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滉与《五牛图》达州之谜

前段时间，电视台《走遍中国——走进达州》栏目在达州开机，拍摄内容涵盖达州汉渝公路纪行、神秘的巴蜀图语、遥远的汉阙、《五牛图》背后的故事、探秘中山寺、寻找四脚怪鱼、走访普光气田等。其中，当达州职业技术学院艺术系主任杨国志向摄制组讲述他撰写的《通州与韩滉〈五牛图〉》时，摄制组成员都被《五牛图》背后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杨国志也因为长期研究韩滉的《五牛图》与达州这片土地之间的联系，而首次站在央视镜头前道出一段关于韩滉与《五牛图》的达州谜情。

  结 缘
  7月13日下午，杨国志等人在达城西外海棠湾花市内的一处盆景园内陪北京来的朋友参观座谈，当记者按约定时间赶到盆景园时，杨国志将一袋早已备好的资料递了过来，并转至一隅接受记者的采访。他在交谈过程中依然热情澎湃，或为一些蛛丝马迹而兴奋不已，或为一些想不通的历史疙瘩而遗憾唏嘘。
  在百度搜索输入“韩滉，五牛图”，眨眼就会出现数千个搜索结果。相关资料显示，唐代韩滉《五牛图》卷，为黄麻纸本，淡设色，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中五牛各具特征，形态各异，一俯首吃草、一翘首前仰、一回首舐舌、一缓步前行、一在荆棵蹭痒。中间特设正面透视的一只牛，从构图立意看，有间隔视觉的作用，使长卷中的五牛产生一种节奏变化。五牛图勾勒粗放豪迈，画风朴实、沉着，结构严谨，色泽花纹各异，皮毛质感真切，不失为形神兼备之佳作。据近代以来绘画史籍的述说，该卷是现存最早的纸本卷轴画，由此可见其珍贵。然而就是如此珍贵的《五牛图》竟也同时出现在日本大原美术馆，但与我国收藏本不同的是，日本收藏的却为绢本并非纸本，其画风用笔娟秀并非粗放豪迈。种种不同，不禁使人产生疑惑，究竟孰真孰假，至今还是个未解之谜。而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杨国志就将《五牛图》与韩滉在达为官联系起来，试图揭开这个谜底。十几年过去了，杨国志走过很多地方，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他也时喜时忧，可是仍没有决定性结果。他用坚定的眼神告诉记者，无论结果如何，他都不会停止向前的脚步。
  杨国志与韩滉的《五牛图》结缘也是一个巧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时还在开公司的他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偶然听到有人提及韩滉的《五牛图》，并且针对这个话题，众位朋友还进行了短暂的议论。聚会结束后，朋友们都离开了，只有杨国志的脑子里堆满了疑惑：韩滉为什么要画《五牛图》？他作为一个地位显赫的官宦，在盛唐时期，为什么不去描绘宫中之事、帝王出游等宏大场景，而偏偏把画笔从宫廷延伸至市井，从台阁移至边塞，描绘闲适的田园生活？并且为什么画中是五头牛，而不是四头或是六头？杨国志后来查阅到史料记载韩滉家里一共有五个兄弟，有人认为五头牛就是指他们五兄弟，希望他们一家人能像牛一样任劳任怨地效忠于君王。然而杨国志又产生了疑惑，已经作为高官的韩滉为什么偏要以牛自比？这些与他当时的心境又有怎样的联系？这些疑惑一直遗留在他的心里，以至于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坚持不懈地深入到巴山腹地，潜心研究韩滉与《五牛图》。
  疑 惑
  有很多人都不知道，韩滉在唐至德初年（756年）时龄33岁，曾任通州长史（现达州市），而《五牛图》中的耕牛、黄牛、水牛、花斑牛等与他曾经在达州为官那段生活是密不可分的。韩滉在达州任上时严明清正，体察民情，率领百姓拓荒造田，兴修水利，颇有好的政声。
  然而韩滉的《五牛图》采用的载体到底是纸、绢还是麻？这是最令杨国志觉得好奇的问题，也是他这些年潜心考证的一个问题。如果是纸的话，大竹、达县都有丰富的竹海资源，有悠久的造纸历史；如果是麻的话，我们这一带是全国闻名的苎麻产地；是绢的话，达州也是重要的丝绸生产基地。带着这个疑惑，他多年潜心耕耘在大巴山这片沃土，多次进入巴山地区，以致到大竹进行考证。
  杨国志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建国以来，达州一直是全国最重要的耕牛基地以及苎麻最主要的产地。苎麻除了用于纺织外，达州先民曾用于造纸，除此之外，达州先民还用慈竹，也叫黄竹为原料来直接生产纸本。用黄竹生产出来的纸，质地绵实，吸水性强，适合作画，也就是如今达州市面上处处可见的、用于民间祭祀的草纸及黄标纸。然而这与《五牛图》所用的淡设色的黄麻纸本是不是同一类，其中又有怎样的联系？带着这个疑问，他开始了更深入的研究。杨国志拿着在大竹考证时从当地人手里买来的黄麻纸向记者诉说了这纸本的珍贵：“我那天找到大竹县指挥村烂泥沟的郭六全、郭江成，他们至今还保留着原始的造纸技术。他们的祖辈都是用当地的慈竹，也叫黄竹为原料来直接生产纸本。虽然我不能保证这个纸就是韩滉画《五牛图》所用的纸本，但是这个纸用着真的很舒服，我花钱让他多给我点，他都不肯，我也是很舍不得用，到现在为止我也只是用了两张。这个纸是他们祖辈留下来的，真的很舍不得用。”从他的多句“舍不得”中，不难发现他对手中难得的黄麻纸的珍惜程度。
  真 品
  杨国志还向记者透露，安然躺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五牛图》其实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坎坷，名画虽然已经回归祖国，但是经历了许多的颠沛流离，画面上已蒙满了尘垢，伤痕累累，更有大洞小洞数百处。这幅稀世名画流传到宋代时，一直被宫廷珍藏，但到了元代，经过战乱，此画被大书法家赵孟頫收藏，但韩滉的其他画作大都下落不明，流落民间。
  到了1951年，一位华侨托人给总理带信，称唐朝画家韩滉的惟一传世作品《五牛图》出现在香港，收藏者有意出手，他本来想从画商手中收购以献给国家，但苦于财力不足，迫切希望刚刚成立的能收回这件流失在海外的中国绘画珍宝。周总理接到此信后马上指示：派专家前去仔细鉴定，确定为真品后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回国内。经过几番反复，这幅一千多年前的稀世珍品在经过专家多次精心修复终于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关于博物院的这幅《五牛图》与存于日本大原美术馆的绢本《五牛图》孰真孰假的问题，也是杨国志一直在关注的问题之一。他认为，日本收藏的绢本，其画风用笔娟秀，而韩滉《五牛图》的绘画蓝本均是大巴山的水牛、黄牛，要描绘大巴山的水牛、黄牛体格的彪悍，那就应该用中国传统的粗线条来表现。中日两国均认为自己收藏的为真品，因而各执己见。日本认为韩滉既然为唐代的显赫官宦，而用绢作画在当时的唐朝极为盛行，所以韩滉理所应当用绢来作画，以此表明他的身份，但韩滉曾经在通州为官的这段历史及生活经历给了这个理论一个很好的反击。
  究竟孰是孰非？围绕这个问题，杨国志多年将自己置身于大巴山这片土地，希望能从韩滉所生活过的地方找到答案。杨国志也表示，我们也可以大胆假设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两幅材质不同的《五牛图》都是韩滉的真迹，一位画家极有可能将他本人的画作复制一次，甚至复制多次，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按照绘画界对真品的定义，那我们需要研究的重心便是究竟是纸本先于绢本而存在还是绢本先于纸本而面世。“要做这些研究必然将画迹拿出来鉴定年代，两个结果进行比较就知道谁先谁后了，如果作画时间能与韩滉在达为官的年代相吻合，关于《五牛图》纸本的争议也能进一步确认，然而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研究课题，靠个人的力量进行研究根本不可能。”杨国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