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一条辫子，有人自杀，有人被杀

福建省漳州府“角尾田里社”有一位岁贡生叫王乘龙，出生在鸦片战争之前，1912年也七十多了，精神还算健旺，应该也就是波澜不惊的一生。谁也没想到这个普通人的名字会出现在《申报》上。

《申报》上说，此人“奴隶性质到老勿衰”，所以各省光复，他面有戚色，长吁短叹。乡里人纷纷剪辫，王乘龙不议可否。族里人问他剪不剪辫？他说，不破坏，亦不赞成。到了民国开张，共和将成，王乘龙于1月14日“敬备香案向北谢恩，行三跪九叩礼毕，退归私室，写出五言诗一首，悬梁自尽”。

《申报》编辑促狭，在“谢恩”二字后面添了一个括号“（何恩于汝）”。其实岁贡生，年年也领朝廷的膏火费，虽然不过十几两廿两，几十年下来，也算得一种恩惠。不过《申报》编辑正在庆贺“第一共和元宵”的兴头上，这老学究未免触霉头，因为口口声声称之为“奴”，说他的死也是“以全奴节”。

新闻写到此并没有完。王乘龙的遗诗，也被拎出来示众，诗云：“毫发千钧重，山河一注孤。勤王心未死，结草赴京都。”读到遗诗，王的“友人李君”立即和诗一首：“毫发原无量，江山一旦倾，奴隶心未死，魂梦赴都城。”

从这首和诗可以看出，乡里族里，未必能容许王乘龙“各行其是”，剪辫与否，实为是否效忠新朝的分水岭，就算不像清初那样严令薙发，周边舆论也足以让人无所遁逃。鲁迅《风波》里写七斤是上城被人剪了辫去，回乡被老婆骂，乡里的读书人赵秀才反而可以只盘起辫子。从这则新闻看来，乡里也不平静，也是“毫发千钧重”，连“友人”都容不得你那隐性的不服从，上吊后还要写了和诗来追骂。

1月15日，《申报》登出王乘龙自尽消息的当天午后，一、二、三、四、五、六、七，赵元龙等七个上海人未曾剪辫，走到虹口吴淞路，被一、二、三、四、五……十一个广东人抓住，说他们是“满人奴隶”，一个抓一个，多出的人就去附近借剪刀。这种情势下估计周边住户愿不愿意都得借啊。于是咔嚓咔嚓，七条辫子落地。这下上海人不干了，扭住广东人要他们赔辫子。

租界不是乡下，这样的事自有捕房出面扣押众人，次日再送到著名的“会审公廨”，一般人称为“公共公堂”，由外国领事和中国官员会同审理。此时的上海租界，虽然从大清到了民国，会审公廨也经历了正副谳员卷款私逃的风波，驻沪领事团又差点儿接管这块宝地，但好在十天前沪军顺应民情，继续委任清末享有盛誉的“关老爷”关絅之为中方谳员。

会审公廨

审讯一开始，由“捕房代表”侃克律师先行申诉，他显然是扮演公诉人的角色，“称梁等不应用强硬手段剪人发辫，应请究办，以免效尤而生事故”，我不管你是前清还是民国，闹革命还是做奴隶，租界里若是可以随便剪人辫子，那还成个什么世界？

接着就是“各原告持发辫上堂诉明前情”，新闻并未提及被告的陈述环节，难道十一个人都低头认罪？还是他们被官威吓倒了？总之，在租界认可的规则里，因为热心革命而乱剪别人辫子是无法得到同情的。关絅之与会审的“美海副领事”商量了一通之后，判定梁少伦等十一名广东人“虽属热心，未免过激”，判令将梁少伦王阿春叶阿林钟维新（！）……等九人各关押六个礼拜，情节稍轻的两人，一个关一个月，一个关七天。

上海租界不能乱剪人辫。内地就不同了，江西湖口，也是在1月15日清晨，全县居民正在燃放爆竹，庆贺新历元宵，街上突然冲出数十名军士，手持快剪，将行人的辫子全部剪去（《申报》记者用了“豚尾”一词，立场非常明显）。其中有一位绅士高某，也被扭住剪了一刀，高某勃然大怒，怒得忘了这已经是在民国，发起前清的威风来，亲自跑到县衙，请冯知县究办匪类。

冯知县也被鞭炮吵昏了头，居然派差役上街拘了四名剪辫者到县衙，各自责了四百板！这一着，保全了绅士的面子，驻军杨统领又不干了，也亲自跑到县衙来，晓谕冯知县：剪辫一事，新已有明文，咱们都要遵行——注意，此时中华民国临时第29号公报里的剪辫通令“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按违法论”，尚未颁行，所以上海租界才敢判剪辫人监禁而释放被剪辫者，所以杨统领也只能指责冯知县“为些许小事迟行刑责，殊属不知大体”。

冯知县一听此言，“恍然大悟”，觉得这个剪辫子可能是个政绩工程，不仅连连向杨统领赔礼道歉，而且当堂发出二十柄剪刀，让差役“沿街剪发”。悲剧了！刚好乡民游某进城缴粮，被差役扭住要剪辫，他不像绍兴的七斤兄弟那么老实，愤起反抗，扭打之际，“铁剪尖端戳入喉际，立即倒地，血流如注”，死了。就连坚持主张剪辫的《申报》也不得不感慨“噫，惨矣！”

一自杀，一被杀，都只为一撮头发。这是发型任意、搞怪不拘的今日难于理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