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的拯救者
面对分裂的国家
很久以来，南方人便一直在叫嚣：“只要选一个与黑人为友的共和党人当总统，我们就脱离联邦。”
这个人果然来了，他就是美国第十六任总统，共和党人林肯。
1860年12月20日，南卡罗来纳州召开代表大会，第一个宣布脱离联邦。1861年2月8日，南卡罗来纳、密西西比、亚拉巴马、佛罗里达、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德克萨斯这七个已宣布脱离联邦的州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城宣布成立“美利坚联众国”。
美利坚合众国分裂了！
随后，国防部长则将大部分军队和武器调往了南方，国库秘书则将他管辖的资金也拨到了南方，国库极度空虚。
林肯对此，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不能制止，他还没有正式就任总统。同时，林肯每一天都要受到来自北方的警告和来自南方的威胁，画有匕首和绞刑架的信件像雪片似的向他飞来。有人要他辞职，有人劝他妥协。然而，他知道，无论是辞职，还是妥协，合众国的命运只会更糟糕。为了维护国父们当初的建国理想，他既不能允许奴隶制在联邦肆意蔓延，也不能允许联邦分裂。
熬过了艰难的等待期，林肯立即进入了自己的总统角色，他要为维护联邦的统一做最后的和平努力。他首先要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打消南方对他的担心。
在就职演说中，林肯开篇就表示：“南方各州的人民似乎担心，共和党执政，会让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平静和个人安全受到威胁。这种担心是毫无根据的。......我根本不打算直接或是间接地插手现存的蓄奴制度，根据法律，我无权这样做，也不想这样做。我的这一立场没有变。这个国家任何一个地方居民的财产、和平与安全都不会因为换届而受到任何形式的威胁。”
在这里，林肯希望南方同胞将他看作朋友，能和他推心置腹的交流，不要相互指责和威胁。当然，他也谈到了自己，一个总统，对这个国家所应该负起的责任。
“自从七十二年前美国建国第一位总统宣誓就职以来，已经有十五位总统带领这个国家成功地走过了风风雨雨。我在目前的艰难条件下，即将就任美国总统......如果过去，合众国的分裂只是一种威胁的话，那么，现在它就已经实实在在的摆在我们面前。
“但是，我认为，根据宪法和法律，各州间形成的联盟是永恒的，联邦自身的历史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将使用宪法和人民赋予我的权力来维护属于的一切财产和土地。”
在这里，林肯的态度坚定而明确，将自己维护国家统一的意志传达给全国人民。
最后，林肯再一次表明自己的诚恳，向南方同胞呼吁：“对现状不满的同胞们，内战的决定权在你们手里，不在我手里。是不会向你们发起攻击的。如果你们不主动出击，就不会发生冲突。
“我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们也决不能成为敌人！我们之间爱的纽带虽然可能受到感情的伤害，但是绝不会切断！”
然而，林肯的这番充满和平与善意的就职演说，还是没有留住南方的心。
在当时的美国，这些南方人认为自己生来就是这个合众国的统治者，享有着高贵的尊严。他们不能容忍由别人来摆布他们的生活。
在林肯之前的十五位总统中，来自南方的总统就占了十二位；此外，南方还产生了比北方多出一倍、甚至两倍的部长和高级法官，军队的指挥权也大部分被南方人控制。美国当时的陆军只有一万六千名官兵，其中军官一千多名，内战爆发后，约有三分之一都投向了南方，其中许多都是军队中的精英，例如罗伯特·李就是拒绝了林肯的任命，参加了南方的军队。
南方此时气焰高涨，似乎全民皆兵。在军队方面，他们完全占据着优势，他们的军队比战前扩大了一倍，而且有着大批训练有素的军官。他们对战胜北方充满信心。
而北方，此时则毫无动静，人们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一场内战已经迫在眉睫。
在这样的情势下，林肯就任了第十六任美国总统，他面临的被动和危机也是空前的。
萨姆特要塞危机
就在林肯发表就职演说的同时，他接到了萨姆特要塞指挥官安德森少校来信，要塞给养日渐短缺，除非得到补充，否则只好放弃。萨姆特要塞位于南方的查尔斯顿，但当时仍旧处于联邦的控制下。
对林肯来说，他就职演说的话音刚落，严峻的考验便摆到了他的面前。放弃要塞，也就是放弃共和国的财产，这是他在就职演说中，立誓要捍卫的；另外，放弃要塞，这也无异于对外界立下一个软弱的先例，南方人便会更加嚣张。但若现在马上向要塞派驻军队、运送弹药，又会给人以挑起战争的口舌，这也是他在就职演说中极力否定的。
林肯征询内阁的意见，大部分人都主张放弃要塞，避免战争。甚至连陆军司令斯科特将军也认为没有力量守住要塞，应该主动放弃。
林肯失望透了。他对自己担任总统，挑起的整个国家的重担实在有些惊慌失措。他仅有的一点军旅生涯就是三十年前干过几个月的民兵上尉，但没有经历过一次战斗。除了一届碌碌无为的国会众议员的经历，他没有任何从政的经验。他管理过的最复杂的机构就是他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如今，面对着这样严峻的局面，和这一批成熟老练的政客，他能够驾驭得了吗？
不屈服的性格，驱使使他坚定起来。他决定派一艘船给要塞送给养，去之前通知南方，告诉他们，船是送粮食的。倘若对方反应正常，则一举两得，保住了声誉，要塞的官兵也保住了性命。如果南方真像以前叫嚣的那样，动起武来，那么，虽然战争打响，但挑衅的罪名就自然而然落在了南方的头上。是南方放了第一枪。这样，北方人的愤怒就会被激发起来。林肯深知，没有这种群情激奋，仗是打不赢的。他首先要将北方人民的士气激发起来。
果然，收到通知后，南方总统戴维斯毫不犹豫地向驻守查尔斯顿的南部邦联指挥官下达命令，要求萨姆特要塞的驻军投降，如果安德森少校拒绝投降，就把要塞炸掉。
4月11日午夜，安德森接到了南方邦联的最后通牒。
安德森拒绝投降。
1861年4月12号拂晓，美国南北战争打响了。一枚炮弹呼啸着飞过查尔斯顿港，在美国联邦军事基地萨姆特要塞的上空爆炸。立刻，查尔斯顿港口周围的所有南方邦联炮舰纷纷投入战斗，炮弹像雨点般飞向萨姆特要塞。隆隆的炮声惊醒了查尔斯顿睡梦中的居民，他们飞奔到港口，看着呼啸的炮弹划破夜空，欢呼雀跃。他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萨姆特要塞的炮声一响，弗吉利亚州便宣布退出联邦，加入南部邦联，接着，田纳西州、阿肯色州、北卡罗纳州也相继退出联邦，加入南部邦联。同时，一些边界蓄奴州的立场则更加摇摆不定，如肯塔基州、密苏里州、马里兰州，时刻有脱离联邦的可能。
萨姆特要塞的炮声更震惊了北方，人们惊呼：合众国的旗帜被撕碎了！
一时间，数百万民众万众一心，宣誓要保卫联邦，保卫合众国的旗帜！自从八十年前星条旗在华盛顿上空飘扬以来，还没有过这样的群情激奋。
林肯立即向全国下达了征兵动员令。
在失败的炼狱中洗礼
弗吉利亚州脱离联邦后，没有任何防守力量的华盛顿一下子成了被围困在敌军海洋中的孤岛。林肯站在白宫前，就可以看见对面敌军的活动。这时候，敌军只要派一支小分队，渡过波托马克河，就可以毫不费劲地把他和内阁成员通通抓起来。然而，日夜盼望的援军则迟迟没有到来。
幸亏南方没有及时发动进攻，也许，南北双方此时都还没有充分做好战争的准备吧。
终于，新兵源源不断的到来了，但大都是没有经过训练的民兵。北方许多人都认为，这场战争也许打不起来，打起来也会很快结束。国会也希望做做南方的工作，尽量避免战争。这个时候，全国人民的眼睛都盯着林肯，希望他给人们带来一场胜利，以便结束战争。
尽管林肯认为，此时发动总攻的时机还很不成熟，但北方的民众都希望能有一场胜仗，教训教训猖狂的南方，让他们不敢轻言战争。陆军司令斯科特也主张要给南方狠狠一击，鼓舞士气。
在1861年7月一个星期天，斯科特将军下达了在东线全线进攻的命令。结果在波托马克河的支流布尔河沿岸，稀稀拉拉的联邦军被南方邦联军打得溃不成军。联邦的军队跌跌撞撞地逃回首都，狼狈不堪。
战斗打响之前，许多华盛顿人纷纷驱车出城，像过节一样，喜气洋洋，热热闹闹，前来观战，希望分享胜利的欢乐。
战败的消息一传来，整个北方沸沸扬扬，一下子又认为南方人是难以战胜的，连国会议员和部长们也惊慌失措，考虑如何向南方妥协，尽快结束战争。
对于林肯来说，失败虽然使他很痛苦，但没有吓到他。他这一辈子经历的失败太多了。他始终坚信自己事业的必将最终胜利。他走到沮丧的士兵前，一遍一遍的祝福他们，和他们一起聊天，谈论美好的明天。
初战失利，也使林肯认识到，联邦需要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和一位能征善战的司令官。他选中了似乎年轻有为的麦克莱伦。虽然麦克莱伦是民主党人，但林肯不介意，只要他能带领军队，战胜敌人。在林肯的内阁里，他任命的七位成员，有四位是民主党人，加上他，共和党与民主党正好是四比四。他这也是向全国人民显示，共和党没有狭隘的党派意识，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
然而，这位以小拿破仑自居的麦克莱伦将军，不仅高傲自大，目中无人，而且是一位花拳绣腿，擅长空谈的人。麦克莱伦最大的才能是操练军队。有一次，林肯和国务卿赛华得去他的住处商量工作，他居然在楼上让仆人传下话来，说他太疲倦，不能见总统和国务卿。赛华得当时就要发飙，林肯压住了他的怒气。麦克莱伦毕竟是稀缺的军事人才，他要最大程度的尊重人才。
这时，西部军区司令官弗莱芒特又给林肯出了一道难题。弗莱芒特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共和党的元老，林肯曾在他的身边工作过。同麦克莱伦一样，弗莱芒特也从没把林肯放在眼里。他没和林肯商量，就在自己的辖区发布公告：凡是与南方有染的人，其财产一律充公，并解放所有奴隶。
林肯得知后，大吃一惊。从战争之初他便压抑着自己对奴隶的同情和解放他们的愿望，只字不提奴隶制问题。因为他知道，开始时他只有用拯救合众国为口号，才能在忠于联邦或是保持中立的边界州里获得大多数民主党人的拥护。倘若他要说，战争是为解放奴隶而进行的，那毫无疑问将失去整个北方的支持，从而导致这场战争的失败。现在，这个不识时务的将军，对总统的命令置若罔闻，蠢头蠢脑地走进了这个政治误区！
第二天北方舆论哗然。激进的报纸为其大加喝彩：“果敢的将军比优柔寡断的总统更胜一筹！”而边界州又以退出联邦相威胁，他们不能容忍为解放黑奴而开战！
现在林肯怎么办？他该把这个将军立即革职吗？当然不能。相反林肯给他写了一封十分友好的信，要他对公告中的一些提法做一些修改，更符合国家法律的有关精神。
但是，这位将军居然满腹怨气，让林肯自己来修改公告！同时，还把他那位气势汹汹的妻子派到白宫，和林肯大吵大闹。
林肯压住内心的冲动，平静地接待了她。他不能采取强硬的手段，因为他和整个国家都承担不起和她闹翻的后果。最后他还是以自己的名义，对公告进行了修改。这样一来，舆论纷纷指责林肯懦弱无能，胆小怕事。林肯默默地承受了下来。
经过好几个月的训练，麦克莱伦宣称，他已经拥有一支在当时堪称阵容最强大、训练最有素的军队。但除了不断地检阅部队，麦克莱伦从来不提出征的事。林肯三番五次的催促都不见效，不得不向这位将军下达最后命令。
麦克莱伦终于制定出了一个半岛作战计划。但这个计划在南方主将罗伯特·李的打击下，一败涂地。如果不是南方军队配合不好，麦克莱伦的这支军团很可能全军覆没。紧接着，由于麦克莱伦不愿积极配合，波普军团又一次在布尔河地带被罗伯特·李打得大败。
这一下，舆论哗然，纷纷要求林肯追究麦克莱伦的责任。
林肯虽然对麦克莱伦的行为能不能容忍，但在没有合适人选的情况下，他还是迁就了麦克莱伦。只是让林肯意外的是，一直所向彼靡的格兰特将军也在夏洛伊战役中损兵折将，他领导的军团差点溃灭。
1862年上半年的一连串失败沉重地打击了林肯，使林肯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是什么给了南方人如此巨大的力量使他们能抱成一团，顽强抵抗？
是奴隶制，对，是奴隶制！林肯确信，奴隶制不仅给南方的白人带来巨大的精神优越感，也使白人劳动力可以解放出来服兵役。奴隶的劳动产品不仅供养了部队，也为战争提供了财源。
林肯决心，在奴隶制问题上他必须采取一些决定性的措施，这样不仅能够顺应民意，形成并加强统一的军事行动，而且可以得到奴隶们的支持。他决定发布《解放奴隶宣言》。
他认为，这个时候，解放奴隶不仅是军事上的需要，对于维护联邦的统一也是必须的。
1863年1月1日《解放奴隶宣言》正式颁布实施。
林肯的政治思考
“如果一个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维护本国人民的自由，那它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在危急时刻保护自己呢？”
作为一位国家元首，在战火纷飞、危机四伏的艰难时刻，林肯没有停留在具体的战略战术的推敲上，而是从国家的政治伦理上，思考的政治责任。为了负起这种政治责任，他愿意承担任何风险。
随着《解放奴隶宣言》的颁布，不仅民主党大肆攻击林肯，说他公然挑战宪法，将国家带进动乱的深渊。共和党内也意见纷纷，认为林肯不应该在这样困难的时刻，激化国内矛盾。在1863年上半年的州选举中，共和党失去了好几个州的控制权。
在东线主战场上，联邦军除了在安提塔姆战役中取得了局部胜利外，整个战况惨不忍睹。高傲自大，一再错失战机的麦克莱伦终于被林肯解了职，伯恩赛德顶了上来。他期望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但在渡河时，部队被以逸待劳的南部邦联军当靶子一样射杀。这种近乎屠杀的战斗，让伯恩赛德不寒而栗，只好狼狈地撤了回来，损失惨重。替代他的胡克将军，命运似乎更糟。他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在钱瑟勒斯维尔战役中被罗伯特·李将军杀得丢盔弃甲。
失败的阴云笼罩在北方人的心头，更是把林肯逼到了绝境。“如果还有比地狱更糟的地方，那就是我这里。”林肯痛苦地叫道。
这时，为了逼迫林肯退出战争，撤销《解放奴隶宣言》，民主党乘机鼓动民众抵制征兵，叫嚣不愿为解放黑鬼去送死。在北方的许多大城市都爆发了征兵暴乱，特别是纽约，暴乱最严重。整整四天，暴徒们在城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许多黑人惨遭杀害。而民主党人、纽约州州长对此不闻不问，甚至公然和这些人称兄道弟。
面对这样严峻的局势，林肯断然拒绝了民主党的要挟，平息了暴乱。
他公开的质问民主党人：“你们要和平，因为没有和平而怪罪于我。如何才能得到和平呢？有三种路可以走。第一条路是武力镇压南方反叛。这正是我在做的。你们赞成吗？如果赞成的话，我们到现在为止意见还是一致的。如果你不赞成的话，第二条路是放弃联邦。我反对这样做。你们希望维护联邦统一吗？如果是，就要明确说出来。如果你不支持武力，也不赞成联邦解体，唯一的可能就是达成某种妥协。但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可能吗？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虽然民主党人没有回答林肯的质问，但是北方的人民从林肯这掷地有声的话语中，醒悟了过来，感受到了鼓舞，为维护联邦的统一，他们必须战斗到底！
关于反对黑人参战的问题，林肯也非常不理解地问道：“你说你不会为解放黑人而战斗，而我们的士兵也没有一个人仅仅为解放黑人而战斗。你战斗，仅仅是为了拯救联邦的统一。但是，这样做的时候，为什么反对黑人士兵去拯救联邦的统一呢？”
民主党同样没有力量回答林肯的质问。
终于，在林肯坚定有力的领导下，1863年下半年，南北战争形势发生了转折性变化。
在葛底斯堡，接替胡克的米德将军击败了罗伯特·李的疯狂进攻，打破了他不可战胜的神话，取得了南北战争以来，联邦军所获得的最大胜利。与此同时，格兰特将军也取得了维克斯堡大捷，他用很少的伤亡，歼灭了四万五千名敌军，其中俘虏近三万人，打通了密西西比河的重要通道。接着，格兰特又马不停蹄地取得了查塔努加战役的胜利，打开了通往佐治亚州的道路。
1863年11月，林肯在葛底斯堡阵亡将士公墓的落成典礼上发表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讲话。这个讲话充分展示了林肯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情怀，让很多有抱负的政治家将其奉为圭臬。这个讲话，更是当时美利坚合众国的战斗宣言，激励和鼓舞着美国人民捍卫合众国所确立的自由和平等的精神。
“八十七年前，我们先辈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一切人生来平等的原则。”在这里，林肯强调的是《独立宣言》对世界所宣示的划时代的精神，它确立了美国宪法的道德原则。尽管美国宪法也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但当时，为了达成共识，参与签署的各方是达成了一定的妥协的，例如在奴隶制问题上。
紧接着，林肯谈到了正在进行的国内战争的性质：“这场战争将考验这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孕育于自由并奉行平等原则的国家是否能够长久存在下去。”林肯在此，既是代表国家，也是代表人民宣誓：为了追求自由，奉行平等，美国人民不惜流血牺牲。
为此，林肯深切的缅怀长眠在这儿的战士，因为他们是“为了使这个国家能够生存下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林肯说，我们在这里纪念他们，表示我们一定不让这些烈士白白牺牲的决心：“我们要使国家在上帝福佑下自由地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永世长存。”
正是林肯这个振聋发聩的政治呼唤，一百多年来，不仅鼓舞着美国人民，同时也激励着世界人民为创建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为争取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前赴后继地奋斗着。
1864年，又到了总统大选年，民主党希望重新执政，大打和平牌，他们希望通过与南方的妥协，取得和平。共和党对继续提名林肯竞选总统也尚有争议。
而此时，在弗吉利亚的原野之战和冷港之战中，格兰特和罗伯特·李正在进行一场南北战争中最为残酷的厮杀。这种残酷的厮杀，不仅使军队的士气锐减，也在国内闹得民怨沸腾。此时的林肯尽管心力交瘁，但他认为只有继续作战，别无选择。他发出号令，再度征兵五十万。
这个时候提出征兵可是大忌，朋友们纷纷劝他要三思后行。他却说：“我决心已定。我如果再次当选，一定要以武力继续镇压反叛。如果我在大选中失败了，我们的联邦也不可以失败。”
林肯的这个号令让举国上下深陷绝望。7月2日，国会通过一项决议，决议中竟然有这样的语言：“恳求伟大的上帝仁慈和悲悯，哀求着至高无上的决策者不要毁了这个民族。”
此时，无论在北方还是在南方，林肯都在被咒骂。人们骂他是卖国贼，是篡位者，是暴君，是野兽，是屠夫....
林肯此时深陷绝望，在这样一片的反对声中，他还可能继续领导这个国家吗？他对此不抱希望，只是他非常为自己的国家担心，担心它会灭亡。
他想，假如民主党赢得下届的总统大选，又像四年前那样形成两个，该怎么办呢？
早在四年前，林肯就被同样的问题折磨的几近绝望。难道时至今日，国家会再次由于这种争斗而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吗？这可比任何其他事情都要严重得多。
他打算起草一个协议，和胜选的新，在新老总统交接期间，组成一个临时内阁，保证运转的连续性，争取战争的胜利。
然而，不久就传来了一连串的好消息。谢尔曼攻下了亚特兰大，并正在向佐治亚挺进；海军将莫比尔湾牢牢掌控，从而扼住了墨西哥湾的要塞；谢里登那里也是捷报频传；格兰特就要向里士满发起围攻。这些充分证明了林肯的正确，林肯也顺乎民意地赢得了1864年的总统大选。
通过这次选举，林肯对自己从事的事业，更坚定了信心。他说：“这次选举表明，人民的，即使在漫天烽火的内战中，也能经受得住全民选举的考验。直至今日，这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先例。这可以表明，我们是多么坚强，多么有力。”
艰难的和解之路
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林肯的心情也更焦虑复杂。目睹整个南方残垣断壁，田地荒芜，饿殍满地，经济崩溃，他对南方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他要采取措施，尽快地结束战争，把和平与安宁还给人民。
同时，他还要考虑到，随着战争的结束，《解放奴隶宣言》作为一项战时措施，也将结束它的历史使命。已经解放的奴隶，可能会重新沦为奴隶，更不幸的是，许多新的生命可能又会陷入奴隶制中。
为了从根本上埋葬奴隶制，唯一的措施就是修改宪法。在林肯的大力努力下，1865年1月31日，国会终于通过了《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将林肯的战时临时法规——《解放奴隶宣言》，变成了持久有效的法律。
作为这场战争的统帅，面对南方战败者，林肯丝毫也没有胜利者的喜悦，他认为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而是上帝对美国人民的一种惩罚。
虽然南方奴隶主应该负战争的主要责任，但承受灾难的却是美国人民。怀着对南方的深深同情，甚至某种程度上的歉意，他不止一次说过：“不要对不义之举下结论，如果我们身处南方，也会支持奴隶制度。”
基于这样的同情和歉疚，1863年12月8日，林肯发布了《大赦和重建宣言》，对战后南方的重建提出了一系列十分宽松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一份与南方的和解协议，是一种战胜者的妥协。
这种妥协，充分体现了林肯的善良与包容，以及对战争所造成的灾难的伟大的自责和痛苦的反思。同时，这也是当时最有政治智慧的战后南方重建的有力措施。
宣言准许效忠联邦的各州进行重建，其中，只要有百分之十的选民进行了效忠宣誓就可以了。同时允许他们制定新宪法，举行选举，以及重新推选代表到华盛顿。当然，作为前提条件，这些州必须在自己的宪法中支持《解放奴隶宣言》和兵役法的相关条款。
林肯希望，这一建议将帮助南方尽快地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也可以影响尚未投降的其他各州做出明智的选择。
这是一个非常温和的重建方案，但温和中，解放奴隶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条件，而且是各州自愿解放，不是通过武力来实现的。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林肯态度鲜明。
但是，这个方案在国会却没有通过，国会另行通过了一个重建方案。这个方案，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以实施，甚至可能加剧南北双方的矛盾。林肯也否决了这个方案。总统与国会的矛盾由此也进一步加深。
但是，无论激进派怎样反对，林肯依然以巨大的同情心，呼吁对战败的南方同胞释放最大的善意。
在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中，林肯不仅向南方，而且也向国会中的激进派呼吁：“我们对任何人不怀恶意，我们对所有人宽大为怀，上帝既然使我们认识了正义，就让我们继续努力向前，完成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
而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事业，就是：“包扎起国家的创伤，关心那些为战争作出牺牲的人，关心他们的遗孀和孤儿——尽一切力量，以求在我们自己之间和整个国家之间实现并维持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林肯清楚地看到了，南方未来的重建之路是非常艰难的。经过一场血腥的战争浩劫之后，让曾经的战争双方，放下自己的痛苦和仇恨，重建友爱，重建信任，重建同胞之情，需要多么大的胸怀和力量啊！
然而，当时的人民，很难理解自己的总统。而南方人，更是对林肯充满了仇恨。在深深的误会与仇恨中，林肯背负着满是鲜血的十字架，为了自己的人民，无怨无悔。
1865年3月，应格兰特将军邀请，林肯携家人前往格兰特的驻地度过了自己担任总统以来最愉快的十天假期。他在那儿等待一路胜利归来的谢尔曼将军。
谢尔曼到达的当晚，格兰特、谢尔曼和海军上将迪克逊开始了一场秘密会议，讨论决定战争应该以何种方式结束。国会要到12月份才会重新召开，这使林肯能够不受干扰地提出南部邦联投降和叛乱各州重返联邦的条件。
林肯提出，一旦南部邦联寿终正寝，他鼓励军官们“组织人员妥当安排南部邦联的将士们，将他们谴返回自己的家乡，回到他们的农场他们的店铺”，甚至承认叛乱者当时的州，保留他们所有的文职官员，至少等到国会任命另一批时。“我们应该使各州恢复活力，并使各州顺利运行，同时，恢复并重新确立联邦的统一。”
对于如何处置南部邦联的头头们，林肯希望他们自动消失，跑得越远越好。“只要他们还在那里，南部就不会有和平和正常的秩序。”
将军们很好地领会了林肯的意愿，在接受南方投降时，条件都非常宽大。
同时，林肯一直思考着所有能够让南方尽快弃城投降的方案。战争的胜负已经没有疑义了，但是某种让步也许可以比较轻易地缩短这次战争的进程。
林肯心中盘算，这场战争至少还要打一百天。每天的战争经费是三百万美元。这一百天对北方意味着还要为战争支付三亿美元。于是林肯想到，就算把这钱白白送给南方，而后停战，就可以使成千上万的生灵免遭涂炭，那还不值得？
第二天他就提出一项议案，准备提交国会表决：给南方四亿美元，补偿奴隶主解放奴隶后的损失。4月1日先付一半，另一半在宪法修正案生效时付清。同时，归还他们除奴隶以外所有被没收的财产，并赦免所有政治犯。
这是一个多么大胆的设想啊，既圆通又充满善意，而且还符合道义！但是，北方胜利的民众怎么会答应呢？
果然，当他次日，将这个提案交给内阁讨论，并热情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时，遭到了内阁成员的一致反对。
“你们都反对我，”他伤心地说，把提案放在了一边，“今天你们都反对我，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了。”
......
就在林肯为南方的和平，南方的幸福，南方的未来殚精竭虑时，南方奴隶主们却将枪口瞄准了他。1865年4月14日林肯被刺身亡，这一天也是基督的受难日。格兰特获悉这个不幸的消息后，痛苦地说：“南方人杀害了他们自己最好的朋友。”
对于林肯是不是基督徒，人们一直在争论。但林肯在晚年，圣经的格言是经常出现在他的言语中，而他的那种宽广的胸怀，无边的大爱，深厚的慈悲以及忘我的奉献，令人不由想到伟大的基督。人们也相信林肯是上帝的使者，降临人间，拯救危难中的美国。在他离开人间时，他那忧郁的眼睛仍然深情地注视着自己的人民，自己的祖国，对他们说：
“我们对任何人不怀恶意，我们对所有人宽大为怀，上帝既然使我们认识正义，就让我们继续努力向前，完成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