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史上“最抠门”的皇帝，穿补丁衣服吃烧饼，却挽救不了江河日下的王朝

“抠门”之路

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近代史，林则徐因虎门销烟和坚决抵抗外来侵略而成为民族英雄，而投降派的琦善因私自签订条约和诸多投降行径而被定性为卖国贼。

但在那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变革时代，抛开民族英雄与卖国贼，想通过另外一个视角来探究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最为关键的一个人物莫过于当时的皇帝——道光，作为最高统治者的道光，其个人性格和治国方式对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道光在位的三十年间，一条节俭的主线贯穿始终，对道光皇帝的性格与理政方式的分析，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感受那段历史并从中获得借鉴。

道光皇帝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是清朝唯一一位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皇位的皇帝。在道光十岁时，曾跟随自己的祖父乾隆打猎获鹿，乾隆皇帝大喜，赐黄马褂、花翎。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徒围攻紫禁城时，他又亲自用鸟枪击杀了两名翻越宫墙的教徒，由此备受嘉庆皇帝的器重，被封为和硕智亲王，所用的鸟枪也被赐名“威烈”。嘉庆二十五年（1820），嘉庆皇帝在避暑山庄驾崩，皇次子旻宁继位，改元道光。于是，清朝历史上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以“抠门”而扬名的道光皇帝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皇帝贵为九五之尊，富有四海，皇帝本身就是财富与权力的代名词。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做到了皇帝，只要不是像秦始皇大修阿房，征发民力过度；不是像乾隆大修圆明园，耗损国力以外，生活上哪怕奢华一些，在史书上也并不是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然而继位以后的道光，却一发不可收拾地走上了一条与前代诸君，尤其是他爷爷乾隆截然相反的“抠门”之路。

烧饼与灯油

在道光帝还是皇子的时候，嘉庆帝曾带他去盛京谒陵，主要目的在于缅怀一下满清进关之前的列祖列宗，想让还是皇子的道光认识到祖宗创业的艰难，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江山。旻宁没有让他的父亲失望，到盛京没多久，旻宁就被祖先俭朴的生活方式深深感动。回到京城后，旻宁立马下令把自己屋子里除了桌椅以外的摆设全部搬走，成为最早的“极简主义者”。但仅仅这样旻宁觉着还是有些不够，本着一切皆省的原则，干脆把内膳也给停了，每天只打发个小太监去买烧饼。并且晚上绝不熬夜，吃完就睡，将灯油钱也给省了下来。

当时很多人认为旻宁的节俭只是做做样子，给自己增添政治筹码而已。但登基以后的道光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不光是“真”节俭，还真“抠”到了骨子里。新官上任三把火，皇帝也是如此。登基没多久的道光立马下发了一道名为《御制声色货利谕》的勤俭节约宣言书，颁布全国。在这道上谕中，道光反复强调崇俭抑奢的重要性，表示官员们和皇帝都要以身作则。诏书一下，各地官员纷纷上书表示赞同，为领导以身作则点赞。

据记载，道光皇帝生活上所用的物品，都是最为普通的，宫中内外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道光的一日三餐不过四样菜肴；原本花费颇大的万寿节（皇帝生日）、千秋节（皇后生日）等庆典也一律取消；道光还屡次下令，停止了各省向宫中的进贡。作为封建社会的皇帝能有这种节俭的意识，确实难得可贵。放在任何王朝也都够在史书上留下一笔，让后世传颂。但“抠”到了骨子里的道光同时还规定，宫中妃嫔女子不得穿锦绣华服；不准吃肉；还都要学习针线活，缝补破旧衣服。道光皇帝自己除了龙袍以外的衣服也全都打了补丁，并且“衣非三浣不易（上、中、下三浣，一个月）”，一个月换一次衣服，也真是苦了道光身边的那些妃嫔。进宫不但没有享受到荣华富贵，还得天天闻皇帝身上的那股味。

道光皇帝对皇后的感情很深厚，有一次道光皇帝破例打算给皇后举办一场寿宴。消息传出去以后，宫中内外奔走相告。到了过寿的那天，王公贵族们献上寿礼便在一边等着吃寿宴，结果开席的时候却都傻了眼，每人面前只有一碗面条，赴宴的王公们都很为难，不敢动筷，怕自己一筷子下去见了碗底，扫了皇帝的面子，不过估计后来道光皇帝也觉着面子上过不去，便又特批御膳房杀了两头猪。吃惯了山珍海味的王公们虽然看不上眼，却还是表现出一副受了莫大恩典的样子，毕竟能吃皇帝的一顿饭，不是一般的难得。

那碗“片汤儿”

道光帝自幼聪明好学,成年后长期在宫中习政，并且亲身经历过白莲教起义。他对当时统治阶级与国家存在的问题有一定的认识。道光皇帝即位之初，接手的是一个正在走下坡路的帝国。国家吏治败坏,大小官吏多沉湎声色,昏聩无能,清王朝面临严重的政权危机。为了挽回局势，道光帝也采取了一些手段。他打击权臣；淘汰冗官冗吏；在小范围内进行了一些变革；勤于朝政，同时用极端的节俭来要求自己。但这些措施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所谓的变革成为一种形式主义，官场风气照样腐化不堪，奢靡成风。

道光年间，张集馨任陕西督粮道，为了得到这个众人眼中的肥差，他在京中应酬花费的金额达一万七千两白银，全是他靠贷款所得。然而上任不到一年的时间，张集馨不仅还清了这一万八千两的银子，而且手里还剩下将近万两的私藏。据他记载，当时来往于西藏、新疆以及甘肃、四川的官员经过西安时，西安地方官均竭力招待，“过客到境，粮道随将军、中丞等在官厅迎接……一面张灯结彩，传戏备席。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制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见求，否则谓道中悭吝。”

地方如此，更是乌烟瘴气，中饱私囊。有一天，道光帝想吃“片汤儿”，一碗片汤在宫外前门大街值四十文，而内务府报上来的帐却达万两。道光皇帝极其愤怒，而内务府的理由却很充分。皇帝想吃片汤，御膳房自然要增加片汤膳房，还要增加一套班子，万两白银算是便宜的。道光帝对此也无可奈何，只能不了了之。皇帝裤子上磨了个洞，内务府报上来的帐一个补丁值一千两，道光大怒，责问内务府大臣，而内务府却辩称皇帝的裤子是湖绸，要专门从各种绸缎上找出花纹相同的，并且要运回产地进行修补，来回运费和押运费算起来，刚好一千两。内务府愚弄皇帝，道光心里虽然清楚，却也无可奈何。身上打着补丁的道光，与动辄万两的内务府放在一起，不免有一种可笑的悲哀。

“多磕头，少说话”

皇帝喜欢身上打补丁，大臣们自然投其所好。道光朝时，京中二手衣服市场很火爆，很多大臣最为发愁的便是如何把新衣服给做旧，好方便自己在金銮殿上博得圣上的青睐。而真正能和道光帝凑在一块的，莫过于道光朝首席军机大臣、三朝元老曹振镛。曹振镛与道光皇帝有共同的价值观，虽官至军机大臣，却是典型的一毛不拔，下班后不光亲自去买菜，还时常因为缺斤少两与菜农吵得脸红脖子粗。一天上朝时，道光看到了曹振镛身上的两个大补丁，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自己身上只有一个补丁，道光便问曹振镛一个补丁多少钱，曹振镛答：“三钱”，道光便感到十分惊讶，因为自己衣服上的补丁内务府报账是五两银子一个，裤子上的都达到了千两，曹振镛担心自己得罪了内务府，便急忙说，皇上的补丁比臣子的要考究，所以价格贵。

道光当政三十年，最为信任和器重的枢臣莫过于曹振镛、穆彰阿二人。曹振镛作为汉人，在满汉大防的清朝能够做到首席军机、三朝元老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其为官五十载而平安无事，终有清一代，绝无仅有。道光帝即位后，曹振镛以“小心谨慎，一守文法”被道光皇帝重用和信任。有后辈请教其为官之道，曹振镛答：“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曹氏辅政十五年，唯唯诺诺，平庸而无变革，群臣不敢讲真话，欺上瞒下之风吹遍了朝野上下。

道光帝后期重用善于逢迎圣意的穆彰阿，有一年皇太后过生日，照例应该大操大办一次，但是道光帝不舍得花钱，很是纠结为难。看到心疼钱的道光帝如此为难，穆彰阿便承诺不费朝廷银两来给太后办理庆典，不舍得花钱的道光帝满心欢喜地把这项任务交给了穆彰阿。穆彰阿则趁机在京中向大小官员索要孝敬钱，大小官员拼拼凑凑，从 100 两报效起，总督部臣直报效到三五十万两为止。庆典过后，穆彰阿获利千万，赚了个盆满钵满。得宠后的穆彰阿还纵容党羽贪赃枉法，使得道光朝的吏治败坏日甚一日。

能省则再省

道光皇帝融入到骨子里的“抠门”，不光钳制了群臣，对于军事的发展和建设也产生了很消极的影响。清每年拨款百万用于治河，但多半都被地方上的贪官污吏给私吞，道光对于这种情况也有所了解，因此每当大臣们讨论诸如海防、边务、黄河治理等问题时，只要一提到拨款，道光皇帝立即面露不悦之色。久而久之，大臣们摸清了上意，自然也就不再自讨没趣。

有意思的是，道光皇帝哪怕派兵出征，也是千叮万嘱地告诉将军们能少花钱就少花钱。张格尔叛乱时，道光皇帝曾细心安排道：“随时体察情形，可买则买，应少买则少买，傥不应该买则竟不必买”平定张格尔的叛乱后，将军和大臣们认为现有兵力不足以设防，经过讨论，群臣一致认为需要增兵，但是考虑到道光皇帝的“抠门”，他们精简了人员，得出了需要增兵一万八千员的结论。但就是这样，道光皇帝还嫌人数太多，花费太大，又一口气砍掉了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只批准六千人。

六千人的兵力不足以守护整个新疆，于是大臣和将军们提出了只驻扎在东部，让西部自治的方案。但是道光回过头来骂他们丧尽天良，花了钱还不办事。皇帝一生气，大臣们也很为难，此事便一直悬而未决。后来经过多方争论，不知道哪位天才脑子一热，想了一个折中的法子，干脆从内地各省裁兵，用裁掉的空额补上那一万八千布防人员的花费，道光皇帝很是赞成这个方案，毕竟没有增加什么花销，便心满意足地给批准了，但内地各省的军队也就因此更加羸弱不堪，为后来太平天国横扫半个中国埋下了伏笔。

左摇右晃，虎头蛇尾

道光皇帝理政只知守成，节俭以求国富的性格，极大地影响了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对英军的作战。鸦片战争刚爆发的时候，道光皇帝是一个坚定的抵抗派，但在经历了几次失败以后，道光皇帝便时而坚定时而软弱，在“战”与“和”上左右摇摆不定。例如他曾重治过林则徐，也“斩监侯”过投降派的琦善，这种信念上的左右摇摆，贯穿于整个鸦片战争的中后期。

当英军第一次攻陷定海时，他严令清军与其对抗，并调兵遣将给予增援。但当英军北上天津，到了大沽口的时候，惊恐的他又主张和谈。当和谈破灭，沙角、大角沦陷时，他再次下令对英军宣战，并再次调集各省援兵参战，当英军第二次攻陷定海时，他下令清军对占领了浙东三镇的英军进行大反攻，在收复浙东三镇的战事失败以后，清军损兵折将。看不到战果的道光皇帝开始心疼起对英作战所花费的银子，开始彻底地倒向了投降派，毅然决然选择了妥协，遣返征调的其他省份的士兵，并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对于道光而言，虽然仗打输了，签的条约损了些上国的颜面，但好在也算结束了战争，使得天下重归太平，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打仗太费钱。

纵观整个鸦片战争期间，道光及其领导下的清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战略方针，战争期间也没有一个坚定的作战信念，总是虎头蛇尾，左右摇摆。道光的摇摆不定，最终导致了清朝在作战中损失惨重。而道光所任用的将帅在军事上大多软弱无能，官场上却擅长花言巧语、欺上瞒下，意志不坚定的道光帝被他们的观点所左右，犹豫不决，最终导致了整场战争的失败。

积重难返

战后，道光还“不知英国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克食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 甚至“晚年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彻底陷入自我麻醉的地步。到了鸦片战争以后，葡萄牙强占澳门，地方官直接瞒骗不报；也是此时，洪秀全在广西已经拥兵数万，正在积极准备起兵。道光皇帝就在官员们的互相哄骗下，勉强自我安慰，陷入了自我麻痹中，认为自己的守成与勤政使得天下重归太平。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但也给江河日下的大清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机遇。战争给封闭的中国打开了一个窗口，给渴望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认识西方、学习西方科技的机会，但道光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却没有幡然有悟，奋起直追。直到最后去世，也没有进行学习和改革。在他的治理下，清朝丧失了发展的宝贵时机。

道光三十年（1850），节俭一辈子的道光皇帝驾崩，葬于清西陵之慕陵。有意思的是，一生恪守祖训而不敢逾矩的道光皇帝却在陵寝的建造上违背祖训。乾隆以后的清帝陵寝按照昭穆制度分葬东西二陵，按照祖训，道光皇帝的陵寝应在东陵。但道光一直渴望葬在父母身边，从而使慕陵几次迁址，最后修在了西陵。虽然慕陵在修建过程中缩小了工程量，但设计方面外俭内奢，所花费的银两居然超过了慈禧太后，陵寝的奢侈与道光皇帝节俭的一生构成了绝妙的讽刺。

作为封建王朝的皇帝，道光能够意识到崇俭抑奢的重要性，并且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但道光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巨大变革的时代，一昧的追求节俭守成，因循守旧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局势。道光朝所进行的一些改革没有对帝国的体制产生根本变动，仅仅是对旁枝末节进行了整理，更像是粉饰门面，而不是重建新的体制。道光朝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失败，给咸丰留下了一个更烂的摊子，最终使得清一败再败，积重而难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