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在道佛融合中的思想价值（一）
老子《道德经》的思想价值，不仅表现在自身极高的经文水准上，更体现在道佛融合关系中其引领和启示的作用上。如果中国没有佛教，《道德经》的传世一定会是另外一种情状，或许会逊色得多；而中国既已有了《道德经》，佛教的出现却又是一种必然。佛教在东汉传入促使中国知识阶层的文化觉醒，作为世俗文化的所谓“儒教”，与佛教对比相形见绌，而源自易经的道家文化虽然博大精深，却似乎够不上“教”法的严密传承，于是富有民族精神的文化人士便想建立自己的宗教。道教最初创立的动机，就是一种对佛教的对抗，这也是“夷夏之辩”的重要内容，佛教被斥为“夷”，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自始便想与之对立起来，但却没能长期做到。南朝时期，曾出现过道佛两家最尖锐的纷争，但终归是出于门户之见的“夷夏”之争，纷争现象难以掩盖两家共同的本质。由于在修炼证真的思想与方法上，二者已经开始融通互会，因而道佛的融合共存最终成为长期的主流趋势。本文拟说明，道佛能够长期融合共存主要有两个基因：一是《道德经》确立的“不可道”方法论；二是《道德经》揭示并弘扬的“人天同一”主体论。
道家是先秦延续至魏晋的学术派别，道教则是东汉后期才开始形成的本土宗教。道家哲学是道教最重要的思想渊源，道教创立之初即尊老子为教祖，奉《道德经》为祖经，魏晋以后道教经典层出不穷，但《道德经》始终被推尊为诸经之首。道教把“道”作为最根本的信仰和教义，只是它把道家思想进行宗教化的加工改制，将其视为超越形器的宇宙最高本原之“道”，赋予宗教上的意义。隋唐以后道家作为学术流派已不复存在，道教也就成为道家思想的继承者，以及道家文献典籍的保存者和弘扬者。本文中单独出现的“道”、“道家”、“道教”三个名词，是道家、道教兼指的。
（一）道可道乎——《道德经》在道佛融合中的方法论价值
（1）不重文字重修证
《道德经》开篇讲了一句传诵千古、亦是迷惑千古的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潘世强教授发表在价值中国网上的《〈道德经〉新译》中，把这句话翻译为：“The Way, if expressed in words is no true or eternal Way, and if named, it is not the true name.”依据译文意思，道是不可言说、不可名状的，可以说出来的道，不是真正永恒不变的道；可以命名定义的名，也不是真正永恒不变的名。如此理解，亦是绝大多数人所赞同和认可的。这个意思正是古人所谓“得道者不言道，言道者未得道”之意，老子在《道德经》中也说：“行不言之教”（第2章），“悠兮其贵言”（第17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第56章），“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第81章）。潘世强教授译文中的“true”和“eternal”这两个词用得特别好，以前曾有经典译著把“常道”、“常名”译作“Unvarying Way”和“unvarying names”，这是按字面意思直译，相对老子原意就不太确切和到位了。
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曾写过一首七言绝句批判老子：“言者不如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老子认为夸夸其谈的人不如沉默寡言有智慧的人好，因为夸夸其谈者不可能懂道和得道；可是老子既然是这般沉默寡言的智慧高人，为什么还要写出五千多字喋喋不休的《道德经》呢？南怀瑾说：“世界上打老子耳光打得最好的，是白居易这首诗，纵然老子当时尚在，亲耳亲见，也只当充耳不闻，哈哈一笑，无所反驳了。”（《南怀瑾选集》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在佛教里边，也有类似令人迷惑的问题存在。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极致是禅宗，禅宗主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可是禅宗大师惠能却留下了两万多字的《坛经》，后续禅宗的高僧大德们都有许多文字著作留传下来，这是为什么呢？禅宗主张不立文字，在方法论上和老子的不可道、不可名是完全一致的。禅宗是中国的佛教，是中国佛教的象征，它既是佛教与道教斗争的产物，也是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将印度佛教的根本精神与老庄思想贯通而结出的成熟之果，更是在方法论上继承《道德经》传统的必然产物。事实上整个佛教都不提倡理论说教，读经万卷也只是方便法门，它强调修行实践，唯有在修行上成就功德才能成佛。而《道德经》亦是强调真修实证，唯有真修才可能得道成仙。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至少500年前，老子早已在中国开了实修不言之风，就已经有了“不立文字”法门，因此佛法初来中国，在修习道家文化的士大夫群体中很容易被接受，而且常常道佛不分，被视为一体。在中国最早崇信佛法的人并非平民百姓，而是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的宫廷贵族和大官僚，如《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楚英王传》就记载，“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楚王刘英信佛、敬佛是东汉初年的事情，到了东汉后期的桓帝时代，皇帝还在宫中为黄老和佛陀同时立祠加以祭拜，可见这时黄老、佛教已深入到最高统治阶层当中。佛教人士发现，佛教在中国立脚是得力于道家的接引，《道德经》的不可道、不可名“法门”更有利于传播佛法真谛，但囿于门户之见，不可能使道佛二者合而为一，于是禅宗便应运而生，把“不立文字”之风推向极致。
有包括《史记》在内的多种古文献记载，老子一生并无著述计划，据说老子晚年须发斑白，骑着一头青牛走过苍茫大地，过了新疆以北，往中东或是印度去了。但在离开函谷关出境的时候，遇到一个叫尹喜的关吏（也有说尹喜是老子的朋友或学生），他要老子把平生所悟得的天地自然法理写成经文留下，才肯放老子出关。老子在被逼无奈之下，便洋洋洒洒写了五千字的《道德经》，然后独自一人骑上青牛，出关扬长而去，消逝于西北大地的茫茫原野。那个守关的官吏得到老子五千字的《道德经》，肯定是如获至宝，欢喜无比。但是老子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其实是教导、教训这个关吏尹喜和世人的一句话，言下之意：你不要以为得了《道德经》文字就如同得道了，如果没有自己的亲身实践、真修实证，如何理论也是白搭啊。所以老子说这句话，他实际是指那种只说不做、只理论不修行的人，无论他们怎样地“可道”“可名”，如何地“能道”“能名”，都是没有办法知道和体会“常道”“常名”的。老子在《道德经》开篇就点明的这个道理或“教法”，被传入中国的佛家尤其在中土出生的禅宗继承了，因此佛家主张“依教奉行”，必须有修行实践才会有修行成就，只是空谈佛理恐怕一万年也入不了佛门。
可以说，不重文字重修证，甚至于不要文字只要修证，是近两千年来道佛能够融合共存的第一个基因，而且这个基因是由老子《道德经》植入其融合体系的。
（2）阴阳、万物可道，太极、无极不可道
老子说的可道、不可道，可名、不可名，在宇宙事物生成环节和地球人类修道层次上是有具体针对性的。《道德经》第42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生一”之“道”是最重要的宇宙力量，是狭义的道，老子称作“无极”。无极之道跨越时空，创生万物，包罗万象，人类生存的一切物质和机会，无一不是道所赐予的。宇宙由一、二、三等有极物构成，但有极物诞生自无极。“无极”一词是老子最早提出的，《道德经》第28章就说“复归于无极”。宋代理学家周敦颐说“无极生太极”，后来朱熹改为“无极而太极”，但意思没变。无极是无限虚无，是宇宙原始的浑沌状态，可表达为数学上的“0”。《庄子·天地》篇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泰初之时有什么呢？只有一个“无”，没有真实的有，也没有真实的名，因此是“0”。《道德经》第40章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有”就是太极，是从无极“0”（即道）生出来的。太极也是道，是绝对无偶的混沌之气，可表达为数学上的“1”，孔子在《周易·系辞》中说的“易有太极”，就是指的这个“1”。无中生有，即“0”生“1”，然后“1”生“2”，“2”是两仪即阴阳，就是《周易·系辞》说的“是生两仪”。老子说“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周易·系辞》说的“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个衍生过程蕴含的逻辑关系是：“无”是“有”的根源，第一个“有”是太极“1”，太极之前是无极“0”；第一个“有”（太极“1”）已经包含了阴阳，故能生出万物。“有”统统可道可名，“有”中的万事万物甚至还言说不尽，而“无”则不可道、不可名；但第一个“有”还不是万物，只能寡言，提一下就行了，因为无话可说。
犹如八卦有三爻，宇宙万物的发生演进总是不离三个层次。如《周易》是一部以言明象、以象尽意的书，卦辞爻辞是可名可道的文字，用来解释卦象爻象，属于“2”和“3”的层次；当通过卦辞爻辞理解了卦象，就应“得象忘言”，把“2”和“3”即卦辞爻辞忘掉。卦象爻象则是用来刻画事物意义的，属于太极“1”，当通过卦象理解了各类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无极之道“0”），就应“得意忘象”，不必再顾忌这些卦象，即把太极“1”忘掉，这就最后得道了。
宇宙万物发生演进终归是三个层次，与《周易》的辞、象、意三个层次一样，例如世俗社会的金融危机也有三个层次，处在最低层次的是研究，即研究金融危机是如何发生的；第二个信息层次是知道，例如在华尔街打工，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处在最高层次的人，他说你知道算什么，危机是由我决定和发起的。最高层次极为简单，是无极之道、大道无形，不可道不可名；知道的层次是太极，能够看清真相，但无决定权；研究的层次是两仪四象，把问题复杂化，可道可名，可是等道清名定、研究清楚，几百上千亿美元就打水漂了。所以看清这个真相，虽然我在北大给赵靖、厉以宁等中国最顶级的经济学者当过学生，我都不再研究经济学了，因为你怎么折腾都是“两仪四象”，进不到那个太极、无极的境界去。
从人们对宇宙万物发生的态度上，也可看出这三个层次的亲疏关系。《道德经》第17章说：“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太上”就是根本性的无极之道“0”，因为不可道、不可名，所以人们“不知有之”；如决定和发起金融危机的人，他大道无形藏在背后，如神仙一般无人知晓。第一个“其次”是太极“1”，是有名的万物之始，人们都知道它的伟大，因此“亲而誉之”；如知道危机的人，他总是寡言，欲言又止，神神秘秘，人们都想亲近他。第二个“其次”是对立统一的阴阳“2”，由于事物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具有截然不同和令人惊异的两面，这让人们感到惊奇可怕，故而“畏之”；如研究危机的人，制造一大套谈虎色变的理论，让大众敬畏恐惧。最后一个“其次”是“2”生“3”的“3”，阴阳生出能够为人类可感可用的万物来，人们便习以为常，不把万物当回事，可以随意“侮之”了；如社会底层众生，只管一日三餐、油盐柴米，他不懂你研究的理论，视之如草芥。“2”和“3”所代表的万物都是阴阳结合体，因此从阴阳角度讲它们共处一个层次，即包含有“畏之”、“侮之”的物质层次。
老子《道德经》所说的“道”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无极“0”和太极“1”，所谓修道，至少要修到太极“1”，最高层次修到无极“0”；二是指无极生太极，然后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自然逻辑关系（规律）。所以老子所讲的道，既是确立不可道、不可名的宇宙本源道体的本体论，也是揭示可道、可名的宇宙生成关系的方法论。
《道德经》开篇，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后，紧接着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我们阅读《道德经》，一定要明白和理解它所承接《易经》的阴阳法则，书中没有任何一个绝对概念。道这个东西，到底是可道还是不可道？我们通观全书可以发现——道可道，亦不可道；名可名，亦不可名。道不可以说，那是天地之始的无极道体“0”，本无一物，无知无欲，你说什么呢，那是真实永恒的道啊！道亦可以说，因为道并不是一个死的东西，道能产生万物，太极已经分阴分阳，阴阳怎么不可以说呢，阴阳是万物的特性，当然可以言说了，而且还言说不尽呢，但这已经不是真实永恒的道了。名不可以名，因为那是天地之始的名，天地之始的名是真实的名，真实的名就是无名（无极“0”），既然无名，那还名什么呢？同时名亦可以名，因为那个被名的东西是万物之母，具有创生的性质，万物都产生了，怎么不可名呢，但这个名已经不是真实的名（无极“0”）了。从不可道、不可名的“无”的角度，我们可以揣摩天地万物的本源（道，本体）；但必须从可道、可名的“有”的角度，才能看清天地万物产生和运行的规则（徼，方法，规律）。如就社会生活来讲，从“无”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各种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这就是“道”；但必须从“有”的角度出发，方能看到和遵循社会运行的踪迹、程序、边界、法则，社会生活的实际开展才有可能，这就是“徼”。可见“无”和“有”都是同出一源，阴阳的玄秘就在这里，它是宇宙的万般奥妙之门！
老子认为大道无形，“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道德经》第14章），语言文字无法将道定义清楚，所以无名。产生于秦汉之际的道家著作《尹文子》，其中的《大道》篇就说：“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名和形是统一共通的，名用来命名有形态的事物，而有形态的事物也对应着有名的事物。大道无形，名空无着，自然就不可道、不可名了。“‘道’不是某物，它无形无象，不可感知，以潜藏的方式存在，玄妙无比，不可言说，只能意领，一旦道出，便落筌蹄，失却本真，只可寄言出意，勉强加以形容，也还须随说随扫，不留痕迹。”（尹继佐、周山主编，徐洪兴著《中国学术思潮史》（卷五），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
关于道的不可言、不可名，道家隐修诗人陶渊明有一首修道诗作了极好的描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陶渊明是道家的修道和得道高人，他忘我修行，人天合一，此中有真义，但是欲辨忘言，无法表达。冯友兰说，陶渊明“这首诗并未提到老聃，也未提到《老子》，可是讲的完全是老意。懂得‘欲辨已忘言’，对于《老子》的批判或赞赏都成为多余的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页）为什么批判或赞赏都会成为多余呢？因为在“0”无极状态下，人天合一之道不可道、不可名，只能付诸无言的观、赏、行，如要辨说，那个真义便会忘得一干二净，它本身是个“0”，那你所说的不是废话是什么呢！
这里举两个例子说明。如一少女，她属于“天地之始”，是无极道体“0”，如何能够用诸如“生子失子”、“生男生女”以及那个“子的模样”等概念去言说她呢？当她开始与异性交合，于是阴阳便出现，女孩产子后，她就从无极变太极，变成万物之母“1”，她的子孙便是阴阳“2”和“3”。女人与男人阴阳交合、生儿育女，一生二、二生三之后，可道可名的话题便是千言万语述说不尽了。在此我们会有一个惊人发现，造物主把人生最快乐、最美好的状态安排在青春年少阶段，原来它是与无极道体“0”天然吻合啊！道家、佛家修行，就是要归根复原，修回到青春年少以至婴儿状态，这即是《庄子》所说“齐生死，同人我”的境界。所以我们看到有些成年女子甚至老太婆，她在慢悠悠地打“太极”拳，显示出不同一般人的幸福与快乐情态，无一不是因为有修行素养或天赐福分，青春气息还洋溢脸上，无论历经多少坎坷，这种青春气息依然像排毒一样排除其生活的沧桑。
再如一个公司组织的诞生，这个组织根本不存在，那是无极道体“0”；有人产生开办公司的念头，他就是太极“1”；然后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他人，邀约他们一起创业，这时阴阳就产生了，发起人自己为阳，他人为阴，这是“2”；阴阳一产生，整个公司数不清的事业事务，即子子孙孙的阴阴阳阳便会缤纷出现，这就是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公司发起人在“0”无极状态时，没有什么可道可名之事；在“1”太极时，可道可名之事极少，因此道或不道、名或不名都无所谓。而当他处在“1”生“2”之后的状态，各种问题、矛盾、纠纷便会层出不穷，于是就言说不尽了。那么不管这个公司所有的工作如何地阴阴阳阳、千头万绪、生生不息、问题百出，假如这个公司老板有最大的修行成就和天赐福分，那么他就会如老子所说的“复归于无极”，生活在“0”的境界中——办公司跟没办一样，他成了神仙，整天优哉游哉过日子，创业成了一种快乐生活。
老子是世界思想史上第一个阐述天地万物起源即无极“0”和太极“1”的人，道家修道就是要修到无极去，至少要修到太极去，无论执政或修生，必须超越万物和阴阳，达到无极、太极，才能成为圣人，从而“抱一为天下式”（《道德经》第22章）。无极、太极都是道，只有在道的状态才能人天合一，永生不灭，衍生万物。这和佛家修行是完全一致的，空观是佛教修行成就的标志，没有修到“空”，就不能算是修行有大成。道、佛两家的修行法门，内中精要有其高度的一致性，这是道佛融合共存最重要的基因。
（3）不可说的“禅宗第一义”
最能说明佛家在修行法门上吸取《道德经》精髓的，是所谓“禅宗第一义”。佛家重要的修行法门是“观”和“止”。所谓“观”，就是观察《道德经》揭示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过程。佛家和道家一样都是反观，首先观察万物，然后回溯到万物所由来的三、二、一以至“道”那里去。通过反观，佛家发现一切事物时时刻刻都处在生生灭灭之中，一切事物没有自性，都是众缘和合，缘聚则生，缘离则灭，如《金刚经》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反观到宇宙万事万物的虚幻不实，获得见性正见，就要停止对那些造成烦恼的虚幻不实事物的留念贪爱，这就是止。止在哪里呢？儒家《大学》说“止于至善”，道家、佛家要止在人天合一的“空”那里，即道家的无极之道“0”或太极“1”那里，在“止”的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禅宗第一义。
现代藏传佛教上师、大圆满著名成就者纽舒堪布，他的《人生五章》一诗（转自索甲仁波切著、郑振煌译《西藏生死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38-39页），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一个人观止的过程：
1.我走上街，人行道上有一个深洞，我掉了进去。我迷失了……我绝望了。这不是我的错，费了好大的劲才爬出来。2.我走上同一条街，人行道上有一个深洞。我假装没看到，还是掉了进去。我不能相信我居然会掉在同样的地方。但这不是我的错，还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爬出来。3.我走上同一条街，人行道上有一个深洞。我看到它在那儿，但还是掉了进去……这是一种习气。我的眼睛张开着，我知道我在哪儿。这是我的错，我立刻爬了出来。4.我走上同一条街，人行道上有一个深洞，我绕道而过。5.我走上另一条街。
观的过程也是反省的过程，它会慢慢带给我们与自然合一，寻到规律、规则的智慧。由于人的疏忽和习性，免不了一再掉入不断重复的陷阱里，这时人会观，就会不断纠错，跳出错误模式，然后“绕道而走”、“走上另一条街”——这就是“止”，止在了与自然过程及其规律、规则合一的境界。
佛家“观”这个词最早就出自《道德经》，《道德经》说：“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道德经》第1章），“万物并作，吾以观复”（《道德经》第16章）。“观复”就是反观，与佛家的反观过程完全一致，先观“并作”的“万物”，然后至无极之“道”而止。反观至“道”而止这个地方，即是禅宗的第一义或第一句。《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说：“若第一句中得，与佛祖为师。若第二句中得，与人天为师。若第三句中得，自救不了。”（《古尊宿语录》卷四）“第三句”就是老子讲的阴阳万物“2”和“3”，人沉浸在纷纭万物中，不会具有光明慧眼，因此“自救不了”；“第二句”是太极“1”，修行进了一大步，开始认识宇宙本源，已经知道人天合一；“第一句”就是无极之道“0”，实现了人天合一，成佛成仙了，故而“与佛祖为师”。在禅宗的第一句、第一义，亦即老子说的无极之道“0”这个地方，是不可言说谈论的。《文益禅师语录》记载，有人问文益禅师“如何是第一义？”禅师回答说：“我向尔道，是第二义。”（《古尊宿语录》卷一）第一义是不可说的，我一说，不管说什么，就是第二义了。可见这个“不道之道”是禅宗继承了道家尤其老子的道法，禅宗由此在方法论上还走得更远，发展出以不修行为修行的“无修之修”，这其实也是对老子“无为之为”的继承和发展。
反观回去，最低的第一层次是阴阳万物即“3”和“2”，第二层次是太极“1”，最高的第三层是无极之道“0”。“0”是不可说的，冯友兰说：“无”根本不能成为知的对象，要知“无”，只有与“无”同一即人天合一，这种与“无”同一的状态，就是佛家的涅盘，“所以在第三层次上，什么也不能说，只有保持静默。”（《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7-288页）道家的无极之道“0”，就是佛家空宗所谓的第三层真谛，禅宗谓之“第一义”。在空宗第三层次，即禅宗第一义上面，任何话也不能说，这就是源自老子人天合一道体的不可道、不可名。
为什么禅宗第一义不可说？冯友兰分析认为，第一义所拟说者不能说是心，亦不能说是物，称谓什么或称谓非什么都不是。如拟说第一义所拟说者，其说必与其所拟说者不合，即禅宗讲的“有拟议既乖”；如拟说第一义所拟说者，其说必不是第一义，至多也不过是第二义，也许不知是第几义了。“凡对于第一义所拟说者作肯定，以为其一定是如此如此者，都是所谓死语。说死语的人，用禅宗的话说，都是该打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5页）无论关于宇宙或人事，只要一说，就不是无极、太极之道的第一义，而必然是阴阳第二义以至第N义了，因为一说，就是明暗、黑白、大小、方圆、软硬、刚柔、厚薄、轻重、长短、多少、上下、前后、左右、高低、远近、内外、真假、好坏、是非、善恶、彼此、有无、生克、吉凶、难易、生死、正反、对错、成败、利害、善恶……等等“死语”。所谓“是非从口出”、“人言是非多”，就是因为说了“死语”。不能用死语来定义的禅宗第一义，就是《华严经》上佛陀要求佛子应劝学修为的十种广大法：“何者为十？所谓：说一即多、说多即一、文随于义、义随于文、非有即有、有即非有、无相即相、相即无相、无性即性、性即无性。”（《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十六·十住品第十五》）全是“一”和“无”，还能说什么呢。可见这个广大法，就是老子的太极和无极之道“1”和“0”。《华严经》进一步说：“一世界即是不可说世界，不可说世界即是一世界；不可说世界入一世界，一世界入不可说世界。”（《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十七·初发心功德品第十七》）如此，便真是无话可说了。
事实上不止禅宗，世界上所有顶级的思想文化，都遵循了老子“道”的法则。例如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都是不可道、不可名、不可象的，可是它又无为而无不为（犹如制造金融危机的人），这就是老子的无极之道“0”，就是禅宗第一义。上帝、真主不可说，它一说，必然通过“道成肉身”的“上帝之子”、“真主之子”落实到人能够感知的经验界，成为第二义、第N义了。“上帝自己没有手，没有足，他必须藉着人作器皿继续他的作工。”（罗伦培登著，陆中石、古乐人译《这是我的立场——马丁·路德传记》，译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页）伟大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有一条重要经验：“除了借着上帝自己在耶稣基督里的自我显现去经验上帝以外，任何其他的途径全都是死路。”（同上，第197页）在这里上帝就是第一义，是不可道、不可名的无极之道“0”，耶稣基督是太极之道“1”，基督训导、万事万物和修行者是可道可名的“2”和“3”，修行者唯有经验感悟上帝落实在基督身上的旨意、法则，才能认识上帝，与上帝同在。“2”和“3”是可道可名、可用几何概念量度的事物，但是路德认为“几何学的观念不能用来描写上帝的临在”（同上，第296页），所以上帝作为第一义，它看不见摸不着、不可道不可名。“上帝的道是在基督里的救赎工作”，“上帝在基督里变成在肉身中的化身”（同上，第307-308页），因此认识上帝要通过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犹如认识佛菩萨要通过其化身在人间的诸法形体。我们可以任意推测，世界上所有探寻宇宙万有之源的思想文化，无一不遵循老子道的法则，只不过这些探寻者没有像老子那样自觉和透彻到极点。由此可以说，《道德经》是人类思想史上经典中的经典，而老子则是人类思想史中高人之上的高人。
第一义不可说，但是总要有方法来表现它啊，否则不是就没有第一义了吗？冯友兰认为，其实说第一义不可说，这就是用“遮诠”说第一义，因为人们若了解为什么不可说、不可谈，他也就了解了第一义，这就叫不道之道。冯友兰举例说：“中国画画月亮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在白纸上画一个圆圈，一种办法是在白纸上涂些颜色作为云彩，在云彩中露出一个白圆块，这就是月亮。这种办法叫烘云托月。它不直接画月亮，只画云彩，用云彩把月亮托出来，这可以说是不画之画，用佛学的话说，前者是用‘表诠’，后者是用‘遮诠’。”（《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第266页）
《道德经》通篇论道，可是却没有一句话从正面肯定“道”是什么（表诠），可是从它通篇论说道不是什么的文字中，我们已经懂得道是什么了，这就是“遮诠”。禅宗传教的方法，其实就是袭用了老子的“遮诠”法。冯友兰说：“形上学的任务不在于，对于不可知者说些什么；而仅仅在于，对于不可知是不可知这个事实，说些什么。谁若知道了不可知是不可知，谁也就总算对于它有所知。”（《中国哲学简史》，第393页）“遮诠”的方法其实就是“减”的方法，从纷纭复杂的万物减下去，从“3”、“2”、“1”减至“0”，用冯友兰的话来讲，“这样一层一层地剥下去，到了最后也是要归于无言。郭象所说的‘以言遣言，遣之又遣，以至于无遣’，也就是这个意思。”（《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第242页）《道德经》第48章说：“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是得道、体道、为道者之所为，这就是老子的“遮诠”法。用禅宗的形容语来形容这个“遮诠”减法，即是“如桶底子脱”，桶底子一脱，桶中之物统统脱出，这就悟道了。悟道之后是什么感觉呢？就是以前所有问题、所有烦恼全部解决。如何解决的呢？没有解决啊，因为原来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是个“0”而已，只是自己先前受骗罢了！所以解决问题是通过悟道、得道，使自己走出受蒙蔽状态而解决的，这样还有什么可说呢，真是无话可说了。
写作《美国理想》、自称“最后的American”的美国学者尼德曼（Jacob Needleman），他在给华裔学者冯家福的《道德经》译本所作导言中说：“道”这个词难以用非中文准确翻译，“我更想指出的是，非但是关于‘道’这个词，实际上整部《道德经》都不能被译成任何文字……其中也包括了汉字！”看来尼德曼是能够体道和用道了，因为道不可言，道不能被译成包括汉字在内的任何文字，译出来就是第二义以至第N义了，所以他用“遮诠”法说了这段话，如此一说，道就不言自明了。
佛家《古尊宿语录》卷三一记载舒州佛眼禅师说，人“只有二种病，一是骑驴觅驴，二是骑却驴了不肯下”。因此人最可怕的，就是在万事万物当中喋喋不休、废话连篇地折腾，而不能超越其间；其实“3”、“2”、“1”地从事物当中超越出去，从驴背上掉下来，或如桶底子脱，最后是个“0”。“0”的状态如惠能在《坛经》中所说的“本自无生，今亦无灭”，冯友兰认为，无生无灭，“不是时间中的生灭相续，而是永恒；永恒不是长时间，而是无时间。”（《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第277页）
由于人的认识和悟道过程（规律）是一种“减法”，即从“3”、“2”、“1”减到“0”，因此从修道角度讲，对于道的体悟，没有彻悟之前总离不开道理说明，说明本身也是入道的重要法门。但悟彻以后看待一切说教，自然就有缺陷的一面了。道理说教也像佛家讲的乘筏子过河，过河上岸到了目的地，就要抛弃筏子。若一味地乘着筏子而不超登彼岸（犹如“骑却驴了不肯下”），终究会被风浪埋没。北宋道教南宗紫阳派鼻祖张伯端有一首《西江月》词说：“未悟须凭言说，悟来言说皆非。”冯友兰也说：“在使用负的方法之前，哲学家或学哲学的学生必须通过正的方法；在达到哲学的单纯性之前，他必须通过哲学的复杂性。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中国哲学简史》，第395页）这段话是冯友兰著作《中国哲学简史》的结语，他正是说了很多话，然后才静默。道佛一脉相承的教法，精要正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