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丈夫四处证明自己是性无能

12-03 情感故事 投稿:白色衬衫
实录 丈夫四处证明自己是性无能

当婚姻到了中年,发现他是性无能,作为妻子的你,会怎么操作这个爱情呢?有的人选择离去,有的人却默默留下,下面是一个这样的故事:

人到中年的他走出围城,儿子判给了前妻。再婚后,妻子很想为他生一个孩子,但总不能如愿。双方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他的“生育能力受限”。

气愤之下,他把前妻和已经上大学的儿子告上法庭,要求确认与儿子不存在血缘关系。令他吃惊的是,亲子鉴定结果却表明两人是生物学父子。但他怀疑有人在鉴定上做了手脚,为了说明儿子不是自己所生,他四处证明自己“性无能”,要求法庭再审,并不停上访,闹得众叛亲离、四面楚歌……

儿子已上大学,再婚父亲忽然怀疑儿子的来历

张子莫是湖北某学院的学生,多才多艺的他身高1.78米,长得阳光帅气,一入大学校门就被选为学生会干部,在同学当中很有号召力。

2004年5月的一天,张子莫忽然接到母亲王玲的电话,说与母亲已离婚多年的父亲要求与他做亲子鉴定。

听到这个消息,张子莫如遭雷击,脑袋里“嗡嗡”作响。对于父亲,他有太多的怨气:从小,父亲就很少给他父爱;父母离婚后,父亲对他关心更少了。母亲为了他没有再婚,独自一人含辛茹苦地把他抚养成人。即使这样,他认为父母之间的事是上一辈的私事,与他没有关系,仍然像敬重母亲一样敬重父亲,没想到,父亲竟然要做亲子鉴定,这是侮辱母亲的清白,更是毁坏儿子的声誉,天下竟有这么糊涂的父亲!

愤怒之下,张子莫一口回绝了:“他不想认我这个儿子,我还不想认他那个父亲呢,我拒绝鉴定!”

母亲还想说什么,张子莫“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泪水顺着他的面颊流了下来……

张子莫的父亲名叫张玉松,是湖北省荆门市一家公司的内退员工,今年49岁。张玉松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荆门大学的教授,1.8米身高的张玉松长得一表人才,27岁那年,经人介绍,他认识了荆门市一名幼儿园老师王玲。两人一见钟情,不久就结了婚。

1985年8月12日,张子莫出生了,全家人开心不已。然而,张玉松一次外出应酬后,夫妻间和睦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天,邻桌有一名妇女说王玲当幼师之前是花鼓剧团的演员,曾与别人谈过恋爱,有过暧昧关系。

有这件事闷在心里,张玉松看王玲处处别扭,但又不好说出来。王玲是幼儿园老师,荆门市某行政单位干部郑林的孩子就在她的班上,因为这个原因,郑林经常来张玉松家串门,与张玉松称兄道弟。没想到,有人告诉张玉松,说郑林与王玲一直有染,张玉松气得头都大了。他认为妻子婚前有什么不检点,都可以原谅,婚后还这样,就是对他不尊重。可除了传言,他没有什么证据,只好闷在心里发火。

1989年初,几个同事在一起聚餐。有个同事和张玉松开玩笑,说王玲那么漂亮,要把家守好,防止别人乘虚而入。同事本来是想恭维他老婆长得漂亮,孰料,张玉松却从这句话里听出了弦外之音:大家都知道了王玲有婚外情。他感到颜面顿失,对传言越加笃信不疑。

从此,他与王玲分床而居,一连几个月不与她说一句话。他还多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叱骂王玲有作风问题。王玲总是向他解释,不要听信别人谣言,可他根本不给王玲辩白的机会,王玲因此彻底冷了心。

1998年7月,王玲与张玉松协议离婚。儿子张子莫判给王玲抚养,张玉松同意每月付抚养费150元,直到儿子18岁止。

张玉松与王玲离婚后,双方过了一段平平静静的日子。几年后,张玉松再婚了。这份平静也从此消失。2003年,张玉松与有离婚史的刘梅结了婚。刘梅时年30多岁,此前跟前夫生过一个孩子。她很想跟张玉松再生个孩子,可奇怪的是总不能怀孕。

两人来到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显示,问题出在张玉松身上,医生说他的生育能力比较弱,需要治疗才能达到正常生育的能力。

得知检验结果,张玉松怀疑是医院检查有误,因为儿子张子莫已经18岁了!于是,他和刘梅又来到荆州市中心医院检查,结果还是“生育能力受限”。他俩不死心,又前往武汉市仁爱医院、北京大学附属某医院检查,结果依然如此。

张玉松终于相信自己确实没有生育能力了。那么,张子莫是谁的孩子?这个疑团终日盘旋在他的脑海。回想起离婚前对妻子的怀疑,张玉松固执地认为张子莫一定不是自己的亲生子。他愤怒不已,气冲冲地找到王玲,质问她到底是跟哪个男人生下了儿子张子莫。

王玲坚决否认,愤怒地说:“你现在生育能力受限,不能代表你18年前就不能生孩子!你侮辱我不要紧,你敢侮辱儿子,我跟你拼命!”

然而争吵并不能辨明是非,张玉松要求做亲子鉴定,以确认他与张子莫之间是否有血缘关系。

王玲气得流下了眼泪:当年,就是因为张玉松当众侮辱她,她才与他离婚。没有想到事隔这么多年,他仍然不放过她,竟然拿儿子开刀旧事重提。如果她同意去做亲子鉴定,这不等于承认他对自己“出轨”的指责吗?因此,她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

见前妻不愿做亲子鉴定,张玉松认定前妻心虚了,更加认为儿子根本不是自己亲生的。于是,他隔三差五就到王玲的工作单位和家里吵闹,要求王玲赔偿他对张子莫的抚养费和精神损失,以讨回他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

一时间,同事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王玲在单位根本无法抬头做人,如果不去做亲子鉴定,她感到自己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万般无奈,她只好给儿子打电话商量,希望他跟张玉松去做鉴定。

没想到,儿子一口拒绝了。儿子已成年,拒绝是儿子的权利,作为母亲,王玲也不能强迫儿子做他不愿意做的事。于是,她再次坚决拒绝张玉松的要求。

“父子之战”开打,亲子鉴定结果也遭遇怀疑

见协商不成,张玉松将王玲告上荆门市东宝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他与儿子之间无血缘关系,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失。

接到法院的应诉通知,王玲气得晕了过去,她没有想到张玉松会来真的,这不仅侮辱了她,玷污了儿子,还给他自己硬戴了一顶“绿帽子”!

张玉松的妹妹张玉莉是荆门市一家医院的医生,她对哥哥说:“我是一个医生,对遗传问题有点研究。侄儿的身高、长相跟你很接近,而且连一些鲜为人知的习惯和小动作都是一样的。不需要鉴定,我就知道他是你的儿子,你何必把屎盆子朝自己的头上扣?连累我们整个家族都蒙羞呢?”

接着,妹妹耐心地跟他解释,“生育能力受限”只是指生育有很大难度,并非完全没有生育能力。你现在年纪大了,身体状况大不如前,而且症状或许比过去严重,所以迟迟不能与刘梅生育孩子是非常正常的。然而,张玉松根本听不进妹妹的劝告。

没办法,王玲只好求助张玉莉来做儿子的工作。2004年5月上旬,张玉莉给侄子张子莫打了电话,希望他能够理解妈妈的难处,就当是为妈妈牺牲一回,给妈妈一个清白。姑姑这一席话,说得张子莫泪如雨下,他更加憎恨父亲,但为了母亲,他还是违心地答应与父亲进行亲子鉴定。

当月,法院委托湖北省公安厅技术处对张玉松和张子莫进行亲子鉴定。取样的那天,张玉松及妻子刘梅、王玲和儿子张子莫一同来到公安厅技术处,在有关人员见证下抽取了血样。

鉴定结果还没有出来,张玉松已经对儿子不是自己的深信不疑,开始找人计算王玲应该赔偿他多少钱。

5月13日,鉴定结果出来了:张玉松是张子莫的生物学父亲。

张玉松根本不相信这样的鉴定结果,认为检材被掉了包,要求重新鉴定,并说自己决不做顶缸爸爸,不能白为别人养儿子,王玲必须为她的“出轨行为”付出代价!

证据确凿的科学依据摆在面前,父亲还要否认自己,张子莫愤怒了!他认为父亲太无聊了,拒绝再次进行亲子鉴定。

没过几天,张玉松夫妇赶到王玲家里闹事,高声诋毁王玲的人品。因为被张玉松闹得无法生活,王玲只好再做儿子的工作。为了伤心的母亲,张子莫同意再进行一次亲子鉴定。不过,他提出了条件:如果再次鉴定的结果仍然是父子关系,张玉松必须拿2万元供他上大学。当时,张玉松不同意,鉴定的事只好作罢。后来,刘梅愿意拿出私房钱来支持丈夫,张玉松又改变了主意。

2004年8月12日,为了防止张玉松反悔,张子莫与张玉松在法官见证下,签订了一份协议。内容是:张子莫同意再次做亲子鉴定,鉴定机构由张玉松选定三家以上,张子莫临时抽签决定。如果鉴定的结论表明两人具有亲子关系,张玉松须当场付给张子莫上大学的费用2万元;如果鉴定结论表明不具有亲子关系,张玉松将通过法律手段主张自己的权利。同时还规定,去异地鉴定的差旅费、鉴定费由张玉松垫付。

最后,双方确定在广东省公安厅做亲子鉴定。为了慎重起见,东宝区法院派了两名法官一同前往。第二天,张玉松、刘梅夫妇,王玲、张子莫母子,在两名法官陪同下,前往广东省公安厅技术处做鉴定。

正当技术人员准备抽取血样时,张玉松又提出了新要求:抽取的血样他也要保存一份。他要送到北京再鉴定。这话的含意很明确:还没有鉴定,他已经不相信广东省公安厅的鉴定结果了。那鉴定还有什么意义?张子莫当即断然拒绝张玉松的这一要求:“你保存一份样本,谁知道你会做什么手脚?”双方僵持不下,当天的鉴定只好取消。

第二天早上,张玉松夫妇扔下张子莫母子和两名法官,一走了之。

2004年11月15日,法院开庭审理,认为,张玉松提供的精液化验数据是在张子莫出生近20年后所做试验的结果,不能真实地反映他20年前的生育能力;张玉松以此怀疑与张子莫的亲子关系证据不足;张子莫与张玉松已经做过亲子鉴定,结论为双方具有亲缘关系。法庭予以采信,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张玉松不服,上诉到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不料,中院同样驳回了他的上诉。

败诉之后,张玉松并没有罢休。为了找到更有力的证据,他开始寻找郑林家。张玉松妻子刘梅找到郑林的弟弟,指着张子莫的相片说:“你看像不像你哥哥?”对刘梅这般无理取闹,郑林弟弟哭笑不得,应付着说:“如果是郑家的孩子,我们会负责!”

然而,这句话经过刘梅转述后,张玉松便认定郑家承认了张子莫。

诉讼上访不停,执着“追求”一顶绿帽子为哪般

2005年4月,张玉松到设在北京的中天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生育能力评定。4月12日,中天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结论:张玉松因腮腺炎呈阳性、阴茎包皮长、生殖道感染等情况,致其生育能力受限。

拿着这个结果,张玉松于2005年6月6日再次走进了东宝区法院。这一次,他把前妻王玲、儿子张子莫一同列为被告,要求法院确认自己与张子莫不具有父子关系,并追讨抚养费和精神损失费。

2005年9月,法庭即将开庭。但是,负责此案的审判长、东宝区民事审判一庭庭长周伙明却心情沉重,认为一对20年的父子,不该闹成这样。于是,他找张玉松谈话,想劝他撤诉。

周庭长推心置腹地说:“如此费尽心机想证明儿子不是自己亲生的,你究竟是什么目的呢?儿子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再证明儿子不是自己亲生,对你、对儿子有什么好处?”

张玉松说,儿子确实不是他的,他长得像郑林,他不愿意做一个顶缸父亲。周庭长说,我看你与张子莫长得很像,都是近1.8米的个子,一看就是东北汉子,而且还有亲子鉴定。但是周庭长无法说服张玉松,他又找张子莫谈话。张子莫明确表示,他痛恨那个“精神偏执、无聊透顶的父亲”。

2005年9月22日,荆门市东宝区法院经开庭审理,认为,张玉松出示的证据,仅能证明张玉松现在生育能力受限,但不能证明张玉松完全不能生育或者第一次结婚时不具备生育能力。张子莫已满20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不同意重新进行亲子鉴定理由充分,法院予以支持。结合湖北省公安厅的鉴定书,可以认定张玉松是张子莫的亲生父亲,法官依法驳回了张玉松的诉讼请求。

张玉松不服判决,再次上诉,荆门市中院再次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2006年4月13日,张玉松再次来到北京,请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对他的性功能进行鉴定。鉴定意见是:张玉松存在原发性勃起功能障碍(器质性)。他认为,既然是原发性的,那就说明他一直生育受限,足以与湖北省公安厅的亲子鉴定相抗衡。

2006年6月6日,张玉松以“原亲子鉴定结论不应被采信,被告人不同意鉴定应视为妨碍举证,依法推定原告人的主张成立”为理由,向荆门市中院申请再审。

荆门市中院却驳回了他的再审申请。至此,通过司法途径,张玉松已无法实现证实张子莫不是自己儿子的愿望。不久,他又找到了新途径:上访。

从此,张玉松、刘梅夫妇一起奔走于湖北省人大、全国人大等单位“喊冤”。刘梅穿着自制的喊冤服,到有关机关上访。因为她的行为干扰了机关工作,两次被有关部门带回了荆门。

2006年8月18日,全国人大办公厅将张玉松的上访,批复给湖北省人大处理。但是,有关部门审查认定,该案的两审判决并无不妥。

张玉松的母亲为儿子的行为伤透了心。她已经三年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了。她对女儿说,我没有想到你哥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是我作为一个教授,教书育人一辈子的耻辱,以后任何时候,不要在我面前提起他的事。后来,因为张玉松不停地上访,有关部门需向他母亲调查。她对调查人员说:“我作为一个教授,教儿无方,给各级组织添了麻烦,对不起!”

张玉松不愿意承认张子莫这个儿子,而张子莫也不愿意有这样一个父亲。虽然,亲子鉴定和法院判决都认定他是张玉松的亲生儿子,张子莫却四处打听,能否向法院起诉解除他与张玉松的父子关系。

然而血缘关系在法律上是无法解除的,不管他对父亲有多么怨恨,他仍然是张玉松的儿子,这一点是永远不能改变的。

2006年11月初,记者在采访该案时,张玉松的妻子刘梅说,在打官司初期,张玉松曾要求王玲赔偿他3万元抚养费,他就撤诉,但王玲拒绝了。现在,官司打了两起两落,仅律师费就花了6万余元,如果再加上鉴定及进京上访的费用,他们为此花了10万多元。而张玉松早已在单位办理了内退,经济拮据,目前靠刘梅的私房钱生活。官司打到这个地步,是他们也没有想到的。现在他们只有上访,寄希望于上访来挽回自己的经济损失。

张玉松不断地上访,让有关部门很是头疼。有关部门只好回头做张子莫的工作,希望他再一次满足他父亲要求。张子莫招架不住了,同意与张玉松进行第三次亲子鉴定,但是他提出一个条件:为了让张玉松知道无理取闹的代价,他要张玉松先拿10万元打入他个人的账户,再进行亲子鉴定。他说,这10万元并不能买回他母亲的清白、他个人的声誉,这只是给张玉松一个警示。否则,一切免谈。

张玉松根本拿不出这10万元钱,也不会停止上访。这场父子之间的战争,不知还要持续多长时间。

记者在查阅该案资料时,发现该案审判长周伙明法官在“法官后语”中,有这样一段动情的话:

本案中,父亲请求确认儿子不是亲生,儿子征询能否解除父子关系。可现状是,儿子大学在读亟需资助,母亲倾力抚养独木难支,父亲经济拮据却官司耗费不菲,此情此景怎不令人扼腕长叹!‘父养子小,子养父老’,亦是人伦天理,何况父亲已不再年轻,儿子成材在望,纵有千千心结,毕竟血浓于水,双方能否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亦是本法官的心愿。

可惜的是,周伙明法官善良的心愿落空了!

是什么原因让张玉松执着于打这场官司?是信任缺失,还是想要金钱?张玉松的内心,无人能懂,但是此案留给人们的思索却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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