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成都乡下，为何留不住我

今日中国农村已经有能力提供新兴的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不是农业社会自发成长出来的就业机会，而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溢出效应使然，也就是说，它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名为乡村振兴，实际是工业化城市化在农村的延伸。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 任大刚

乡村的凋敝和振兴，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念兹在兹的一个时隐时现的话题。1949年以后战乱平息，乡村振兴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组织化地被提上议事日程。而乡村的振兴与落败，每一次都与青年问题密切相关。

六七十年代的乡村留不住年轻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波及全国，有不同角度的解读，毫无疑问，它也可以视为一次乡村振兴运动。

毛泽东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指示，虽然是让“知识青年”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是掌握了“知识”的青年下到农村，同时也给农村带去文化知识，实际上，不少城市知识青年在农村，做了很多文化传播工作，譬如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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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那个离成都市区几十公里远，离上去很近的偏远地区，在那个时候也来了一些成都市区的知青，和公社社员一起干农活。不过等到政策一放松，成千上万城市知识青年一走而空，没什么人坚持留下来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运动归于彻底失败，原因何在？

第一，从个人政治前途上讲，政策是强制性的，虽然没什么人是戴着手铐五花大绑被送到乡下去的，但所有人都知道，不去的后果是什么。

第二，从个人经济利益上讲，付出和收益严重不匹配。前工业化时代，相同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知识青年在城市的劳动收益，无疑远远高于农业劳动。在中国农业仍处于人力和畜力时代，这种成本收益差更大。这是一种极不划算的“就业”。

第三，从生活环境上讲，彼时中国城市已经有相当的现代化元素，至少勉强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大部分农村，却依然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几乎没有现代元素，温饱都不能确保，可以说城乡差距是有史以来最大的。

第四，农村前景暗淡无光。如果经过一番努力，经济收益可以提高，生活环境可以改善，那么到农村发展说不定也是一项不错的选择。但事实上，所谓“知识青年”顶多是一些高中学生，大部分人不过勉强可以看书读报，并不掌握多少现代科技，而且农村发展也没有外来资金投入用于修路架桥、农业品种改良等等，更没有什么工程机械减轻劳作强度，完全是白手起家，理想主义完全不足以支撑经年累月的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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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我曾看到过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生活周刊记者拍摄的成都附近农村风貌的照片，发现那些景观和建筑，与我小时候，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之所见，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至今我还记得，一天晚上，村里几个下放知青到我家办理回城手续的情形，其中一个知青把插在上衣口袋里的钢笔送给尚未上学的我留作纪念，差不多20年后，其中一个才回来探望一下他的“第二故乡”，其他几个杳无音信，据说日子过得并不太好。

九十年代的乡村还是留不住年轻人

1996年，也就是知青回城差不多20年后，我从上海的一所大学毕业，未听从朋友和同学的劝阻，既没有留在上海，也没有留在大城市成都，而是回到四川乡下的一所中学教了三年书，之后又回到母校读研究生。

这其实是一趟“有计划”的折腾。我从来就不曾打算一辈子呆在乡下工作，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但这趟折腾却给我很多思考。如果抛开我是“有计划”的折腾这一点，在上世纪90年代我作为一名大学生，新一代知识青年，不愿意留在乡下的原因在于：

第一，生活仍然困苦。不仅收入低微，单以工资收入论，与留在上海的同学有四倍左右的差距，而且这套体制几乎几乎不能提供任何上升空间，所有的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一生的指望就是调进县城，乡镇的工作人员也是如此。而体制外几乎不能提供任何体面的工作。

第二，生活环境很差。除了看电视听收音机，报纸是滞后一两天的，也没有书店和图书馆。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极其落后，长短途公交又脏又破，下雨天的乡村公路一片泥泞，无法穿皮鞋出门。至于住房，几乎也是四面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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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代一样，没有工业化和城市化作为依托，乡村的前景仍然暗淡无光，它不仅表现为个人的努力得不到应有回报，而且身份的禁锢使人丧失自由发展的可能。

想方设法脱离乡村，是乡村各式各样年轻人的梦想，在这股热潮中，我只是一个特例，简直被人视为怪物。合乎人们期待的是，除了老幼，几乎所有青壮年都已赶往城市，或者赶往城市的火车上。

我也偶尔动过留下来的念头，但很快自我否决。三年后我义无反顾离开了乡村去上海考研究生。临行前，妹妹很惋惜，认为那毕竟是一份正式工作，而此去前途渺然。我发了狠话说，谁愿意要这份工作？5000块钱卖给他！

今天的乡村留得住人了吗？

时间又过去了差不多20年，今日乡村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我大姑妈的两个孙子都是大学生，其中大孙子在一个建筑企业上了两年班，回到家里，在自家茶厂忙于经营，小孙子大学毕业，也在茶厂忙经营。他们不需要再像我一样，奔波数千里到异地谋生。实际上，已经有不少农村大学生在农村找到事情做了，今日农村已经初步有了容留年轻人的能力。

第一，环境大为改善。这主要体现为几个方面：

一是交通环境，20年前到县城，基本上依靠长途汽车，道路环境不佳；而现在主要靠私家车，道路经过重修和修整，平坦宽阔，去往省城成都也方便至极，个把小时就到了，并且新开辟的公路为数不少，尤其是乡村公路一直可以通到每家每户，机动车进出极为方便。

二是信息环境，20年前，电话线开始铺向农村，电话安装仍需花费不菲，安装电话的并不多；如今几乎每家每户都通了网络，网速奇快，从硬件上，已经不存在信息鸿沟。

三是人居环境得到很大改善。退耕还林使山地植被得到恢复，传统农业的进一步边缘化，使农耕地区的院落和公共空间逐渐树木葱笼。加之过去20年，民房得到进一步改造，卫生设施普遍使用，能源使用升级换代，以及家用电器的普及，使乡居生活的舒适度快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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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于人口大量移居城市，农村人口减少，相对而言，人均的农业可利用开发资源增加了。

以耕地为例，工业化之前，至少80%的劳动力以农业为生，人均耕地面积大概只有1亩多一点，即便你有浑身气力，每个人也只能在一亩有余的土地上谋生。工业化之后，大部分劳动力离开农业，留下的每个劳动力所占有的耕地大大增加，单个劳动力的收益随之增加。

特别是目前很多农村地区，由于很多举家迁入城市，农村住房大量空关；此外，过去农业人口膨胀，一些并不适合农业生产的地区被开垦，导致生态几乎瓦解。人口迁走后，生态得到恢复，成为一种不可多得的景观资源，再开发价值大大增加。

自由市场条件下，人往哪里流动，主要是经济利益驱动的。当然不排除有人翼图的是其他利益，但图谋经济利益，肯定是主流“价值观”。今天中国乡村是否有利可图，有经济前景？回答是肯定的，举其大要如次：

比如土地。在一些特大城市近郊，由于农村人口几乎全部城市化，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完全突破原来农村劳动力平均分配土地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比如上海，一些城市白领回到农村开办家庭农场，一个家庭耕种一两百亩土地，收益并不比做白领时候少。前一段时间，同样也看到成都农村大学生毕业之后，去到老家的农业合作社工作的消息。

比如农业旅游。在大中城市，由于交通便利化，现在短途旅游一般瞄准近郊农村，近郊农村可以提供城市生活所稀缺的安静的环境、干净的空气、有机蔬菜、青山绿水，要把这些优势整合成为符合城市居民喜闻乐见的消费品并把它卖出去，需要更高的眼界，更为时尚的观念，而这些，必须是年轻人才能做好的事业。可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方兴未艾的市场。

比如养老产业。中国城市化发展太快，城市设施并没有考虑老年社会的实际需要，总体而言，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并不适合养老市。而大量农村地区由于基础设施趋于完善，加之地价便宜，更适合个体、家庭和机构养老。而这些都将提供相当的就业机会。

此外还有特色农产品加工业。物流业的高速发展，电商的全覆盖，使地方特色农产品面向全国市场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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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今日中国农村已经有能力提供新兴的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不是农业社会自发成长出来的就业机会，而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溢出效应使然，也就是说，它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名为乡村振兴，实际是工业化城市化在农村的延伸。过去的历史表明，没有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的后半段而进行乡村振兴，注定是一厢情愿，不会成功。

当然，一个青年人如果在农村遭遇失败或发现完全不合适，他应该完全有资格和权利重新返回城市，城市应该敞开胸怀，欢迎他们的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