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方传奇】二、从丁甘仁也救不回的金子久说起
民国初年,浙江桐乡大麻镇出了一位神医,号称“天医星”下凡。他的病人中,多为达官显贵——既有大总统袁世凯,浙督朱介人,也有皖督倪嗣冲。
他叫金子久。
他英年早逝(享年52岁),并不为现代中医界所熟识。作为中医,看到他离开人世的岁月,实在不能不扼腕叹息。
民国九年(1920年),金子久受到皖督倪嗣冲的邀请,到安徽出诊。
那时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当时从桐乡到合肥是一段很长的路途。一路十分劳累,又受到了惊吓。为倪嗣冲治病,前后开了29张方子,可谓耗尽心血。
更加神奇的是,当时《上海新闻报》每天“直播”连载金子久的脉案。这对医术是何等的考验!
举个例子,想像一下,有一天林医生去给某国总统看病,然后《钱江晚报》每天连载我的医案,
某年某月某日
初诊:发热3日,3日前出现发热、39度,当日自行热退,今日发热再起,无汗,手足凉,无鼻塞流涕,无咳嗽,精疲嗜睡,呼吸稍急,不欲饮,小便偏黄、次数不多,夜寐易醒、稍有哭闹,纳呆。
舌淡,苔白。腹热。指纹色紫。
大青龙汤
麻黄36,石膏48,桂枝12,杏仁18,炙甘草12,生姜18,红枣24 1剂
那是何等帅气威武的事情。
再说回金子久,看好病回来以后,身体就开始变差了,第二年就出现了黄疸。
自己开了个茵陈蒿汤,没有好转。于是,只能求助他人了。好像名医不自医,已经是一种常态了。
要说当时,全中国第一名医,当属孟河丁甘仁。
丁甘仁那时在上海行医,开办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当代中医界的旗杆子们十有七八都出自其门下——程门雪、黄文东、秦伯未、张伯臾、章次公,等等。
而现在的国医大师们,更不乏他的再传弟子——朱良春、陆广莘、裘沛然、颜德馨、何任(嗯,何老是当时上海另一家学校的,但老师也都是上面那些)。
可见其对整个当代中医的影响了。
自己是名医,得了病怎么办?
想起以前浙江中医药大学有一个讲堂,学生对学校副校长、全国名老中医连建伟进行了一次访谈。
主持人问:连老,如果您病了怎么办呢?
连老说:找我的老师王绵之教授。
全场大笑。
名医病了,如果自己治不好自己,只能找比自己更牛逼的名医了。于是,金子久重病之下,找到丁甘仁。
这则病案,记载在《丁甘仁医案》之中:
操烦郁虑,心脾两伤(按:应该就是指赴皖治病之事)。火用不宣,脾阳困顿。胃中所入水谷,不生精微,而化为湿浊,着于募原,溢于肌肤,以致一身尽黄,色晦而暗。
纳少神疲,便溏如白浆之状。起自仲夏,至中秋后,脐腹膨胀,腿足木肿,步履艰难。
乃土德日衰,肝木来侮,浊阴凝聚,水湿下注,阳气不到之处,即水湿凝聚之所。
症情滋蔓蔓难图也,鄙见浅陋,恐不胜任。掘拟助阳驱阴,运脾逐湿,是否有当,尚希教正。
熟附块钱半,连皮苓四钱,西茵陈钱半,淡干姜八分,陈广皮一钱,胡芦巴钱半,米炒于术二钱,大腹皮二钱,大砂仁八分、研,清炙草五分,炒补骨脂钱半,陈葫芦瓢四钱,金液丹二钱、吞服。
从医案的记录来看,当时金子久是典型的命门火衰了,用茵陈术附汤倒也没错。不过看丁甘仁自己的语气都很没谱。
“鄙见浅陋,恐不胜任”,认为自己难以治好金子久的重病了。确实也是,前后一共治了五次,都未见起色。
丁甘仁后来直接告诉对方:“您的病我已经没什么办法了,还是回去好好静养吧(症属不治,请先生早日回府静养)。”
回去以后,过了十来天,果然不治而亡。
还没完。丁甘仁都治不好的病,一般其它人当然也没话说了。但是,有一个人不服了。
这个人叫曹颖甫。
这老曹同志是何许人也?前面说过了,丁差不多算是当时中医界的头把交椅,而曹则是民国头号经方大师,就在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任教,还是教务处长。
两个人相交莫逆,曹颖甫还为《丁甘仁医案》作序。那个序很有意思,有时间再专门说说。
曹颖甫在他注解《金匮》的书中,发表了自己对金子久案的看法。
“昔金子久患此证,自服茵陈蒿汤不愈,乃就诊于丁君甘仁,授以附子汤加茵陈,但熟附仅用钱半,服二剂不效,乃仍用茵陈蒿汤,以至脾气虚寒、大便色白而死,为可惜也。
但金本时医,即授以大剂四逆汤,彼亦终不敢服,……。经方见畏于世若此,可慨夫!”
嘿,员工向老板叫板了:“校长,你丫这病治的不对呀!附子才一钱半能有什么用?”
当然,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丁甘仁已经去世5年了……
而且,曹颖甫也不知道是不是刻意的,还给老丁找了个理由:反正你开大剂四逆汤,金子久也不敢吃,开了等于没开。
从上面的记载来推测,大慨整个病程是这样的:
一开始金子久自己用了茵陈蒿汤没效,然后找丁甘仁,第一次用附子汤加茵陈,没效,第二次又换回茵陈蒿汤,结果出现了上面医案记载的脾肾阳虚、命门火衰的场面。
所以,这个医案之中,丁甘仁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没有守住温阳的路子;第二、剂量太轻。
不过,临床上,有时候分清阴阳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可能由于自己也是经方治病,我也觉得这个案子就应该用大剂温阳。附子一钱半,有多少?不到5克,就那么一两片,都病成这样子了,能顶什么用……
有人说,四两拨千斤呀!是,用得好,四两是能拨千斤,问题如果是万斤、十万斤呢?
金子久自己就提倡“轻可去实”。桐乡,盛产菊花,你懂的~那玩意,绝对够轻了……
所以说,如果给他开个茵陈四逆汤,附子50、60克,估计他是不敢吃的。
所以到后最后,曹颖甫发了一通牢骚:经方如此为世人所畏,可悲!可叹!
现在有人强调方药的量效关系,强调用量策略,是很有道理的。什么时候要轻,什么时候要重,这是要有策略的。一味的一钱两钱,如何起重症沉疴?动则50、100克,又如何能调治慢性虚损?
看到金子久,每个人都觉得很遗憾。
丁甘仁觉得可惜,因为对于当时动荡的中医界,每少一个名医大师都是极为巨大的损失。
曹颖甫觉得可惜,因为他觉得治疗上还有可以再改进的地方。
不管怎么说,金子久还是去了。过了五六年,丁甘仁也去了,曹颖甫一个人,在大上海坚守经方阵地。
再过了十来年,曹颖甫也去了。
说来也怪,那个学校这么多学生,后来开方用药的风格都跟着丁甘仁。
曹颖甫也在那教学生,怎么没教出几个纯正的经方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