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叛国前，与张学良结下了什么仇和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有一封张学良致胡适的信函。
内容如下：
适之仁兄大鉴：
手书敬悉，高论同愚见甚相符合，非素日爱良之深者，安能出此诚恳之言论。弟决不作仇者比现在更再快乐之事，重抄旧式军人之手段。弟愿同先生再进一步之谈，不过日来甚忙，想先生知之，拟于今晚或明日过贵宅一访，请先生切勿客气，勿来敝寓，因已嘱门房不引领客人，如兄来时，必受闭门羹也。此复，敬请
秋安
弟 学良 顿首
十一日
尊稿附送还。
前辈学者已根据信函内容及日期指出，此信写于1932年8月11日，应是收到胡适8月7日信后的复信。为更好地解读此信，让我们把历史的焦距拉回到1932年的中国。
汪、张冲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南京国民于次年改组，形成了由蒋介石任军事委员长主军事，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主行政的格局。而日本在占领东北后，积极扶持成立“满洲国”，并将热河省也划入伪满洲国的范围。值此危难之际，国民内部基本达成共识，用汪精卫的话说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同时进行。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这一方针还得到胡适等一批知识分子的热烈支持。于是，汪精卫提出增兵换将，积极防守热河，以保障平津的安全。然而，此举却遭到当时主持华北军政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等人的强烈反对。汪、张二人的矛盾与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1932年6月，汪精卫曾亲赴北平，与张学良面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称“日本调兵到东北，我们也应当调兵去抵抗。固然军队的系统可以变动，而调兵热河的计划不能变更。”但张无动于衷。7月，日军在热河边境屡次进行武装挑衅，汪精卫屡次发电指示张学良出兵抵抗，张又以粮饷俱无保障为由，加以推诿。于是，愤怒不已的汪精卫，只能祭出“大招”，以自己辞职为要挟，从而逼迫张学良辞职。
汪精卫（左一）与张学良（左二）、宋子文合影
8月6日，刚由南京返回上海的汪精卫，突然致电国民执行（简称“中执会”）、国民主席林森、军事委员长蒋介石、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张学良以及各部会，表示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在给张学良的电文中，汪精卫详述其辞职理由：“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致敌益骄，延及淞沪。”今又“未闻出一兵，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因此，汪一方面表示自己“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兄一人，并以明无他”；另一方面，他希望张也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
6日深夜，接到汪电的张学良发表谈话，为自己辩护道：“得汪院长来电，极为痛心，值此外侮日亟，千钧一发之际，原应共赴国难，私人之间，讵容再生意见。汪先生如欲余去职，尽可直告，何必牵涉其自身，更何必于电文内欄如远于事实之语。自九一八以还，余个人身家性命均早经置之度外，更何论乎去留。惟余为负有地方治安责任之人，事实上去留颇难自由。自今以后，立当部署所属，准备交代，决不能拂袖引去，而危及治安。”
7日一早，汪氏的辞电以及张氏的谈话见诸国内各大报端，这让不少国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胡适就说：“见报载汪精卫先生辞职的五电，又见先生的谈话，此事劈空而来，使我们向不与闻政治内幕者感觉如堕五里迷雾中，四顾不知方向。”
下午2时，中执会在南京召开临时常务会议，就汪电辞行政院院长展开讨论。会议决定，派居正、何应钦前往上海劝说，挽汪留任，并先以中执会的名义发电慰留汪。与此同时，致电国民主席林森即日从九江返回南京，商讨劝慰之事。
下午5时，北平政务在顺承王府召开会议，首先由张学良报告汪的来电以及答复汪电的内容。经过讨论，虽然与会代表均劝张勿坚持辞职，但张态度极其坚决，并承认个人过去的错误。于是，会议作出四点决议：（一）由张电汪辞职。（二）用北平政务名义电汪，说明请补助财政经过，完全为热河财政困难，仅请求拨一二百万，并未请求每月补助五百万，亦非假抗日名义而事聚敛。（三）由热河秘书长谈国桓电热河主席汤玉麟，说明此事真相，热河财政困难，仍当设法补助。（四）由北平绥靖公署参谋长通令所属各军队，安心调练，勿为传言所动。
8日，张学良一方面致电国民、军事、行政院请求辞职，另一方面致电蒋介石、复电汪精卫进行相应的解释。在给汪的复电中，张有所辩正，称“自卫必先准备，准备非财莫举。良职责所在，凡有吁请，均为自卫所必需”。接着，他又说“已遵照公电，电请罢免本职，遴员接替”，并希望汪“即日复职，主持大政，庶几可拯时艰”。而在给蒋的电文中，张说：“一、华北安危，极关重要，在继任人员未到以前，在短期间，仍必尽力负责，以减北顾之忧。惟望速派大员，早定局面。二、军事一项，关系地方治安，尤为重要，钧座负军事最高全责，尚请主持。三、国家今日危险万分，良心平气和，决不敢因一时之负气，致军事更为严重。”是日晚7时，张还在顺承王府接见在平新闻记者，发表长篇谈话，希冀解释向请款经过，以及汪精卫6日电文所指摘的内容。
张学良
然而，张学良的复电并没有起到捐弃前嫌的效果，汪精卫在看完张的电文后，更是产生了“万感钻心，骨鲠在喉，愿得一吐为快”的想法。他在8日给中执会的电文中，对张氏大加指摘，请即准张氏辞职，“以为打破军人割据局面之发轫”。同时，希望同意他的请辞，“以为任事数月毫无成绩者戒”。当天下午4时，汪还邀请上海报界到其寓所谈话，大意仍是给中执会电文中所强调的“今日而欲抵抗强敌，唯一办法在打破各省军人割据之局面，使能聚全国之财，运全国之兵，以为全国争存亡，能如是，即不敢言必胜，而长期抵抗，则可必其把握”。
随着事态的发展，局势进一步恶化。8月7日，罗文干向行政院呈请辞去司法及外交部长各职。9日，宋子文等各部会长向会议集体提出辞呈。至此，政务几陷停顿。
胡适力劝张不要恋栈
在强敌压境，国难迫切的情形下，国民当局与地方疆吏之间的关系却破裂到这般田地，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是大不幸。这种亲痛仇快的事情，自然引起当时国人热烈而广泛的讨论。与张学良私交甚笃的胡适在第一时间就关注着汪、张冲突的进展。
8月7日，胡适在给张学良的信函中发表了自己的评论，他先是对汪的举措进行批评，认为“精卫先生此举，颇失政体……他应该命令先生尽力抵抗；或者竟下令免先生之职。但他自己先辞职，是很失大体的。况且昨日日本军部发表蛮横的宣言，以近日义勇军的活动完全归功于先生，当此时候，即不满意于先生，也不应该在此时发表劝先生辞职的通电。精卫先生有此二失，颇使人失望。”
接着，他又以朋友的私谊向张进言道：“我的私意以为先生此时应该决心求去，以示无反抗之意，以免仇视先生者利用这个局面为攻击先生之具。难进易退，为大丈夫处事的风度；而在不得已时整军而退亦正是军人的本领。”并说“当此吃紧关头，一人的行止与大局甚有关系；稍一不慎，可以造成一个再分裂的局面”。为起到劝说效果，他还具体分析其中的利害，说“如此撑持下去，恐舆论将疑先生为恋栈，恐世界将谓先生为反抗，而中国果然不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对于张有“内则治安的维持，外则东北与热河的抗敌工作之继续”这一顾虑，胡认为张一方面应“决然声明下野，而一面将军事政治付托向日最可信任的人，并且声明这个态度完全是出于维护一个统一的国家的血诚”，并建议他“声明情愿以在野之身襄助继任者维持华北的治安与对外的御侮工作”。胡适如此苦口婆心的劝导已明确表达了他致信张学良的原因与目的。
8日，胡适撰就《汪精卫与张学良》一文，更是对汪张冲突一事作了细致分析，此文正式发表在8月14日的《独立评论》第13号上。出于私谊的考虑，胡在发表前，把文稿寄给张学良，以便其先睹为快。文章开头所提“尊稿附送还”的“尊稿”似指胡适所撰《汪精卫与张学良》一稿。
11日，张学良致函胡适，也就是文章开篇所提的信函，信中所说的“高论同愚见甚相符合”，通过前文，我们已经知道张从一开始就表示要辞职，这与胡力劝他不要恋栈是一致的，故张作出这样的评论也属情理之中。而胡适与张学良的交谊早在1929年就已开始，在这期间，胡适常以兄长身份从公、私两方面对张进行诚恳劝慰，可谓关怀之殷，故张会有“非素日爱良之深者，安能出此诚恳之言论”的感慨。
张学良
然而，汪、张冲突的吊诡之处更在于其结果是汪去张留。对此，汪精卫大为恼怒，于是他称病入院，旋即出国。虽然他此后再度回任，但已认为中国军人不足恃，战则必败，竟一改早先积极抵抗之志，转向消极妥协，最终走上投敌叛国之路。由此可见，这次冲突对汪精卫人生轨迹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编辑 _ 翟明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