山西的一个小煤炭商人，在山西混的不怎么样，七拐八拐别人给她介绍，就认识了刘志军，刘志军觉得这个人比较可靠，就给她介绍有关的项目，给她介绍过75万平方米铁路隔音墙的项目；给她介绍过高铁轮对生产项目让她中标；然后让她经营第一条民营铁路嘉南铁路，当审计部门审计丁书苗公司的时候，发现这个公司有26.5亿资产来源不明。丁书苗结识刘志军以后，总资产从4．8亿猛增到45亿。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刘志军又有个外号叫“刘跨越”，他和中国高铁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密不可分，这个人是能吏的代表，可以从三件事上来说。第一件事是刘志军外号叫做“拼命三郎”，经常在和他的18名情妇鬼混之后，晚上2点到3点钟之后，召集铁道部全机关干部大会部署工作。高铁的路修好之后，他坐在司机的座位旁边，检查路轨的质量如何，说如果有问题，我铁道部部长第一个被摔死，那你们剩下的人都要跟着遭殃，对工作也是雷厉风行，要求高质量。
另外一个方面刘志军也是谈判高手，我们以市场换技术。在2006年有三家公司竞标中国的50条高铁生产投标项目，有日本新干线、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这三家公司竞争。当时因为中国反日情绪高涨，出于政治考虑新干线项目就不考虑了，就剩下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和西门子公司。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在高铁的信号设备生产技术方面领先，西门子公司在总体的技术上处在世界领先的地位。当时西门子公司自恃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铁道部跟他谈判的时候，一分钱价格不降。当时刘志军主导谈判，果断让谈判组选择阿尔斯通公司，当这个消息传去以后，正好是欧洲股市刚刚开盘，当人们知道法国阿尔斯通公司中标，西门子公司落榜后，阿尔斯通公司股票全线上升标红，而西门子公司的股票惨跌。西门子公司从总裁到谈判队伍统统辞职。第二次谈判时，西门子公司主动提出中标之后转让核心技术。前面阿尔斯通公司中标的时候，已经答应转让信号设备生产技术，西门子公司在第二轮招标谈判新的高铁公司招标时主动提出，愿意用转让技术来换取我们的市场。通过这种方式，中国的高铁技术在追赶和跨越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绩。
第三个方面是刘志军在为铁道部争取的投资方面很有本事，很会跑资金。曾经有有几年的时间，国家拨向铁路的资金占到了全部财政支出的1/4。一个部门可以拿到1/4的钱，不是一般人能有这种水平的，你就会发觉刘志军又是能吏。
这样大家可能就要问了，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后十八大之前我们很多领导干部既是贪官又是能吏，集贪官和能吏为一体？从制度性诱引的角度来说，从激励机制、机会结构、约束机制这三个方面来看，你就会发觉现在的很多制度安排使官员两个方面同时具备，拿激励机制来说，一个方面我们各级各部门党政一把手的正式收入很低，他们的正式收入和贡献、责任、工作量之间是脱钩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在提拔重用干部方面又重实际，提拔重用那些能干事的，政绩突出的干部。由此所造成的激励机制是双向的，两个方面同时具备。正式收入低，你就想着要去捞外财，重实际，谁能做出实际的贡献就提拔谁，鼓励干部去干事。
第二个方面看机会结构。各级各部门的党政一把手想干事，机会和舞台足够大。他想贪腐，这方面的机会也多得是。很多人科长想升处长，处长想升司局长等，想升官的人排着队，作为党的一把手，求他的人多的是，你就会发觉他的机会多得是。而行政首长是花钱一支笔，他也有大量的机会。另外一个方面在这种体制之下，很多书记、市长想干事，一声令下大家都要去服从，都要去执行，应该说执行力也很强。这种党政一把手体制使一把手干事创业有机会、有舞台、有空间，让他贪腐也有机会有空间等。
第三从约束机制上，我们有很多的约束机制，但对一把手来说，这些约束机制好像很大的空篱笆，到处有空子可以去钻。很多干部说做到市长、、省长、这一级，能够管住他的人就很少了，受到的约束就很少。他可以轻易的到澳门去赌博等，受的约束很少。另外我们在惩治腐败方面，在很多程度上是时紧时松、忽严忽宽，还带有运动性惩治腐败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知道避风头就很容易就躲过去。因此这样一些制度安排，使很多一把手干部作为理性的经纪人，作为政治、企业家，经济利益的计算，善于抓住这种制度体系提供的机会，一个方面他通过受贿、索贿、贪污等追求自己收入的增加，来弥补自己正式收入的不足。另外一个方面通过干事、创业来追求自己职务的升迁。因此如果一个干部想贪腐想干事，激励机制、机会机制、约束机制都有利于他去做成这两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