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记忆│我所知道的牵马岭兵变（上）

“牵马岭兵变”是营口地区解放战争史上一次重要事件，是一起由混入革命队伍的日伪警察、特务组织策划的反革命兵变。

《营口春秋》期刊曾经对我父亲进行采访，也许因为父亲年事已高（今年89岁），记忆模糊，使一些关于“牵马岭兵变”的细节没有完全讲出来，关键情节和人物也出现了张冠李戴的现象。所以，我将我所知道的“牵马岭兵变”记述出来，借贵刊讲述一下。

“牵马岭兵变”共有七八十人逃离队伍，带走长短枪四十余支，使革命队伍受到重大损失。我的父亲亲身经历了事件的整个过程，是“牵马岭兵变”事件负伤的两位战士之一，这次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和骨干，就来自父亲所在的班。

我虽不是“牵马岭兵变”的亲历者，但小时候多次听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聊起“牵马岭兵变”，特别是“文革”期间，常有部队组织部门来找父亲核实其战友的历史问题，听到父亲讲述“牵马岭兵变”的故事不止十几次；另外，“牵马岭兵变”的另一亲历者，和父亲一起负伤的赵彦斌（原盖州陈屯公社干部，陈屯和平村人），前些年每年都来我们家两三次探望父亲，每次吃饭喝酒的时候，都要讲述让他俩刻骨铭心的“牵马岭兵变”。所以，我对“牵马岭兵变”的主要人物和过程，至今还记忆犹新，但也不敢说没有任何偏差。我只是想把我小时候听到的一些情节整理出来，供读者从众多有关杨运烈士的事迹材料中去伪存真，力争还原一个真实的“牵马岭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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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叫程维家，1927年生，1945年9月参加革命，1946年加入，长期在辽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47年到辽南军政干校学习，后到中国人民解放军171师任职，曾任辽东军区司令部武装科巡视组组长，1950年参与组建了盖平县武装部，1980年从盖县九寨供销社离休。

走上革命道路

父亲出生于复县（今瓦房店市）土城子镇富大村，由于家境贫寒，他只在熊岳读了六年国小。那时二伯父在熊岳的一所日本学校当杂役，父亲年龄还小，就跟着二伯父去玩，看到墙壁上有一个“红按钮”，便好奇地摆弄，不小心弄响了学校的电铃，因此被日本校长狠狠地抽了两个耳光，打得父亲鼻口窜血，从此，父亲恨透了日本鬼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0日，父亲听说在家附近里山站（里山站，位于今九垄地镇西大营村东侧，唐岭村西北侧）的日本人都跑了，跑去一看，真没人。于是又和同村的徐姓小伙子一起去了熊岳城，看到熊岳城的几户日本住宅也是空无一人，他们确信了日本鬼子投降的准确消息后，心里无比高兴。

他俩回来途经熊岳火车站，正赶上万福县熊岳区区长、共产党员杨运带领几个人在那里招兵，组建地方武装——熊岳保安团。父亲当时瞒着奶奶，和徐姓小伙子一起报了名，参加了革命队伍。那年父亲18岁。

“牵马岭兵变”

1946年腊月，杨运带领熊岳保安团150人左右到盖平县城（今盖州市）与盖平保安团汇合，两支队伍共有300多人，杨运和盖平县副县长李梦准备带领队伍，取道牵马岭通过汤池镇，转战到大石桥地区。

队伍征用了一批马车运兵。当行至今盖州市高屯镇牵马岭村时，已经天黑。于是，领导决定在这里安营扎寨，父亲和几位战士被安排在一家大车店里住宿。小山村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也引来了不少村民前来观望。大车店的院子里顿时热闹起来，卸车的卸车，搬东西的搬东西，喂牲口的喂牲口，做饭的做饭。这时，一个车夫和一个戴着瓜皮帽，一副地主模样的人吵了起来，惊扰了杨运区长。杨运上前问车夫是怎么回事，车夫说：“他问我队伍上哪去，我说不知道，他黏糊糊地追问，没完没了，还把我的手抓破出了血。”杨运听后，上前一把抓住那个戴瓜皮帽的人，将那个人好顿训斥。

这家大车店规模很大，坐北朝南，分为东西两屋，东屋是一个房间，西屋是两个房间，都是南北大炕，西屋两个房间的墙壁是半截土墙，有门。我父亲被分配住在西屋的里屋。东屋住着杨运、李梦，还有保安团的领导孙波、孙涛等人。

吃晚饭的时候，我父亲是在西屋的里屋炕上吃的，地下放着一张小方桌，我父亲所在班的班长王严飞和班里的几个战士，一边吃饭，一边鬼鬼祟祟地窃窃私语。这引起了父亲的警觉，父亲当时想他们一定是在酝酿开小差的事，就特别留意他们。由于行军劳累，吃完饭后大家早早上炕睡觉休息，但我父亲班里的那几个人还在地下交头接耳、嘀嘀咕咕，我父亲盯着他们几个人，想听清他们究竟说些什么，这引起了班长王严飞的怀疑。于是，他把另一个战士调到了里屋，把我父亲撵到了外屋的南炕上睡，并和同班战士赵彦斌挤在一起。为了防止突发事件，队伍规定大家都和衣而卧，一颠一倒抱着枪睡觉。但排长刘玉没有睡，他坐在窗台上，摆弄着机枪。刘排长是山东人，三十三四岁，会武术，是一个参加过长征的干部，非常有斗争经验，队伍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都特别警觉，总是和机枪形影不离。

大约晚上九十点钟，万籁俱寂，突然“啪”的一声枪响，把大家从睡梦中惊醒。父亲的第一反应就是有军队偷袭，便一轱辘爬起来，提着枪就冲到了院子里，准备战斗。这时，战士们有的从门跑出来，有的从窗户跳出来，有的躲在墙角，搜寻着枪响的方位。此刻，杨运躲在东屋门后，端着枪观察着枪响方向的动静，随后，带领孙波、孙涛等人直奔西屋，不一会儿，西屋的一些人也跑到了院子里。那天晚上应该是农历十五左右，天空有一轮明月。

这时，杨运区长站在门口大声喊：“不要乱，不要乱，没事了，都回屋吧！”当父亲听到喊声想回屋的时候，感觉腿好像不受支配，他拄着枪，身体倚着大车，用手一摸小腿，顿时感觉手上有一种热乎乎和黏糊糊的东西，借着月光一看，满手都是鲜血，父亲便大声喊：“我受伤了！”听到喊声，几个战士迅速跑了过来，将父亲搀扶到了屋里。刚一进屋，父亲就听到西屋有人惨叫，原来是挨着父亲睡觉的赵彦斌也负了伤，双腿都被子弹打穿了，伤势很重，父亲是左小腿贯通伤。

后来，排长刘玉向父亲和领导们讲述了枪响的真相。当天晚上，计划谋反的班长王严飞说有事要和他商量，请他到西屋去一趟。刘玉一进屋，关志勇（今熊岳镇镶黄旗村人）就用枪逼住了他，旁边还有人用大刀和匕首对着他，他想大喊示警，却被王严飞用手从身后把嘴捂住。排长刘玉练过武功、身手敏捷，情急之下，他用左手一划拉，抡着机枪一个箭步冲向了屋外。这时，端着枪的关志勇扣动了扳机。

原来，这些暴徒让刘排长进里屋，是想抢夺机枪，然后谋反。就是这发子弹划破了刘排长的棉袄，穿透了赵彦斌的双腿及父亲的小腿。

听到枪响，杨运区长迅速带人冲进西屋，看到现场一片混乱，一时也弄不清真相，没法动手。王严飞、关志勇等暴乱分子趁机逃脱。

杨运一边命令队伍紧急集合，一边清点人数，组织救治伤员，并对脱逃人员进行登记。当天晚上，包括叛乱分子王严飞、关志勇等人和一些不明真相、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动摇分子在内，共有七八十人逃离队伍，带走长短枪四十余支，队伍受到了重大损失。

父亲所在的班只剩下他和赵彦斌两名战士。第二天，又有几个战士逃离队伍，其中就有杨运的警卫员小付，他携带两支手枪脱离队伍。据父亲讲，杨运的上一任警卫员名叫戴群，小付当警卫员时间很短，所以只知道姓，却不知道名字。

后来，参与叛乱的人有的参加了军队，有的当了土匪。逃离那些人大部分是伪满洲国时期的伪警察、原军队的兵痞，还有潜伏下来的特务。他们企图利用军队进犯营口的“有利时机”，组织发起叛乱，然后拉着队伍投靠军队。

本文选自《营口春秋》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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