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清华妈妈(一位清华妈妈教育孩子的八句经典)
作者 | 路迟
一位清华妈妈——顾名思义，孩子成功考上清华大学的妈妈——对问题“妈妈为什么逼我学习？”的回答，被誉为金句，摆在电商橱柜里，供家长们自我激励与激励孩子：
“为了你将来点餐的时候，可以不看价格；
为了你在累的时候，随时可以打车回家；
为了你在外出旅游的时候可以住自己喜欢的酒店。”
一款木质相框内印着“清华妈妈语录”的产品在网上销售
这种为了“挣钱”的读书，宋真宗赵恒说得更直白：“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像是百宝箱，开卷就可以免费索取黄金、美人、车马。
读书，是出于对这些东西的渴望。
这些东西当然很现实，也很重要，它们赋予一个人体面活着的能力，意味着更少被几两碎银绊住手脚，能住上更干净便利的房屋，吃上对自己健康有益的食物，不必在低自尊、劳累和病痛中虚度光阴。
“清华妈妈”的高期待与执著，让人想起小时候被“哈佛女孩刘亦婷”妈妈支配的恐惧。几乎每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都会买这样一本“教育圣经”，依葫芦画瓢地督促孩子学考优秀，堪称最早的“鸡娃宝典”。
这两位妈妈之所以让人感到胆寒，是因为她们过于高看学习的作用，同时又过于低估学习的价值。
升学与就业挂钩，直接造成了功利主义读书的局面和传统，所谓“不吃读书的苦，将来就要吃社会的苦”。十年寒窗为一纸文凭，它不是获得一份工作的充分条件，却常常是必要条件。
但这些经不起问一句“然后呢”？
毕业后如何，找到工作后如何，三十“不立”怎么办？当生活不如意，一个人又该如何自处？
另一位妈妈，作家龙应台，给出了迄今我见过最为信服的答案：她希望孩子坚持读书，是为了“将来会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这里的“自由”有功利主义含义，即一份更高社会认可、更高收入的工作，可以换来物质上的时间上的相对自由。
但这种自由不必非得通过读书来实现。而与之对应的另一种自由——更开阔的思想和视野，找到生命真正的激情，培养一种解释与介入世界的方法论。
这些，才是读书真正的意义。
01
“成人”与“成功”
中国古代有“成人”教育一说，似乎人并非天生就是一个完整的“人”，只有通过一定的教育培养，往残缺或空洞的肉躯里注入灵魂，才能脱离由原始生物性组成的血肉散沙，具有了“人格”，即为人的尺度和框架。
孔子认为，一个人想要真正“成人”，应当具备智慧、德性、意志、才艺等多方面素质，“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在这几样里，孔子又认为最重要的是德行，“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这种完全非功利性的读书适用性非常有限，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教育都是贵族阶层的特权，整个社会只有一小部分人有资格明德、修身。
唐宋以后，科举制发展到比较完善的阶段，平民子弟有了机会通过读书跻身上层。不过，以做官为目的的读书，反过来也促进了教育本身的功利化。
“成人”是抽象的，但“金榜题名”是具体的，具体的东西更方便被接受与追求，也更容易成为工具，这无可厚非。有人为了政治抱负，就有人“千里来做官，只为吃喝穿”。
并且，在升学主义的语境下，指责一个普通或者贫寒家庭孩子为了赚钱而去读书上学，不仅脱离现实，且十分傲慢。
只不过，在科举时代，如无意外，状元一定有出息，一定光耀门楣。而在分工明确的现代社会，奔着发家致富去读书，大概率越来越容易失望。
而且不能确定状元从清北毕业后能不能找到好工作，一个非技术性的文科生更大概率“毕业即失业”。
即便挤破头被一家大企业录用，工作日996，周末蜗居出租屋，想点个外卖，倒也不能真的不在乎价钱，大城市动辄上百的打车费，也不太能想叫就叫。
从功利主义的经济视角看，“读书为了赚钱”这笔账也经不起细算：一个家庭想要培养一个“985”“211”大学生，需要的不仅是对学习的督促和重视，还可能有几百万的学区房、几十万的补课费。为一个孩子读书倾注的巨大心血、金钱成本，未必是一所好大学能“弥补”回来的。
房屋中介向家长介绍学区房
就算进入了好大学，一个年轻人也大概迟早受挫，甚至信念崩塌。他也许会发现学校里学的很多东西在社会上根本没有用，寒窗苦读十几年，拿到一纸文凭，也没任何保证可以做大官，赚大钱，甚至连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有心无力。
再者说，如今，要实现花钱的底气，一个人也不是非得去读书。他也可以去专心学一门技能，比如厨艺，工匠，或者可以去做直播，做网红，野心更大的去做明星当演员，这些行业大多没有规定一个人非得学富五车，非得拿到什么文凭。
就像德国作家兰德尔·柯林斯在《文凭社会》里所说的：“现实中，文凭更多只是一种彰显文化身份的符号，一种通行于不同社会角色中的通货。”
02
外驱与内驱
“妈妈为什么逼我学习”里的“逼”字，与今天“鸡娃”的“鸡”有异曲同工之处，本质上都是在缺乏内生驱动力的情况下，用外界的压力来驱动学习。
在功利主义思路下，学习常以苦差事的面貌出现，告诉你学习意味着重复枯燥的训练，需要培养出极强的韧性与意志力。
随便问一个河南、江苏等高考大省的学生，关于学习的苦，他们大概还没开口就悲从中来。十几年寒窗对于“苦”的认知是直白的，当我回想中学时代的苦，我瞬间想起的是永远睡不够的觉，是南方冬天没有暖气的教室，以及因冻得僵硬而拖累学习（做题）效率的手指。
想去“大城市拱白菜”的衡水少年张锡峰的咬牙切齿，博士论文致谢里回忆读书岁月翻山越岭忍饥挨饿的声泪齐下，背后都是“学习的苦”，是基于励志语系里的苦难教育。
学习当然需要耐性，但忍耐和坚持是一种消耗品，它不能自发生长。灌输式的外驱力一旦撤走，行为就得不到支撑，陷入虚无和慌乱。
因此，除了外界逼迫的压力，我们还需要一点由内生长的自驱动力。
永远有人为了物欲而读书，有人为了虚荣和权力而读书。但从古至今，也总有人在为了驱逐黑暗与蒙昧而读书。他们也受牵引与诱惑，但更多受对愚昧和混沌的恐惧而驱使，这是一种内驱力。
在工地上读海德格尔的农民工，大概不觉得读书苦，也许反而是庸碌生活里的苦中作乐。这也是一种内驱力。
我在大学时常在图书馆看到一幅画面：一对老夫妇，头发花白，目测至少七八十岁，安静地在一张双人桌并排而坐，一人一本书，或两人共翻一份报纸，心无旁骛地读上大半天。
目光捕捉到他们的一瞬间，我看见时光停滞的平静与充实，是对一段富足、享受时光的满足，模样就像爱情。
以上两种人，可能因为学习应考的失势被挤到社会下层讨生活，也可能是在拥有了一定的世俗成功与富足后，在闲暇时重新拾起书本。由于没有升学的外在功利性压力，读书自发褪去了功利性。
但二者相同的是：在对过程本身的享受、对内心求知欲的满足过程中，流动的思想升华了静止的知识。
数学家张益唐说“我大概这一辈子就是做数学的命了，……如果我真的离开数学了，我确实不知道我该怎么活。”
这个时候，求知不是为了索取，甚至不是为了远大前程，而仅仅是为了取悦自己，这是内驱力下的良性互动，也是最靠近“成人”的状态。
成人与成功的区别在于，后者从外及内驱动，是为了到达的目的。前者由内向外展开，启自心灵的微光，其目的就是人本身。
就像电影《死亡诗社》里那句著名台词：
“我们读诗写诗，并不是因为它好玩，而是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份子，而人类是充满激情的。医学，法律，商业，工程，这些都是崇高的追求，足以支撑人的一生，但诗歌、美丽、浪漫、爱，这些才是我们生活的意义。”
03
理想与理想主义
还有一种最常见的读书目的，是理想。
一百多年前，一群青年用思想与精神的火焰点燃了新文化运动，时至如今，这依然是历史上最振奋人心的“知识的力量”。
那时候的读书，是一种救亡图存的思想索求；那时候的青年，恰如李大钊所说的：“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本身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
到了今天，要求人人都有理想是不现实的，一份平淡或富足的生活也可以作为理想，且并非得通过读书来实现。
但永远有一些东西，只能通过知识和思想来推动。
不论是“逼”孩子为了能肆意花钱而读书的清华妈妈，还是在演讲上咬牙切齿呐喊“想去大城市拱猪”的衡水少年，他们也有理想，但他们身上更显著地呈现出一种差异意识：我想要的东西，我现在没有，但读书和考试可以赋予我得到它们的机会，因此，我要努力学习。
密密麻麻的高考大军
在互联网的影响下，新一代青年对这种差异性的感知更强烈。他们可以轻而易举看到职业的贵贱之分，感受到贫富和出身落差带来的巨大生活差异，继而对读书抱以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期待，却终将在分数不能衡量的、更为复杂的社会话语里败下阵来。
今天，读书的动力可能是因为看到了明显的差异性。但不论是科举制的最初诞生，还是教育的根本目的，原本都应该基于减缓差异性，旨在消除一部分偏见与傲慢、不公的阶梯，将人的视野从纵向拓宽为横向，不是向上攀爬或向下堕落，而是向平层的更远方看去。
张桂梅的女子学校消除了一部分阶梯，通过互联网科技输送公开课的学校和老师消除了一部分阶梯，这些都是为了一个更好的世界。
我有一位学电影制作的好友，多年前，她告诉我未来的理想是拍一部属于自己的电影。但两年后的一天，她忽然改了观点，告诉我自己更大的理想，是希望弥补目前中国缺失的某种电影类型。
拥有一份自己的事业，这是理想，想要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这是理想主义。
如果不读书，不了解一百年前的历史，恐怕很难领会二者的差异。对社会缺乏整体理解和参与感，也不能真正读懂张桂梅之于时代的意义。
为了通往更多维度的自由，为了在茫茫黑夜中提灯前行，为了真正理解生而为人，我们继续读书，不求回报、虚心若愚地读书。
编辑 | 煎尼
排版 | 文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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