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性教育的发展史略(一)

要真正理解和做好一件事，必须对其历史发展有所认识。性教育亦然。

感谢有关部门的支持，在1985年我得以查阅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封存的大量'性书'和相关资料，在这个基础上，写成了'中国近代性教育文献述略'，收在文集《性的社会观》中（1987年，台北，巨流图书公司出版）。后来，见到1991年10月在广西桂林召开的'第三届全国高等院校卫生保健研讨会'的论文资料中，有一篇苏州大学医院陈永生撰写的'清末民初我国学校性教育发展概况'。该文也概述了清末民初（1900－1936）我国性教育的一些情况。

中国性教育的起始阶段

性教育作为一个现代领域和学科，大体上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我国的情况来说，1912年，陆费逵（1886－1941），曾任商务印书馆出版部主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就曾在《教育杂志》撰'色欲与教育'一文，批评对'性'的消极抑制，主张积极地加以教导，可以说是近世中国提倡性教育的最早论述。不过，更完整意义上的'性教育'（SexEducationtion），是在20年代开始在我国传播起来的（那时'性教育'又译'性欲教育'）。

1914年志原在《教育杂志》发表'教育上之色欲问题'，指出'云有害者非色欲之为害，而滥用或误用之害'，'消极之防，危害甚巨'，'戒除隐秘主义'，'以公然讲授为得策'等。1919年王统照、王睛霓在《曙光》分别发表'两性教育观'、'两性的道德'，从理论和应用上阐述了进行性教育的必要性。

1920年，潘公展（1895－1975，曾任《晨报》社长、上海长、《日报》总主笔、《申报》董事长等职）在《教育杂志》发表'巴哥罗的两性教育观'，介绍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哥罗（M．A．Bigelow）教授着《性教育》一书的观点。后来，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潘公展着《巴哥罗的两性教育观》（1925年）。巴哥罗教授指出性教育的内容可分八项：个人的性卫生，社会病，性病，社会的罪恶，卖淫，私生子问题，性道德，性的卑视问题，结婚问题，优生学。巴哥罗的性教育观，在二三十年代广被我国学者所引用，影响较大。

1921年冬，桑格夫人（MargaretSanger，1883－1966，旧译山额夫人、山格尔夫人等）来华，在北京、上海演讲，备受欢迎，作为国际和美国计划生育和性教育的著名倡导者，她的访华对我国的性教育起到了推动作用。事实上我国第一本具体讲述性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的书，便是封熙卿译的桑格夫人着《家庭性教育实施法》（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主张从很小的时候便要开始进行性教育，不要神秘化，不要说假话，不要怕孩子见到裸体，等等。这本书后来还有几种不同的译本：《性教育的示儿篇》（赵荫棠译，北新书局，1929），《性的教育》（董任坚译，潘光旦校订，上海儿童书局，1933）。可见其影响之大、之久。

在中国现代性教育的开拓上，鲁迅（周树人，1881－1936）和他的二弟周作人（1885－1967）、三弟周建人（1888－1984），这“周氏三兄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鲁迅原是学医的，很重视性的教育。他早年在浙江初级师范学堂教授生理学时，就冲破当时的封建礼教向青年学生讲述生殖系统的解剖生理知识，这是直到今天还有很多教师回避不敢讲的。

鲁迅认为给学生讲生殖知识有好处，不过要规规矩矩地讲，不要嬉皮笑脸地讲，这是今天的性教育者也需要严格遵照的一条规则。据鲁迅夫人许广平（1898－1968）在《鲁迅先生与海婴》（1939年）一文中的记述，鲁迅和海婴幼时的谈话便包含有很科学、又很有分寸的性教育内容。

例如海婴问：“爸爸，你是谁养出来的呢？”鲁迅答：“是我的爸爸、妈妈养出来的。”当海婴一直问下去“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一直从前，最早的时候，人是哪里来的？”鲁迅便告诉他是从“子”即单细胞来的，但是海婴还要问“没有子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从什么地方来的？”鲁迅便说：“等你大一点读书了，先生会告诉你的。”许广平还回忆道：“对于孩子的性教育，他是极平凡的，就是绝对没有神秘性。赤裸的身体，在洗浴的时候，是并不禁止走进走出的。实体的观察、实物的研究，遇有疑问，随时解答，见惯了双亲，也就对于一要人体都了解没有什么惊奇了。”（许广平《欣慰的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

鲁迅的二弟周作人则在他的散文中多次谈到对性教育的看法。他在《重来》（1923年）一文中说：“古人之重礼教，或者还有别的理由，但最大的是由于性意识之过强与克制力之过薄……道学家的品行多是不纯洁的，也是极好的例证。现代青年一毫都没有性教育，其陷入旧道学家的窠臼本也不足怪，但不能不说是中国的不幸罢了。”

在《上海气》（1926年）一文中又说：“上海气之可厌，在关于性的问题上最明了地可以看出。他的毛病不在猥亵而在其严正：关于性的迷信及其所谓道德都是传统的，所以一切新的性知识道德无不是他们嘲笑之的；上海气的精神是‘崇信圣道，维持礼教’的，他们实在是反穿皮马卦的道学家。”（《周作人早期散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周作人还在他的回忆录中直率地承认“性的心理，这于我的益处很大”。周作人还认为“可以从性心理养成一点好的精神”。

例如，他一再宣说霭理斯的意见，“以性欲的事情有些无论怎么奇异以至可厌恶，都无责难或干涉的必要，除了两种情形以外，一是关系医学，一是关系法律的。这就是说，假如这异常的行为要损害自己的健康，那么他需要医药或精神治疗的处置。其次，假如这要损及对方的健康或权利，那么法律就应加以干涉。这种意见，我觉得极有道理，既不保守也不急进”。（《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当然，大量论述性教育、传播性知识的是鲁讯的三弟周建人。周建人是一位生物学家、教育学家，也是二十年代起，在中国提倡性教育的先驱之一。1922年，桑格夫人的《家庭性教育实施法》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的序言便是周建人撰写的。在序中，周建人指出了我国性教育的缺乏，说“关于生殖一方面的事情，向来没有教法，如果小孩向父母了小孩怎样来的疑问，大人不是加以呵责，便是随口支吾，使小孩莫明其妙，眩惑不定。”1927年，周建人译着《性与人生》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译介了美、德、英等国学者关于性和性爱的一些有影响的论文。

1928年，周建人着《性教育》一书，列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师范小丛书”中的一种。在“编者说明”中，周建人指出：“性教育的范围是很广大的，从用什么方法去解答小孩的‘自身从哪里来的’的问题起，到淫书淫画在社会上究竟有什么损害的讨论，都属于性教育这一名称范围之内的。”该书共八章：性教育的重要，性教育的历史，性教育的问题，性教育中应该说明的几项重要事实，性的由来，性的生理，性的伦理，性教育的实施。同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周建人译的《性与遗传》。二十年代，周建人还在《妇女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很精辟的文章：《性教育与家庭关系的重要》。文中概述了性教育的必要和障碍、内容和方法，并提出“应该分别为男女青少年编写些性教育的书籍”。1981年，《父母必读》杂志将这篇文章重新发表，当时已九十三岁高龄的周建人，还对该文作了稍许修改，并写了后记），对推动当前我国的性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23年《教育杂志》出版了'性教育专号'，发表了13位作者的文章，其中有盛朗西：'性教育在新学制课程中的位置'。任白涛：'青年期性卫生及道德'，等等。同年，日本学者羽太锐治着《最新性欲教育》一书由任白涛分章翻译发表，全书八章，最后一章为学校的性教育；美国斯梯生着《人生性教育》中译本也在北京出版。

1925年商务印书馆发行'教育丛书'共100种。有大中小学教材、医学、生物、社会、理工等类，其中专论性教育有的5种，笔者见到的有教育杂志编辑的第37到39种《性教育概论》、《性教育的理论》和《性教育与学校课程》。

《性教育概论》一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常道直写的关于性教育的11个问题：为什么要研究性欲，为什么要反对研究性欲，为什么要有性教育，为什么要反对性教育，什么是性教育的正当范围，使性教育成为必要的理由是什么，性教育的目的是什么，谁最相宜担任性教育的责任，父母、教师和医生三方面怎样分担责任，性教育应当怎样进行，施行性教育时应当注意的是些什么；第二部分是译介日本市川源三的性教育论述。第三部分是黄公觉译介的美国巴哥罗教授《性教育》一书的要点。

《性教育的理论》一书包括:陈兆蘅'性教育之真谛及欧美各国之性教育运动'，周建人'性教育的几条原理'，潘公展'两性生活与性教育'三篇文章。陈兆蘅提出：'性教育实为校内校外合力工作,使青年对于自身性欲问题得到正当解决的种种计划的总名'。周建人写道：'人类既是两性动物，一生当中的一举一动无不与性有关系'。潘公展写道：'两性生活乃是人生最重大、最贴近、最富于兴味的生活。两性生活的根基，即在于恋爱。恋爱与生活，一而二，二而一。'他们早在20年代便如此直截了当地指出'性'在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至今看来，仍然难能可贵。

《性教育与学校课程》一书包括:廖世承'性教育与中学校'，提倡'利用各科目施行有系统的性育'；盛朗西'性教育在新学制课程上的位置'，提出性教育的具体目标26条；邰爽秋'中等学校性教育之实施'，拟订了大纲共62条；常导之'美国中学校性欲教育大纲'，介绍纽约生物学教员协会委任的性欲教育拟定的大钢；沈泽民译'同性爱与性教育'，原作者卡本特（E．Carpenter，1844－1929，英国诗人、性学家），是在英国最初公然用本名写作关于同性恋的人之一。这篇译文乃录自卡翁名著《中间的性》（1908年）一书，其中有一段论及学校与性教育，很为精辟，引述如下：

'现代的文明学校用一扇铁门把两性的事情完全闭起来了。门边是一种沉默，一种严酷的沉默，于是合法的好奇心立刻各如其状地变成不合法的好奇心了，狂热的色情暗暗地生长起来，本来没有色情的地方也起了色情了。阴沟的方法现在正流行着。学校既不能公然承认小学生的要求，于是违禁品在他们自己中间互相传授了，淫秽词曲代表了聪明高雅的说明了，损害卫生的行为跟着来了。性的神圣一去永不回头，于是学校中充满了早熟，而关于一个照权利是应该把它抬到一切思想以上的题目，在学校中是充满了病态的谈话和想象了。人工压抑了那高雅的方面而使那卑鄙的方面加速早熟，结果不过使那高雅方面完全受损害罢了。”

今天，一切对性教育抱疑虑态度的人，也许还能够从这段深刻、尖锐的评论中，得到启发与教益。1926年，上海国风书店出版德国医学家、性教育的先驱者罗乃戴尔博士《性与教育》一书的中译本《现代青年性教育》（戈乐天译），包括绪论,性教育的需要原因、性教育的目的、性教育的范围、如何实行学校内的性教育、结论。著者指出：

'沉默主义不但不能增进道德上的纯洁，反而是一个极其多灾难的迷惘，甚至成为童子天真的大祸。'

译者在译序中，对我国性教育开展中障碍所作的分析，颇有见地，引述如下： '考我国人对性欲教育或性欲说明，所以抱怀疑或反对态度之最大原因有四：第一，不知人类性欲本能之难于压抑；第二，不知性欲疾病为害之烈；第三，误于因袭的道德观；第四，误于从来所谓淫书的魔力。'他并郑重指出：教育书不是淫书，必须清除上述四种误会，才能使性教育有效地发展起来。

1927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南洋大学学监柴福源着《性教育》。1928年，世界书局'ABC丛书：科学部自然科学组'中，收入了他的另一著作《性学ABC》，内中也论及性教育，指出：'性教育的目的，普通说来共有四种：(1) 性欲的卫生；(2) 心理的建设；(3)性病的预防和治疗；(4)优生。综合这四个小目的，成为一个大目的，与卫生、伦理、纯美三大原则结合，方才能算达到圆满的地步。'

1930年，杨冠雄《性教育法》由上海黎明书局出版。共十章：什么是性教育、性欲的根本原理、两性的关系、两性生活与性教育、家庭的性教育、性教育与学校课程、性教育的效能、性教育实施的程序、男女同校问题、性教育的过去与将来。

1934年，英国著名性学家蔼理斯巨著《性心理学研究》中《性的教育》部分的中译本出版（上海青年协会）；夏南（T．W．Shannon）教授《性教育指南》中译本出版（杜佐周、钱亦石译，上海中华书局）。这本书是按性教育对象的年龄阶段而写的，共五编三十章，分述儿童时代、少年女子时代、少年男子时代、青年女子时代、青少年男子时代的性教育。强调：'男女孩认识性器官的差异越早，则其病态的好奇心发展之机会越少。'

1936年，杜占真着，程克敬、卢永春、郝鸣琴校订的《幼儿期性教育》由北京教育短波社出版。前有常导之、袁敦礼、傅继良的序。当时任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的袁敦礼教授在序言中指出：

'性教育的基本问题，不专在身体方面，而在心理方面，尤其在社会方面。所以使儿童有良好性的习惯、态度和知识必须从极幼小的时候着手，按照他的需要，和发育的情形循循诱导。'

值得指出的是，这本书是国人进行的关于性教育的调查研究和系统的论述。作者'因研究性教育，走访了华北几个重要都市和二十多个乡村，调查了大中小学校不下六十余个。'作者认为：

'性与人生的关系非常密切，性与生活的范围几乎相等，性生活是穿插在普通的生活中……性教育的范围，在纵的方面，应包括自婴儿初生以至成年育儿止；在横的方面，应包括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直接或间接与性有关系的一切活动。'

本书提出了性教育实施通则十二条，并具体讲述了幼儿期性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前面以文献为主描述了现代性教育在我国的起始。

这个阶段的另一著作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商务印书馆列入'师范小丛书'中出版的《苏俄性教育的理论与实际》（张郁光据日本苏俄问题研究日译本重译）。正如书名所示，该书包含了当时苏联权威性教育专家的论述以及性教育的教学大纲。至此，可以见到美、英、德、日、俄等国性教育的代表性著作都有了中译本，国人自撰的性教育著作，也已接连出版，期刊文章不断，专号也有出版，演讲、大纲均已出现，实地的性教育和对比的调查研究也已问世，性教育在我国已可说是奠定基础了。

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是先驱者们勇于冲破中国封建社会性压抑的传统观念，反对性的神秘主义，不但致力于改变性愚昧的状况，同时也以性教育为武器，预防性病的流行，革除与性有关的各种社会恶习。

自然，在这一起步过程中，在性教育的目标、内容、措施、方法等方面也有着不同意见的对立与争论。最明显的例子是关于张竞生教授的工作，以编撰《性史》而著称于世的张竞生教授，很强调性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性教育一问题关系于人生比什么科学与艺术更大……性譬如水，你怕人沈溺么，你就告诉他水的道理与教会他游泳。'（美的社会组织法》，1926年）1968年《性史》的英译本出版时，加了一个副标题'中国最早的现代性教育论述'，评价很高。但《性史》以及张竞生教授本人，在国内则备受指责，以至性教育工作者必须与之划清界限以自立。

例如杨冠雄在所著《性教育法》中责'所谓张博士者，更妙想天开，无恶不作，写出《性史》来，冒充性教育者'，'假借性教育之名，而大宣传纵欲主义，这是性教育的破坏者！'关于对张竞生教授的评价，著者另有专文，不在此赘述。这里，只是以张为例，说明性教育起始阶段的一种对立与争论。

其它争论还有，内容是激进些，还是保守些；内容的取舍是以性教育本身的需要还是偏重于公众的可接受程度；是男女分班讲授还是男女生在一起听讲；性教育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还是将有关内容融于各科之中；由谁来教，教师，还是校医、护士，还是兼而有之；是男、女教员均可，还是同性教员教同性班次；以及什么人有资格充任性教育教员，等等。

本文主要是从著述的出版方面谈中国近现代的性教育，基本上未涉及有关的立法和机构，以及进行的实际情况，等等。而且，就出版物来说，也仅以笔者见到的为限，漏而未列的，一定很多，谨此说明，并致歉意。要把所有以上的提到的内容都写出来，需要有志者做大量的专门研究，写成专著。王雪峰《教育转型之镜-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性教育思想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6）便是一个很好的开端。（阮芳赋，2009-12-10，于台湾树德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