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如此擅长撒谎
From A Winter Note-Cinorama 来自利维坦 00:00 05:05
利维坦按：200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曾对测谎仪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评估工作。科学院最后得出的结论认为该仪器的测试结果缺乏一致性。因此在招募国家安全工作人员时，不能将其作为选拔手段之一。该仪器检测出的生理反应可能由很多其他与说谎无关的因素导致，比如仅仅是由于紧张。
不过，我们日常估计很难遇到和测谎仪打交道的时候。我相信，从小到大没说过谎的人几乎为零。我们向他人说着谎言，却又痛恨别人之于自身的谎言。自从语言诞生以来，我们便出于不同的目的撒谎，有些善意的谎话无伤大雅，但有很多谎言却是致命性的——不论对于撒谎者还是被欺骗者。而关于文中多伦多大学心理学教授李康针对孩子撒谎的科学实验，可以参看一席《小朋友是怎么学会撒谎的？过去二十年我们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 | 李康 一席第588位讲者》。
文/Yudhijit Bhattacharjee
译/乔琦
校对/斩光
原文/nationalgeographic/magazine/2017/06/lying-hoax-false-fibs-science/?beta=true
1989年秋天，普林斯顿大学迎来了一位名叫阿莱克谢·桑塔纳（Alexi Santana）的新生。招生发现，他此前的人生经历实在是太惹人注目了。
此前，桑塔纳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学校教育。他在青春期时就已几乎完全自力更生。没有房子，也没有家，他露宿犹他州，靠着养牛放羊过活，但同时，他也阅读哲学方面的书籍。他时常在莫哈韦沙漠中奔跑，成了一名长跑好手。
入学后，桑塔纳很快就成了学校里不大不小的一个明星。他的学习成绩也很棒，几乎每门课都得了A。高冷的行为举止以及不同寻常的背景让他身上笼罩着浓浓的神秘气息，吸引着大家的眼球。有一次，桑塔纳的一名室友问他，为什么他的床总是那么干净、整洁，桑塔纳回答，因为他只睡地板不睡床。这倒也很合逻辑：一个常年露宿在外的人可能确实对床没什么兴趣。
学会撒谎是儿童成长的一个自然阶段。多伦多大学心理学教授李康（Kang Lee）研究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如何在撒谎一事上更加“技艺娴熟”。图中，研究助手达沙·潘尼萨（Darshan Panesar）以及9岁大的艾米莉亚·唐（Amelia Tong）向我们展示了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成像技术。这正是李康教授在研究中使用的技术。
只不过，桑塔纳的故事是编的。入学一年半后，一位女士认出了他。6年前，在加利福利亚帕洛阿尔托高中，她就认识桑塔纳，当时后者自称“杰伊·亨茨曼”（Jay Huntsman），不过，这也不是他的真名。普林斯顿大学官方最后了解到，桑塔纳的真名其实是詹姆斯·霍格（James Hogue），31岁，曾因非法占有偷来的工具和自行车零件在犹他州服刑。事情败露后，警方将他从普林斯顿带走了。
此后，霍格又数次因盗窃被捕。当年11月，当他在科罗拉多阿斯彭因偷窃被拘捕时，他又试图冒充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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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因与白宫实习生莱文斯基有染的丑闻，加上他对外曾公开说谎，使共和党决定向他提出弹劾程序，众议院通过，但在民主党议员的强力反对下，参议院最终否决，克林顿最终保住了他的总统职位。
人类历史充斥着像霍格这样狡诈而老练的骗子。其中有许多都是通过信口开河、胡编乱造牟取不正当利益的罪犯——臭名昭著的金融诈骗犯伯尼·麦道夫（Bernie Madoff）就浸淫此道多年，在他的庞氏骗局崩塌之前，他已累计骗取了投资人上百亿美元。还有一些骗子则是想通过撒谎攫取权力或者维持权力的政客，最为人熟知的案例就是，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水门事件事发后，坚称自己对此事一无所知。
有些时候，人们撒谎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形象——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很可能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才明显不实地宣称，参加自己就任典礼的人数要比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第一段任期时的多。人们还会为了掩盖自己的不良行为而撒谎，美国游泳运动员瑞安·罗切特（Ryan Lochte）在2016年夏季奥运会期间就有过这种行为。当时，他宣称自己在加油站遭遇持枪抢劫，但事实上，他其实是在和队友参加趴体醉酒后，因破坏公物，被武装安保人员控制了起来。事实证明，即便是在学术圈——这个其中的大部分成员都致力于追寻真理的地方——也存在一群骗子，比如物理学家扬·亨德里克·舍恩（Jan Hendrik Schön），他声称自己在分子半导体研究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事实却证明，他存在学术造假行为。
这些骗子的谎言是如此过分、如此厚颜无耻，带来的危害又是如此之大，所以他们各个都因撒谎而恶名远扬。不过，他们的谎言也并没有让他们变得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离经叛道。这些冒名顶替者、诈骗犯以及口若悬河的政客的谎言，也只不过是“虚假”这座金字塔顶端的产物，而虚假正是流传千古、永远不变的人类行为特征。
事实证明，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很擅长撒谎。我们撒起谎来毫无困难，所编造的谎言可大可小，欺骗的对象可以是陌生人、同事、朋友乃至爱人。我们的撒谎能力，就如同对信任他人的需要一样，是我们生存的根本，而这又很讽刺地导致我们极不擅长甄别谎言。欺骗的本性已经深深印刻在了我们身上的每个细胞之中，其程度之深，都配得上我们真诚地说上一句，人，就是一种满嘴谎言的生物。
艺术伪造——为了自我美化而撒谎：马克·兰蒂斯（Mark Landis，左）称自己为一名失败的商业艺术家。他花了近30年时间伪造著名油画大师的作品，其中就包括这幅模仿民俗艺术家威廉·马修·普赖尔（William Mathew Prior）绘画风格的作品。为了摆出一副慈善家和虔诚基督徒的姿态，兰蒂斯将这幅作品捐赠给了艺术博物馆，享受着受人尊敬的感觉。“我以前从没体验过这种感觉，我想要保持下去，”他说，“我完全没有良心不安。事情曝光后，我也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真是太遗憾了。”
第一个系统性分析记录谎言普遍性的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社会心理学家贝拉·迪波洛（Bella DePaulo）。20年前，迪波洛和她的同事们要求147名成年被试，在整整一周时间内，每当自己误导、欺骗他人时，就把这个情况记录下来。研究者们发现，这些被试平均一天要撒谎一到两次。这些谎言中的大部分都无伤大雅，主要是为了掩盖自身的不足或是顾虑他人的感受。有些谎言其实是借口——一位被试为自己没有丢垃圾找了个借口，说是不知道要丢到哪里去。不过，别的谎言——比如声称自己是外交官的儿子——目的则是为了给自己塑造虚假形象。这些都还只是小打小闹，没有越界太多，但迪波洛和同事在随后一项采用了类似样本的研究中发现，大部分人都曾至少撒过一次“严重的谎言”——比如说，在配偶面前掩盖婚外情的事实，或者在填入学申请时，捏造了一些虚假的情况。
（smg.media.mit.edu/library/DePaulo.ManyFacesOfLies.pdf）
冠军——撒谎，就为了好玩：雅库布·霍尔（Jacob Hall）渴望成为一个超级英雄。于是，他编了一个十分夸张的故事。这个故事为他赢得了“西弗吉尼亚最佳骗子”奖，并且在去年的范代利亚集会（查尔斯顿的一个民俗节日）上赢得了一把金铲子。“要是没有谎言，我的故事可就无聊透了，”霍尔说。他还表示，自己计划“余生都在纺纱中度过——如果你相信的话” 。
人类普遍拥有欺骗他人的才能，这点也没什么好惊讶的。研究者推测，人类拥有语言后不久，欺骗这种行为就出现了。那些可以不借助暴力就操纵他人的人类祖先，很有可能凭借这种能力在对资源和配偶的争夺中拥有优势，这和动物王国中进化出的欺骗性策略有点相似，比如保护色。“相对其他获得权力的方法来说，撒谎真的很容易，”哈佛大学伦理学家西西拉·博克（Sissela Bok）这般评论，他是这一课题上最出名的思想者之一，“要想取得别人的财物或者财富，撒谎显然比打晕别人或者抢银行简单得多。”
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撒谎是根深蒂固的人性，社会科学研究者和神经科学家已经踏上了探寻这种行为的本质和本源之路。我们何时学会了撒谎？又是怎样学会的？欺诈的心理学和神经生物学基础是什么？大部分人说谎的底线在哪里？研究者已经发现，即便有些谎言明显与清晰无误的证据相矛盾，我们也会倾向于相信它们。这些结论告诉我们，在如今这个社交媒体时代，我们身上想要欺骗他人的欲望以及易于被欺骗的特质，造成的影响将尤为深远。就整个社会来说，我们从谎言中分辨出真相的能力正在经受史无前例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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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个同学曾把一张上面全是跑车的贴纸带到学校来炫耀。那些贴纸实在是太酷炫了，我真的很想要。于是，当全班都外出上体育课时，我留在了教室里，把那个同学的贴纸从他的书包里拿了出来，放到了我的包里。同学们回来后，我开始心跳加速。由于害怕东窗事发，我先发制人，编造了一个谎言。我对老师说，大家上体育课的时候，有两个年纪大点的学生骑着摩托车过来，走进了教室，洗劫了大家的书包，最后带着那张贴纸离开了。也许你已经猜到了，我这个小小的谎言根本经不起推敲，稍一调查便被识破，我也只能不情愿地归还了偷窃得来的“赃物”。
六年级的时候，我那些天真的谎言——相信我，我那时的撒谎水平已经提高了——和我容易受骗的特质相得益彰。当时，有个朋友跟我说，他家里有个飞行器，坐着它，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为了这趟飞船之旅，我请求父母给我打包准备点吃的。哪怕我的哥哥听说前因后果后开始偷偷发笑，我还是对我朋友的说法坚信不疑。最后，我朋友的父亲亲自向我解释，我才相信自己被骗了。
我和朋友撒的这些谎，其实都只是那个年龄小孩子的正常行为。和学习走路、说话一样，撒谎也是儿童智力发展之路上的里程碑。虽然家长总觉得孩子撒谎很令人烦恼——因为他们觉得撒谎是失去纯真的标志——多伦多大学心理学家李康（Kang Lee）认为，蹒跚学步的孩童身上出现撒谎这种行为，其实是他们正走在认知能力不断增长的正确轨道上的可靠标志。
（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653594/）
为了研究儿童撒谎行为，李和他的同事们做了一项简单的实验。他们要求参与测试的孩子们根据声音提示猜测藏起来的玩具究竟是什么。测试刚开始时，声音提示都很明确——比如汪汪的狗叫声、喵喵的猫叫声——孩子们也答得很好。此后，给出的声音提示就和玩具本身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会播放贝多芬的曲子，但隐藏的玩具其实是汽车，”李解释说。然后，实验员借口要打个电话，走出房间——为了科学而撒的谎——临走前，还会叮嘱孩子们不要偷看藏匿的玩具。实验员返回房间后，就会向孩子们询问答案，并跟着问上这么一句：“你偷看了吗？”
演员——为个人成功而撒谎：小弗兰克·阿巴奈尔（Frank William Abagnale, Jr）现在是备受尊敬的美联邦安全顾问，但他早年却是一个大骗子，2002年的电影《猫鼠游戏》正是以他为原型拍摄的。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在影片中饰演阿巴奈尔。片中的小弗兰克16岁离家，靠着聪明才智生存了下来，他伪造过支票、骗过人、还冒充过他人。“为了活下去，我就一定要有创造力，”他说，“我已经，并且将在未来的余生中继续忏悔犯下的欺骗行为。”阿巴奈尔冒充过飞行员、儿科医生以及拥有哈佛大学法律系学位的律师。图为迪卡普里奥和小弗兰克·阿巴奈尔在一起。
李和他的研究员们通过隐藏的监控摄像头发现，大多数孩子都忍不住要去偷看。偷看了且撒谎说没偷看的孩子的比例与他们的年龄有关。在那些偷看了的孩子里，两岁大的说谎的比例只有30%；三岁大的有50%；而八岁大的，有大约80%谎称自己没有偷看。
随着年纪的增长，孩子们撒谎的水平同样也有进步。就猜测他们偷看了的玩具一事上说，三四岁大的孩子常常会直接说出正确答案，没有意识到这会暴露他们的偷看行为并证明他们在说谎。七八岁大的孩子则学会了粉饰他们的谎言，他们或是故意说错答案，或是努力为他们的答案寻找合理的解释。
五六岁孩童的行为则介于这两者之间。在某次实验中，李用的玩具是恐龙巴尼（译者注，恐龙巴尼是美国一档著名儿童节目的主人公，身体呈紫色）。研究人员把这个玩具藏在了一块布下面，一位五岁大的女孩谎称自己没有偷看，她告诉李，想要在猜之前摸摸这个玩具。“于是，她把手放到了布的下面，闭上了眼睛，然后说，‘啊，我知道了，它是巴尼’，”李叙述着当时的场景，“我问，‘为什么呢？’她回答说，‘因为我摸上去感觉它是紫色的。’”
孩子们愈发擅长撒谎的原因在于，他们/她们换位思考的能力增强了。换位思考又名“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这种能力正是我们理解他人信念、意图以及看法的基础。撒谎的另一大基础在于大脑的执行功能：这种能力是我们出谋划策、留意环境情况以及自我管控的基石。在对心智理论以及执行功能的测试中，那些在实验中撒了谎的孩子表现得要比没有撒谎的同龄人更好。即便把测试对象扩展到16岁的青少年，那些“惯骗”的表现也好于那些不善撒谎的同龄人。从另一方面上说，那些身患自闭症的孩子——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思维能力发展得要更迟缓一些——也不是很擅长撒谎。
特务——为祖国而撒谎：瓦莱丽·普莱姆（Valerie Plame），前中情局特务，秘密工作了20年。2003年，布什官员把她的名字泄露给了一位报纸专栏作家，她的真实身份终于为人们知晓，而她的秘密工作也随之终结。她和丈夫表示，泄露她的身份是为了报复——因为她丈夫宣称，白宫方面为了有正当理由发动伊拉克战争而大肆夸张了相关情报。多年的间谍生涯让她悟出了什么道理？“大部分人，”她说，“更喜欢谈论有关自己的事情。”
最近的一天早上，我用Uber叫了一辆车，前去拜访杜克大学的心理学家、国际上最出名的撒谎研究专家之一丹·艾瑞里（Dan Ariely）。这辆车的车厢虽然整洁，但有一股袜子发出的强烈汗臭味。司机虽然谦和，但路不是很熟。最后，当我们终于抵达目的地时，她微笑着请我给她一个五星好评。“当然，”我如此回答，回头我就给了她一个三星。我告诉自己，最好还是不要误导成千上万名Uber用户。这让撒谎给我带来的罪恶感缓和了不少。
15年前，艾瑞里开始对欺骗感兴趣。当时他正在一次长途飞行中信手翻看一本杂志，偶然间，他看到了一个脑力测试，便回答了第一个问题，然后翻到背面查阅答案，确定自己是不是做对了。他发现自己还在不经意间快速地瞥了一眼下一个问题的答案。就这样，艾瑞里按着这种模式做完了整个测试。不出所料，他的得分非常高。“我做完后，觉得自己是在自欺欺人，”他说，“事情大概是这样的，我想要知道自己有多聪明，但我也同样想自我证明自己有多聪明。”这段经历让艾瑞里对撒谎及其他形式的欺诈的研究产生了终身兴趣。
在他和同事们于学校及其他地方开展的实验中，志愿者们要做一个总计包含20个简单数学问题的测试。他们必须在5分钟内尽可能多地回答问题，答对的题目越多，他们获得的报酬就越高。测试做完后，研究人员要求他们先把试卷放到碎纸机里粉碎，然后再报上自己做对的题目数量。不过，这些试卷其实没有被销毁，而是留待研究人员查验。事实证明，许多志愿者都撒了谎。平均来说，志愿者要是汇报自己做对了6题，那么实际上他们很可能只做对了4题。这项测试的对象包括各种文化背景的人士，结果很相似。实验表明，无论文化背景如何，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撒谎，不过只会对事实夸大一点点。
（danariely/2012/06/10/women-men-and-math-problems/）
艾瑞里觉得有趣的地方倒不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撒谎，而是他们为什么不夸大得更多一些。即便是研究人员明显提高了被试答对题后的奖励，志愿者也没有撒更大的谎。“在这个实验中，我们给了被试不法获得大笔财富的机会，但他们仍旧只是撒了一个小谎。所以，有些事物阻止了我们——或者说，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不让我们一路毫无顾忌地撒谎下去，”艾瑞里说。
根据他的观点，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我们想要自认诚实，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已经将诚实内化为一种社会教给我们的可贵品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自觉控制自己撒谎的程度——除了那些反社会人格者。那么大多数人撒的最严重的谎究竟能到什么程度呢？艾瑞里等人已经证明，这取决于那些大家都默认遵守的社会规范的界线，比如，从办公用品中偷偷拿回家几支铅笔，想必大家都能心照不宣地接受吧。
行骗高手——为娱乐大众而撒谎：阿波罗·罗宾斯（Apollo Robbins）和艾娃·多（Ava Do）既是夫妇又是商业伙伴。他们用一些手上的小花招娱乐、教育大众。罗宾斯是一名技艺异常娴熟的“扒手”，他最出名的事迹也许是，在总统级别的保护下，清空了几名特务的口袋。多则是一名研究过心理生物学的魔术师。“我们认为，欺骗的目的是改变人们对现实的认知，”他俩说，“这是一件中性的工具，既可以用来做好事，也可以用来做坏事；既可以用来教育别人，也可以用来误导他人。”
帕特里克·考温伯格（Patrick Couwenberg）是洛杉矶高级法院的一名法官，他的下属和同事们都相信，考温伯格是美国英雄。据他自己所说，他曾在越南战争中获得紫心勋章（译者注，紫心勋章是一种军功章，在美国虽然等级不高，但很受人尊敬），曾参与中情局的秘密行动。这位法官还曾吹嘘自己拥有绝好的教育背景——物理学学士学位和心理学硕士学位。可惜，他说的没一句是真的。当谎言被揭穿时，他的托辞是，自己患上了幻想型谎言癖，一种喜欢编造包含真相的幻想故事的症状。这个借口没能挽救他，2001年他还是被解雇了并且永远不能回到法院工作。
精神病学家们似乎还未对心理健康与撒谎之间的关系达成一致，哪怕那些具有特定精神疾病的人似乎会有某种特定的撒谎行为。反社会人格者撒谎是为了操纵别人，而那些自恋人格者撒谎则是为了夸大自己的形象。
不过，那些撒谎频率高于常人的人，他们的大脑是不是有些独特的地方呢？2005年，心理学家杨亚玲（Yaling Yang，音译）和她的同事们比较了三组被试的大脑扫描图：一组是有反复撒谎史的12名成年人；一组是16名够上反社会人格障碍标准但不常撒谎的人；还有一组则是既非反社会人格者又没有撒谎习惯的正常人。研究人员发现，从体积上看，经常撒谎的人前额叶皮质中的神经纤维至少要比别人高出20%，这表明，这些习惯性撒谎的人大脑内神经之间的联通程度更高。可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才更想撒谎，因为他们的大脑能更轻易地编造谎言。又或者，长期反复撒谎增强了他们大脑内神经之间的联系。
（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376803/）
卡牌大师——为了策略优势而撒谎：丹尼尔·内格里诺（Daniel Negeanu）在各类巡回赛中获得的奖金总额超过3200万美元，这让他成了扑克牌历史上赢钱最多的人。这位出生于加拿大的超级巨星，于20年前迁居拉斯维加斯。如今，他作为扑克牌的形象大使满世界旅游，出现在各类电视节目之中。“如果你想在扑克牌比赛中取胜，”他说，“那你就一定要学会欺骗。”他还补充说，如果扑克牌选手花了太多时间欺骗对手，那么“这种行为会渗透到他的个人生活中” 。
京都大学心理学家阿部修士（Nobuhito Abe）和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e）通过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扫描了被试的大脑。他们发现，那些经常撒谎的被试大脑中的伏隔核活跃程度更高——伏隔核是位于基底前脑中的一种结构，在人类大脑奖励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你的大脑奖励系统对获取钱财的可能性表现得越兴奋——哪怕其实你当时非常诚实——你就越有可能撒谎，”格林解释道。换句话说，贪婪可能是谎言的温床。
（jneurosci.org/content/34/32/10564）
像霍格这样的撒起谎来脸不红、心不跳的“惯骗”表明，一个谎言之后往往会接着一个又一个谎言。伦敦大学学院神经科学家塔里·沙罗特（Tali Sharot）和同事一起开展的一项实验告诉我们，当我们撒谎后，大脑会如何谙于应对随之而来的压力及情感不适，这种安之若素的处理方式又反过来会让我们更轻易地撒下另一个谎言。实验中，这个团队同样使用了fMRI技术扫描了被试的大脑图像，但他们的研究重点放在了杏仁核上。杏仁核是大脑中处理情感的区域。研究发现，随着撒谎次数的增多，被试杏仁核对谎言的回应也逐渐减弱，哪怕被试撒的谎一个比一个大。“一个小小的欺骗行为也许就能导致更大的骗局，”沙罗特如是说。
（nature/articles/nn.4426）
搞怪专家——为了讲故事而撒谎：一位名叫Zardulu的神秘艺术家制作了互联网上流传最广的一些视频和照片。你很难在这些作品中发现弄虚作假的地方。“和所有的神话一样，”Zardulu说，“我创作这些故事的目的在于，让更多的人对这个世界产生好奇，去质疑那些习以为常、墨守成规的世界法则。”这幅图中，Zardulu戴着个公羊头，象征着一段无意识之旅，而祭司则是神秘故事的翻译官，代表着自己的阴暗面。
在个人探索世界的过程中，我们用到的许多知识都来自他人。人际交流中，我们对他人都抱有默认信任的态度，如果没了这种信任，那么我们作为个体将变得无所适从，也不再会去建立各种社会关系。“信任他人，让我们获益匪浅。与之相比，偶尔遭遇的欺骗带来的损失则相对小得多，”伯明翰阿拉巴马大学心理学家蒂姆·莱文（Tim Levine）如是说。他称这个观点为“默认信任理论”。
这种默认信任他人的设定让我们从本质上就变得极容易受骗。“如果你告诉别人，‘我是个飞行员，’他们不会坐在那儿细想，‘他可能不是飞行员，为什么他要谎称自己是呢？’人类的思维可不是这样的，”美联邦安全顾问小弗兰克·阿巴奈尔如是说，“诈骗之所以能屡屡得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当电话响起，电话那头声称自己是美国国家税务局工作人员时，人们不会意识到可能会有人假冒身份，自然会想当然地相信他们。”小弗兰克年轻的时候是个诈骗大王，伪造过支票也假冒过飞行员。2002年的电影《猫鼠游戏》（Catch Me if You Can，又译《逍遥法外》）正是以他的真实故事为原型拍摄的。
马萨诸塞大学心理学家罗伯特·费尔德曼（Robert Feldman）称这种情况为骗子优势。“我们从不期待别人说谎，也不主动探查谎言，”他说，“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都是自己想听的。”我们对那些令自己高兴、舒服的谎言——虚伪的马屁和一些回报高得不可思议的投资承诺——几乎不设防。而媒体轻信罗切特自称被抢了的说法，随后不久就真相大白这件事儿告诉我们，当那些有财富、有权力、有地位的人对我们撒谎时，我们甚至要比平时还容易受骗。
研究者已经证明，我们特别容易相信符合自己世界观的谎言。正是因为这个弱点，有些谣言才在互联网及各类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比如奥巴马并非出生在美国、根本没有气候变化问题、策划“9·11”事件的真正幕后黑手是美国，以及其他各类特朗普的顾问为吸引大家参加就职典礼时所说的“事实真相”。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认知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说，即便你想用证据去揭穿这些阴谋论，它们的传播力也不会有任何削弱，因为人们会通过一套先入为主的理念、带着有色眼镜去评估摆到面前的证据。“如果摆在眼前的事实与你的这套理论不符，那么你要么不会注意到它，要么会无视它，要么会嘲弄它，要么会被它弄糊涂——如果这个事实还威胁到了你的既有理论，你还可能进而对其发起攻击。”
捏造者——为了职业成就而撒谎：杰森·布莱尔（Jayson Blair）是一名人生导师，致力于帮助他人找到并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在此之前，他是一名事业蒸蒸日上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记者。2003年，他的数十篇文章被爆出存在捏造事实、剽窃他人材料的问题，他的记者生涯随即告终。“我的任务原本是揭穿他人谎言，后来我成了那个欺诈的人，”他说，“到了最后，我的职责变成了寻找我及他人撒谎的原因。”
西澳大学认知心理学博士研究生博欧尼·斯维尔-汤普森（Briony Swire-Thompson）最近开展的一项实验表明，那些有证据支持的信息在纠正错误观念方面毫无用处。2015年，斯维尔-汤普森和她的同事们给大约2000名美国成年人提了以下两个说法：“疫苗会引发自闭症”以及“唐纳德·特朗普说，疫苗会引发自闭症”。（虽然没有科学证据支持，但特朗普总是有意无意地暗示这两者之间有联系。）
（rsos.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content/royopensci/4/3/160802.full.pdf）
不出所料，那些支持特朗普的实验参与者，听到了那个有特朗普署名的说法就立刻对这个谬论坚信不疑起来。之后，研究人员给所有参与者都作了简短的解释——引用了大量相关研究，只为解释为何疫苗与自闭症之间其实没有联系。然后，研究人员要求参与者重新评估一下对这个谬论的相信程度。这些参与者们无论政治立场为何，当时都已不再相信这个谬论。但一周之后对他们的测试显示，他们又像以前那样相信这个谬论了。
还有一些研究则表明，实际上，那些能够揭穿谎言的证据反而会让人们更加相信。“人们总会觉得，自己熟悉的信息才是真的。因此，讽刺地是，从长期来看，无论你在何时揭穿谎言，都有可能反而让人们对其更为熟悉，这就大大减弱了辟谣的作用，”斯维尔-汤普森说道。
和斯维尔-汤普森的谈话后不久，我就亲身经历了这个现象。当时，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篇列出全球十大最腐败政党的文章的链接，我立刻就转发到了一个有大约100名印度高中朋友在的WhatsApp（译者注，一款国外常用的通讯App）群里。我之所以那么积极，是因为这篇文章里列出的第四大腐败政党就是印度国大党。在最近几十年里，该政党身陷大量腐败丑闻。由于我并不支持该党派，所以转发时还开心地咯咯笑了一下。
然而，分享该文章后不久，我就发现，这个涉及俄罗斯、巴基斯坦、乌干达等国家的排名没有任何根据。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个叫“BBC Newspoint”的网站，听上去像是来源可靠，但我查证发现，它和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BBC）没有任何关系。最后，我向整个群组道了歉，强调这篇文章极可能是假新闻。
不过，第二天，还是有好些人把这篇文章转到了群里来。我意识到，自己所作的纠正根本没有用。因为我的很多朋友都和我一样不太喜欢国大党，所以他们确信这个排名没错。每转发这篇文章一次，他们就不知不觉地——也有可能是有意识地——愈发相信了这个结论一分。想要用事实反击这个说法完全是徒劳的。
那么，将这些传播得飞快的假消息拒之门外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呢？答案尚不明确。技术的发展为谎言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人性中忍不住要撒谎与轻信他人之间的古老矛盾将在21世纪继续缠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