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上）韦力撰
以文章论，从古至今影响最大者，当属唐宋八大家，而这八大家中的第一位就是韩愈，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卞孝萱、张清华、阎琦三位先生在其合著的《韩愈评传》中说：“韩愈是中唐继往开来、独树高峰的伟大文学家。文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是从司马迁至鲁迅二千年散文史上的第一人。”这句评语足够高大。
韩愈在文学史上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扭转了社会上重文轻质的写作方式。在唐初，各级官员给皇帝及内府所写的章、奏、表、启、书、记、论等，大多是用骈体文所写，这种文章读上去形式很美，但却限制了内容的表达，这使得各种公文难以完整地表达作者想要表述的意见与观点。到开元末年之后，有不少有识之士都反对这种写法，比如宝应二年，杨绾和贾至都曾提出应当在科举中废诗赋。到了韩愈、柳宗元，他们总结了前人的意见，提倡用古文来替代骈体文，这就是著名的古文运动。
韩愈撰《唐韩昌黎集》四十卷，明崇祯六年蒋氏三经草堂刻本，卷首
而韩愈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新唐书·文艺传序》中评价：“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絺句绘章，揣合低昂，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由此可见，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那么，韩愈为什么要倡导古文运动呢？《韩愈评传》中给出的结论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目的是复兴道统，通过复兴道统，恢复中国儒家的伦理观念，从而使全国统一，王朝复兴。”
看来韩愈复兴道统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恢复儒学的正统观念，而他提出的恢复这种观念的方式，是用“复古”和“明道”，他在《争臣论》中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这句话中的“修其辞以明其道”，就是想通过文章的改革来达到“明道”的目的，而这句话也就成为了他倡导古文运动的纲领。韩愈提出这个理论时，他年仅二十五岁，这么年轻就有如此远大的志向，即此可知，他确实是位文章天才。
韩愈撰《昌黎先生集》四十卷，明翻宋刻本，内页
韩愈的这种做法是逆时代而上，自然会受到习惯势力的抵制，比如当时的一代名臣裴度就说过这样的话：“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作者，不及则已，及之者，当大为防焉耳。”裴度说自己早就认识韩愈，也觉得他很有才，但最近听说他把写文章当儿戏，他的这种做法让裴度很惋惜。
但韩愈的心理极其强大，他并不惧怕社会层面给的压力，对此他也有过辩解，比如他在《题哀辞后》中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韩愈说自己提倡古文，并不是为了跟当世之人作对，他说那些伟大的古人今天见不到，想要学习他们的思想就只能读他们的文章，但读文章的目的并不只为了欣赏文字，更主要的目的是想学习文章中所表达出的思想。
韩愈撰《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元刻本，卷首
韩愈的确是文章大家，他所写出的古文，不但以说理见长，而且读来铿锵有力，比如我在中学课本中读到的《师说》，此文的第一段为：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这段话开明宗义地提出自己的观念，而后层层递进，详细地阐释了自己所论，并且将一些音调铿锵的四字句加进散文之中，看上去错落有致，读来也朗朗上口，且在内容上，还能完整地表达中心思想。
韩愈在此强调，老师的价值就是传道、授业、解惑。怎么解读这三个词的内涵呢？曾国藩在《求阙斋读书录》卷八中做出了如下的解读：“‘传道’，谓修己治人之道。‘授业’，谓古文六艺之业。‘解惑’，谓解此二者之惑。韩公一生学道好文，二者兼营，故往往并言之。末幅云：‘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乃作双收。”
韩愈撰《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明万历刻本，卷首
曾国藩在这里所说的“双收”语，乃是出自《师说》的后半段：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韩愈的这句话，千年以来被人所咏叹，可见其行文不仅简洁，更重要者，其有着高度的概括力，仅用一句话就概括出一个深刻的道理，这也是韩愈之文受到后世广泛夸赞的重要原因。
韩愈文中有《杂说》四篇，其中第四篇《马说》最为有名：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耶？其真不知马也！
这篇也同样是历史名篇，文笔之好自不用说，在内容上，韩愈则是以马喻人，讲出了人才得不到重用的感慨与悲愤。这篇文章虽短，却特别能透显出韩愈之文的特色：凝练而明晰。他首先说，先有懂马的人，然后才会有千里马。这样的说法看似突兀，却道出了这个世界的一个残酷现实：世上不缺乏能人，但缺乏赏识能人的领导。他接着说，能人时常会出现，但赏识能人的领导却很稀有，故而即使有能人出现，也因没有得到赏识而沉寂于下僚。
为什么会这样呢？韩愈接着解释道：因为真正的能人需要汲取更多的资源，可是其自身没有这样的条件，而社会上又没有人给其提供这样的条件，结果使得这个能人得不到展现自己才华的机会，最终形成了天下无能人的结局。这样的一番比喻，简明扼要地说明了一个大道理，这也正是韩愈文章受人喜爱的重要原因。
韩愈撰《韩文》四十卷，明嘉靖三十五年莫如士刻韩柳文本，卷首
就社会影响力而言，韩愈所写的《论佛骨表》更为重要。唐朝是佛教兴盛的时代，几代帝王都对佛法特别推崇。在陕西凤翔法门寺内的护国真身塔里，供奉有释迦牟尼指骨一节，按照当时的习俗，每过三十年，开塔一次，将佛骨请出供奉，据说这样可以令天下岁丰人泰。
到了唐元和十四年，这一年也是开塔之年，于是唐宪宗派人从凤翔迎来佛骨，放在宫内供奉三日。这在当年是极其轰动的一件大事，有很多人破财败家、烧顶灼臂来供奉佛骨。那时韩愈正在朝中为官，他觉得佛法大盛，就等于儒学的衰微，于是他勇敢地站出来卫道，给皇帝写了封奏章，就是那极有名气的《论佛骨表》，韩愈在本文首段先说了这样一番话：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
此文起首一句就说佛法乃是“夷狄之法”，“夷狄”乃是以汉人为中心而对其他民族的称呼，而韩愈在此所说的“夷狄”，当然是国外的意思。他说：佛教观念从后汉才传入中国，而中国的上古时期完全没有这样的教法，虽然没有，但那时的帝王活得都很高寿，天下也很太平。他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没有佛法，中国依然很好。接下来，他又做了这样的类比：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到汉明帝时，佛法传入中国，接受这种观念并没有让明帝在位更久，而此后天下大乱。到了南北朝时期，信奉佛法的人更多，可是朝代的更迭反而变得更加频繁，这个时期唯有梁武帝在位时间最长，达到了四十八年之久，并且梁武帝对佛法十分虔诚，他不但广建佛寺，同时还下诏宗庙祭祀不再杀生，以面塑来替代。
作为皇帝的梁武帝，他每天只吃一顿饭，并且只吃素食，他如此虔诚，并没有换来好结果，还是被侯景活活地饿死了。如此虔诚之人，得到的是这样的结果，于是韩愈得出结论：信佛没有什么用处。
《昌黎先生诗集注》十一卷年譜一卷，清光绪九年广州翰墨园刻登雲閣板三色套印本，卷首
且不论他的这些说法是否正确，或者说这些因果关系是否能够成立，但有一点却让人佩服，那就是韩愈在为文之时，能够把各种观念用类比法汇集在一起，而后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来，而该文的以下两段，就是他得出这个结论后的建议，这才是该文的要点所在：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韩愈的这篇文章写得极其大胆，他讲述了佛本是国外传来者，跟中国没什么关系，并且讲述了佛法观念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破坏，其在言语中对佛教极其贬斥，认为这佛骨乃是“朽秽之物”，如果与这些物品接触，皇帝则不能长寿，所以他建议应当把佛骨投入水火之中。为了证明所言不虚，他最后说，如果佛真的有灵，那么因为这个提议而带来的灾难，就让他自己来承担，也就是：宁可受到报应，他也不后悔。
在佛法大盛的时代，韩愈竟敢与天下人为敌，这样的气势让人赞叹。而他在文中所讲述的观念，甚至让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都为之赞叹，其在《中国诗史》中说：“这样的理论，当时别说是佛教徒，就是要得到持中间立场人们的赞同，也是困难的吧！但值得惊叹的，是他的斗争精神。”
不用说，韩愈的这篇奏章引起了皇帝的震怒，想要立即处死韩愈，好在宰相裴度与一大群的王公贵戚们，共同向皇帝求情，最后皇帝把他从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并且让他当天就离开京城。这一年，韩愈已经五十二岁。他仓促离京，一路上备受艰辛，他十二岁的小女儿也死在了途中，这段经历应当是韩愈一生中受到的最大挫折。
由这段故事可知，面对社会的巨大压力，韩愈有着超强的大无畏精神。但人都有多面性，比如《国史补》中有这样一段话：“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返，用作遗书，发狂恸哭，华阴令百计取之，乃下。”
这段话读来极其有趣，原来韩愈也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他跟朋友登上了华山绝顶，到今天为止，登上华山的顶峰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料想千年前的登顶之路比今天还要艰难许多。果真，他们上到了顶峰就下不来了。这个结果让韩愈没有料到，他发狂地折腾一番，仍不奏效，于是大哭起来，觉得自己有可能会死在这座山上，并且写下了遗书。但韩愈毕竟是位名士，当地的县令得到消息后，于是想办法把他救了下来。
我觉得这段记载不但没有贬损韩愈的大无畏勇气，反而把他还原成了一位有血有肉的丰满人物。但是，他劝皇帝烧掉佛骨这件事，虽然遭到了打击，但也创出了名声，《续世说》卷三中有如下记载：“韩愈与人交，荣悴不易，而观诸权门豪士，如仆隶焉，瞪然不顾。穆宗以愈为京兆尹，六军不敢犯法，私相谓曰：‘是尚欲烧佛骨，何可犯之！’”
看来，韩愈做官也是铁面无私的。皇帝也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后来把他调到首都当市长。他的到来让京城卫戍区的官兵们收敛了很多，这些人私下念叨：“韩愈连佛骨都敢烧，我们千万不要惹着他。”这言外之意就是：他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啊！
韩愈的这些痛苦经历也构成了他文章中的另一大特色，成就了他“文章大家”之名。苏东坡赞韩愈之文为“文起八代之衰”，这句话出自《潮州韩文公庙碑》：“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苏东坡的这篇碑文高度地赞扬了韩愈对于纠正浮夸文风所做出的贡献，但这句“文起八代之衰”究竟作何解，其实在历史上有着不同的解读，比如清刘开在《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中说：“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
刘开认为，东坡所说韩愈“起八代之衰”，并不是说韩愈扫荡了他之前的历代之文，而是指韩愈从那些历代的古文中汲取了养分，去粗存精，因此，韩愈之文并不是打倒古代而独创一个文体，他只是批判地继承。这种观念也同样出现在刘熙载的《艺概·文概》中：“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也正因如此，韩愈取历代之精并弃历代之短，得以成为千古难得的文章大家，此正是历代评论家的共识。陈寅恪写过一篇《论韩愈》，文中指出了韩愈在中国历史上做出的六大贡献：建立道统、直指人伦、排斥佛老、呵诋释迦、改进文体、奖掖后进。
前五点我在上面已经提到，在此聊聊第六点“奖掖后进”。《幽闲鼓吹》上有这样一段话：“李贺以歌诗谒韩吏部，吏部时为国子博士分司，送客归，极困，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首篇《雁门太守行》曰：‘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却援带，命邀之。”
韩愈在朝中为官时，李贺把自己所作诗篇递到了韩愈府上，当时韩任吏部侍郎，同时还兼任着京兆尹和御史大夫，按照吉川幸次郎的说法，这三个职务相当于日本的内务次官兼警视总监，检察厅长官。如此说来，韩愈当然很忙。办完公事后，韩愈已经很疲累，他本已解衣宽带，手下人把李贺的诗篇递给他闲览。当他读到第一篇的第一句诗，就感觉大好，于是不顾身体的疲累，立即穿好衣服，命人把李贺请来相见。由此可见，韩愈的爱才之心堪比周公吐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