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彭德怀依然很有看法

来源｜原载于《文史精华》2014年第4期

作者｜陈人康口述，金汕、陈义风整理

原题《宋任穷、陈士榘谈袁文才、王佐被冤杀》

▲王佐                                                            ▲袁文才

陈士榘：此事让我党背上了过河拆桥的名声

父亲陈士榘回忆，毛泽东派何长工做了成功的谈判后，毛泽东亲自到山上与王佐进行了一次长谈。毛泽东说：干绿林的人，到最后都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不是被官府吃掉，就是跟手下人火并。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依靠老百姓的支持，才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夺取天下。

王佐深受教益，他找到袁文才，立志要跟工农革命军合为一体。袁文才早有此意，于是一拍即合。

1928年2月上旬，在宁冈县的大陇，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自卫军升编大会隆重召开。张子清营长代表前委宣布两支自卫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下辖两个营。以袁部为基础组成第一营，以王部为基础组成第二营。袁文才为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作为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何长工为党代表。

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武装的成功改编，是井冈山斗争史上的一篇杰作，它不仅壮大了工农革命军的力量，而且为改造旧军队、收编杂牌武装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可惜的是，在当时领导层左倾错误的影响下，袁文才和王佐都被残忍的杀害。

父亲回忆说，当时受共产国际影响很大，连党代会都没有在中国本土开。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这是六大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规定：“与土匪武装类似的团体联盟（指与其结成统一战线的联盟），在武装起义前可以利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做反革命的首领，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1929年初，永新县委负责人王怀和龙岗县委的负责人龙超清在红四军学习六大决议案的扩大会议上，提出按精神歼除袁文才、王佐的意见。以前他们俩就极力主张杀掉袁文才和王佐，这次有了六大的尚方宝剑，他们便再次提出了解决袁王的动议。

1929年秋季，一直在上海办公的派彭清泉（即潘星源）赴湘赣边界巡视。巡视大员在听了湘赣边界特委及一些县委负责人的汇报后，要求红五军和湘赣边界特委不折不扣按六大决议案处理袁王。1930年1月，红五军军委和赣西、湘赣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正式作出了武力解决袁王的决定。

父亲说，这个行动很秘密，他也是在袁文才、王佐死后才知道部署的行动的。

1930年2月下旬，袁文才和王佐接到通知，要他们带着部队火速赶往永新县城，一方面参加边界特委会议，另一方面部队要升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24日深夜，红五军第四纵队会同永新、莲花、茶陵等县的部分赤卫队，趁着夜幕将在永新城里等候改编的袁文才、王佐部队围个水泄不通。士兵们还在睡梦中就被缴了械，个别反抗者当即被击毙。

熟睡中的袁文才走出屋子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便被埋伏在屋外的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举枪射杀。王佐听到枪声从后窗跳出，在一片追杀声中慌不择路跃入一条河流，但在游到一半时溺水而死！

父亲说，这个事件影响非常不好，一来会造成我们共产党言而无信的形象，二来把我们好不容易争取过来的武装推到了敌人那边。袁、王被杀后，袁文才的部属谢角铭和王佐之兄王云龙被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所震惊，遂率领部分士兵反抗突围，在死伤多人后终于逃出永新县城。

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全部投向正在与红军对峙的蒋介石军队。这支几天前还在同蒋介石军队浴血作战的农民赤卫军，立即调转枪口带着大批正规军扑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由于他们熟悉地情民情，也通晓我军的作战方式，我军开始处处被动挨打。而且从此让我党在这一带背上了“过河拆桥”的名声。

这真是莫大的悲哀

我作为井冈山的革命后代，几乎每年都受到当地的邀请和盛情接待，一些老革命后代在这里缅怀父辈的精神。我也见到了袁文才、王佐的后代，这个错案影响了他们几代人。如果他们的祖父不被错杀，也是高级将领的后代，在北京或者某个大军区担任要职，即使牺牲也不至于身背恶名，过了很多年才平反昭雪。

他们对于指挥执行这次行动的彭德怀依然很有看法，彭德怀改变了他们几代人的命运，这可以理解。但父亲晚年也和我谈起过，当时情况非常复杂，这样大的行动不可能是彭德怀说了算的，作为军人，他是一个执行者，而且上有共产国际的精神乃至上级的命令，还有土家与客家的族群矛盾，更有从骨子里对改编过来的绿林军队缺乏信任。

其中龙开复是王佐的入党介绍人，他虽然是党的县领导，但他有党权没有武装指挥权，这也使他与袁文才、王佐产生很深的隔阂，他不断反映一些情况而且夸大了事实，才使上级感到要先下手为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龙开复本人不久又被Ab团杀掉。  

宋任穷：此事归罪于彭德怀是不公平的

宋任穷自1985年担任中顾委副主任以后，我在他领导下工作了7年。1988年5月他重返阔别了59年的井冈山，回京后非常兴奋，向我谈了不少井冈山当年的情况和此行的感慨，也回答了我的一些提问。

我问他，当年为什么选择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

宋老说，这是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后才做出的决定。他调查了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的整个罗霄山脉，认为北段不如中段可进可守，且北段离大城市太近；南端地势比较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中段地势好，离大城市远，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同时还有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因此，确定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建立根据地。

我又问宋老，他曾被派往袁文才、王佐的部队里做工作，他们是怎样的部队？能听从党的领导吗？

宋老说，袁文才和王佐都是当地贫苦农民出身，同反动和土豪劣绅有深刻的矛盾，而且有很强的反抗精神，受到老百姓的拥护。

袁在中学读书时就接受共产主义思想，要求进步，向往革命，参加过学生运动，并于1926年加入了。大革命失败后，袁文才把宁冈的农民军拉到井冈山，并在军队里建立。

而王佐没有文化，个性很强，因不堪地主剥削压迫，在井冈山组织了一支农民队伍。红军上井冈山后，王佐对我军存有戒心，但袁、王关系很好，曾为结拜兄弟。

认真分析了这种情况，决定先做袁文才的工作，再通过袁做王佐的工作。当时党内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袁、王属于土匪武装，有浓厚的绿林气息，难以改造，主张用武装消灭他们。可是则坚持团结、改造的方针。事实证明，的方针是正确的。

宋老说，率领秋收起义余部到达宁冈古城后，会见了袁文才，充分肯定他的革命精神，并决定给他100支枪。袁为真诚合作的精神所感动。之后，应袁的请求，我们派了一批干部去袁部担任连长、排长，帮助他们进行军政训练，清除少数不良分子，收到良好效果。

王佐见袁文才部队面貌一新，也提出希望我们派干部到他的部队。1928年2月，经过协商，将袁文才、王佐两部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派去的何长工为党代表。我被派去做宣传干事，后来任连的党代表、营的党代表。我们的任务就是建立和发展，提高战士的政治文化素质。例如，我们开设政治课和文化课，宣讲工农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宣传劳苦大众求解放的思想，帮助他们扫盲识字等。还在部队建立士兵，提倡政治民主、经济公开、官兵平等、禁止打骂等，使袁、王部队的不良习气慢慢得到改变。

我又问宋老，听说袁文才、王佐后来被我们杀害了，这是怎么回事？

宋老很痛心地说，1929年2月，红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转移，坚守井冈山的任务交给了彭德怀的红五军和王佐的红四军三十二团。袁文才被调至军部，跟随毛委员和朱军长去赣南。

这期间由于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之后，“左”倾路线在占了统治地位，硬说袁、王不服从领导，要“反水”打红军。袁文才在去赣南途中，听说有指示，要杀原土匪首领，吓得他逃回了井冈山。袁逃跑是军纪所不容的，应受一定处分。但在1930年竟将袁、王杀害，是错误的。

我听说后十分痛心。袁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党员，王佐也于1928年入党。他们帮助红军在井冈山落脚，同我们共同战斗了一年多，表现很好。我们不能忘恩负义啊！

建国以后，我们追认袁、王为烈士。这次去井冈山，我特地去看望了他们的后代。

宋老说到这里，特别提到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他说，当时有人把错杀袁、王当成彭德怀的一大罪状，这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决定杀害袁、王的是井冈山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等人，彭的责任最多是偏听偏信，他和杀害袁、王没有关系。后来彭德怀在《自述》中已说清楚了这个问题，我完全同意他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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