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高官腐败“路线图”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腐败与反腐败始终是一个热点问题。30年来，官员腐败的数量不断增加，层级不断提高。据不完全统计，贪腐且受到法律制裁的副省（部）级（含“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官员已有百人。:（2012-02-09 法治周末）
从1921年7月1日建立，走过了91年的风雨历程。一直把保持廉洁、反对腐败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从革命战争时期被处决的谢步升、肖玉璧，到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再到改革开放后的胡长清、成克杰……回望90多年历史，的反腐决心从来没有减弱过。党的发展实践证明，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将伴随着党的建设的整个过程。
2012年是制定的反腐败“五年规划”的收官之年。在这一年初始，回望25年来的100起省部级以上高官腐败案，厘清滋生腐败的“路线图”，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总结案件特征，剖析制度弊端，为未来的反腐败工作提供借鉴。（以下有关数据来源于出版社副社长田国良教授有关文章）
腐败的版图：滋生腐败的版图涵盖公共权力各个领域
据2012年初统计，上世纪80年代以来，被中纪委立案查处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分布于除西藏外的其他各省、市、自治区，涉及从到地方，从党政部门到司法机关，再到垄断性国有企业等各个系统，几乎涵盖所有公共权力领域。
从区域来看，经济发达地区，高官腐败案发率相对高于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但也有例外，像广西、贵州，经济相对落后，高官腐败却并不太落后）；企业、银行金融系统、铁道系统、公安司法系统以及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高官腐败案例也相对较多。这表明，谁掌控的公共权力资源多，公共权力运作的空间大，腐败的几率就越大。
年龄结构分析：腐败高官开始犯罪时的平均年龄约51岁，最小的36岁，最大的65岁。其中，大多数腐败高官是在50岁到60岁这个年龄段开始犯罪的。
职务结构分析：这些高官都有显赫头衔，包括委员2人、地方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一把手7人、省政协主席5人、3人、国家机关的部长2人、副部长3人。
虽然是副省部级以上的高官犯案，但法律并没有为他们网开一面。纵观百名腐败高官，除3人自杀和外逃，7人待判决外，其余90人的量刑情况是：死刑6人，死缓26人，无期徒刑16人，这三项刑罚约占53%。另有42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腐败发展趋势分析：上世纪90年代前期，每年宣判的高官腐败案件也就是1至2起，个别年份空白，而从1997年开始，逐渐趋上升之势，2010年达到峰值（12例）。这说明，高官腐败案例的判决数量在呈逐年上升态势。
不仅如此，高官贪腐的涉案金额也在不断增加。百例案例中，除7例尚未判决、4例没有涉案金额记录或者涉案金额不在计算范围之内，其余89例共涉案金额约77699万元，平均每例约873万元。
上世纪80年代2例，1例受贿2万多元，另1例没有涉案金额纪录；上世纪90年代15例，共涉案金额约366万元，平均每例约24万元，其中最高涉案金额55万元；本世纪83例，其中3例没有涉案金额记录（或者涉案金额不在计算范围内），7例尚未宣判，其余73例，共涉案金额约77331万元，平均每例约1059万元，其中最高涉案金额达到19573万元。
腐败的线路：权力寻租的十条线路
高腐败犯罪线路大致可归纳为十个方面。
具体包括：
一，通过帮人办理各种证件、争取各种计划指标而受贿；
二，通过工程项目营私舞弊而受贿；
三，通过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问题而受贿；
四，通过土地、房产暗箱操作而受贿；
五，帮助公司违规运营而受贿；
六，组织人事腐败，如通过帮助升职、留任、调动工作、就业等而受贿；
七，庇护犯罪，如通过庇护经济犯罪，帮助走私或违规进口，干涉有关案件的办理，为律师谋利等而受贿；
八，贪污挪用公款公物；
九，滥用职权，如，支持开设“博彩”项目、支持和纵容违规经营、武断决策引进项目失败，造成国家财产严重损失等；
十，权色交易，如包养情妇、重婚等。
河南省原副省长吕德彬是因家庭变故而演变为雇凶杀人，由此成为唯一因普通刑事犯罪，不牵涉权钱交易而被处以死刑的高官。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前期，高官腐败涉案面相对单一，而且主要局限于经济领域。当时，商品经济刚起步，实行价格“双轨制”，腐败高官利用计划内行政审批权，“走后门”、“批条子”，搞“权力寻租”活动。1987年宣判的两个案例，一个帮人办理香港单程通行证而受贿；一个为报答“红颜”而为公司货物走私开绿灯。上世纪90年代初宣判的两个案例，一个帮助农民联系水利工程和办理采金人员指标而受贿；一个收人钱物后，帮人办理计划外运煤手续。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高官腐败向权力集中、资金密集、利润丰厚、竞争激烈的经济领域各个层面延伸，涉及违规贷款、房地产开发、工程建设、股票上市以及产品审批等事项。
到了本世纪，高官腐败的霉菌开始触及司法、组织人事领域。如麦崇楷、丁鑫发、吴振汉、郑少东案，都和案件查处有关；韩桂芝、徐国健、侯武杰、王昭耀、荆福生、庞家钰案，就有“买官卖官”的味道。
腐败的点与面：高官腐败呈现由点到面连锁反应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腐败高官大都以“个体户”的形式单干，多以个体“点”上的腐败为多；90年代中后期以来，则开始出现“由点到面”的“集体腐败”，并且，陆续挖出了一系列所谓“窝案”，拔出萝卜带出泥的现象成为反腐常态。
如1995年王宝森的自杀，同时牵出北京的另外3名高官（陈希同、铁英、黄纪诚）；海南的3名副省级干部（韦泽芳、辛业江、孟庆平）都是在1996年同时落网；广西的徐炳松、成克杰案都是在1998年和1999年前后被揭发。
本世纪初宣判的沈阳原市长慕绥新案就与马向东（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案纠缠一起，被称为“慕马案”。“慕马案”涉案人员100多人，其中，党政“一把手”就有17人。
与“慕马案”同时出现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600多人涉案，其中300多人被判刑，原副部长李纪周、福建省原石兆彬深陷其中。
2005年判刑的韩桂芝，曾多年担任省委组织部长、，后来当了省政协主席，掌控较大的人事任免权。以她为主的“黑龙江买官窝案”，牵扯大小官员百余人，其中副省级干部6人、地厅级干部30多人。
2008年宣判的陈良宇，是“上海社保基金窝案”的主角，该案也牵涉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和上海的一批官员。
2010年立案查处的铁道部腐败案，至今仍有新的线索被不断地曝光。
以上分析的案例仅是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如果按常用的“副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口径来统计，可能不是一篇博文所能叙述的了的。以上的分析已经是触目惊心，所以，也造成了社会上流传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反腐败曝光的案例多了，虽然表明党和反腐败的决心，但也折射出腐败问题的日益严重性,容易让人民群众丧失反腐的信心。
对此，中国监察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表示，要实事求是、历史、全面、发展地看待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战争年代、计划经济时代的腐败发生率作为参照物。在现阶段消极腐败现象处于易发、多发的情况下，不曝光腐败案件，不处理贪官，群众会更不理解。可以说，从我们党90年反腐败的历史看，反腐力度是越来越大，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现在的严峻形势也确实给我们提出更多挑战。比如大案要案的发生，且涉案金额和人数等都有所增加。如果说未来有什么能够对我们党造成致命伤的话，腐败就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坚持始终把反腐败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