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翻译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意思

翻译：上天生下百姓并为他们立了国君，让国君治理他们，不让他们丧失天性。该句出自《春秋左传》中《师旷论卫人出其君》一文，师旷的这番议论，是针对卫国百姓驱逐了暴虐无道的卫献公而发的。

《师旷论卫人出其君》原文

祁师旷侍于晋侯。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

对曰：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若困民之主，匮神之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眼昵，以相辅佐也。

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

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大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天地之性？必不休矣。

　《师旷论卫人出其君》翻译

师旷岁侍在晋悼公苦怕人身边。晋悼公说；“卫国人驱逐了他们的国君，这不是太过分了吗？”

师旷回答说：也许是他们的国君确实太过分了。贤明的国君要奖赏好人而惩罚，抚育百姓像抚育儿女一样；容纳他们像大地一样；民众侍奉他们的国君，热爱他像热爱父母一样，敬仰他如对日月一样；崇敬他如对神明一样，畏惧他如对雷霆一样，难道能把他驱逐出去吗？国君是神明的主祭人，是民众的希望。

如果使民众的生计困乏，神明失去祭祀者，老百姓绝望，国家失去主人，哪里还用得著他？不驱逐他干什么？上天生下百姓并为他们立了国君，让国君治理他们，不让他们丧失天性。有了国君又替他设置了辅佐的人，让他们教导保护他，不让他越过法度。所以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设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平民、工匠、商人、奴仆、养牛人和养马人都有亲近的人，以便互相帮助。

善良的就赞扬，有过错则纠正、有患难就救援，有过失就改正。从天子以下，人们各自有父兄子弟来观察和补救他们行事的得失。太史记录国君的言行，乐师写作讽谏的歌诗，乐工吟诵规谏的文辞，大夫规劝开导。士向大夫传话，平民公开议政，商人在市场上议论，各种工匠呈献技艺。

所以《夏书》说：‘宣令官摇著木舌铃沿路亘告，官员们进行规劝，工匠呈献技艺当作劝谏。”这就有了《小雅·正月》讲的孟春之事，这是为了劝谏君主失去常规。上天十分爱护百姓，难道会让一个人在百姓头上任意妄为、放纵淫乱而背弃天地的本性吗？一定不是这样的。

《师旷论卫人出其君》注释

1、师旷：晋国乐师。晋候；指晋悼公。

2、出：驱逐。

3、匮：缺乏。

4、司牧：统治，治理。

5、贰：辅佐大臣。

6、师保：本指教育和辅导天子的师傅，这里的意思是教导保护。

7、公：仅次于天子的经高爵位。

8、卿：诸侯的执政人臣。

9、侧室：庶子。这里指测室之官。

10、大夫：比卿低一等的爵位。贰宗：官名。由大夫的宗室之弟担任。

11、士：大夫以下、庶民以上的人。朋友指志同道合的人。

12、皂、隶；都是奴隶中的一个等级。牧：养牛人。圉：养马的人。

13、赏：赞杨。

14、革：改。

15、史：太史。为书；记录国君的言行。

16、瞽：古时用盲人作乐师。为诗；作诗讽谏。

17、工：乐工。诵：唱或诵读。箴谏：用来规劝讽谏的文辞。

18、规诲：规劝开导。

19、传言：传话。

20、谤：公开议论。

21、商旅：商人。于市：指在市场上议论。

22、百工：各种工匠，手艺人。

23、《夏书》：已失传。以下两句话见于《古文尚书·胤征》。

24、尊人：行令官，连宣令官。木铎：木舌的铃。徇：巡行宣令。

25、官师：官员。

26、正月：指《诗经·小雅·正月》诗。

27、孟春：初春。

28、有之：指(大夫)创作这首诗。

29、失常：丢掉常规。

30、肆：放肆，放纵。

31、从：同”纵”，放纵。

《师旷论卫人出其君》赏析

师旷的这番议论，是针对卫国百姓驱逐了暴虐无道的卫献公而发的。卫国百姓驱逐卫献公，可以说是“水可以覆舟”的一个事例，如果站在统治者的立场，就可以说是真正的“犯上作乱”了。是不是也可以说，这也算是乱世之中的一线光明。

在当时，国君、诸侯的地位肯定比百姓高贵许多，一般而言，人生而有高低贵贱之分，少数人在多数人头上作成威作福的现象经常发生。师旷所提出的“民贵君轻”，似乎把传统的观念颠倒过来了，强调以民为本。要为民众著想。

国君从来都被塑造成教师爷的形象，仿佛他就是真理和神明的代表，化身；只有他给百姓上课的份儿，百姓则是愚不可及的一群人。卫国同君被逐。说明百姓同样可以给国君上课，教他如何行使权力。法度不应当只对百姓才有效，同样也应当对国君及其臣僚有效。只有国君的高贵，只有他们才有上课的权力，实际上就是把他们划出了法度之外，让他们有超越法度的特权，这就失去了社会公正的基本前提。

能像师旷那样，在君权神圣、各国君主忙于扩大自己的实力的时代，敢于当著国君的面主张民贵君轻，的确属于难能可贵。当然不可能要求他在那个时代提出民主思想，毕竟当时的社会、法律、政治、宗法制度，都不可能成为民主思想的土壤，而只能产生出专制。个人无法超越时代，正如一个人不可能提著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

因此，民贵君轻的思想在春秋，乃至整个传统的君主制社会之中，已算是达到了当时思想的顶峰。在那种特定的氛围中，敢于为民众说话，既要有思想的高度，也要有勇气和无所畏惧的精神。可以想象，或许当时具有民本思想的人并不少，而能够载入史册者，并不太多。他们或者缺少勇气和无所畏惧的精神，或者是缺乏发言的权力和机会，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表现出来。

由此，可以想见，在文字记载的历史背后，有太多被遗漏了的东西。这好比在无边的大海中打鱼，被渔网打起来的不过如同沧海一粟，更大量的就都成了漏网之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