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误国罪人，还是被毁的长城

编后语

历史上袁崇焕是否有子，尚存争议。按《明史》，“崇焕无子”，但《清史稿·富明阿传》则有不同说法。究竟何者为真相，还需学者分辨。

金庸先生作为“20后”，亲历阶级矛盾与外敌入侵并起的战乱时代，并于1948年移居香港。而《碧血剑》中，袁承志最终也选择避居荒岛做“化外之民”，远离了战火纷飞、明清鼎革之际的中土。

晚明乱局一发不可收拾，离不开明帝国糟糕的军政措施。在此笔者想“纸上谈兵”，聊聊明末，尤其是辽东的军事。

从万历末年，历经泰昌、天启和崇祯，辽东局势整体是越来越差，虽然有局部战役胜利，但整体局势是一直在走下坡路。

为什么造成这样的结果，恐怕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来自于明末士大夫的心态。除了极少数实干者，朝中士大夫普遍不能摆正心态，正确认识崛起中的后金势力。简单说就是明朝官员压根看不起后金，不能正视后金的军事实力。

因为你是夷，我是华，所以不管输多少回，输成什么样我也要跟你打，把你彻底从地球上抹去，任何想要和后金和谈的都是卖国贼、汉奸。如果国内局势太平，兴许还禁得起这么“折腾”；国内连年大灾，赤野千里、民变四起，此时的辽东就是一个黑洞，朝廷不停地在往里面填人、填钱。那么人和钱从哪儿来呢？显然还是要从中原内地征调，增加人民的负担。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孙子兵法》，开篇便是这么一句重要的话。而在明末士大夫的眼里，打仗仿佛变成了儿戏，没事就可以从国内敛敛十几万人、几百个武将就出去打，全军覆没之后下回再来。总是轻启战端，却又不重视战争，不好好打仗，岂有不输的道理？

如果从制度层面来看，军政、军令都集中于文官手中，一旦这个被指定的文官不会打仗、没打过仗，结局可能就不会太好。打仗不是仅仅带一帮人到前线砍人去那么简单，复杂程度和难度是临时指定的文官难以承担的。比如万历四十七年的萨尔浒大战，朝廷派曾经在朝鲜抗倭吃过败仗的杨镐担任总指挥，指挥四个总兵作战，导致了最终的大败。

于是，连绵不断的战火消耗着帝国的国力，辽东没填上坑，中原也成了窟窿，“民有偕亡之志”，陕地群雄并起。然而面对农民起义，明廷君臣还在犯同样的错误。我是天子，你是贼，我就是要“剿贼”，哪怕他大顺军势如破竹，哪怕我明知道南迁可以续命。一而再再而三，拘泥于“夷夏”“君臣”观念和颜面，罔顾实际情况，最终身死国灭，又去怪谁？

历数明末像孙承宗、袁崇焕、洪承畴、卢象昇和孙传庭这样少数几个很能打的文官，却是“偏差的幸存者”，而更多的则是像杨镐、袁应泰、王化贞和杨嗣昌这样不会带兵打仗的文官。外行指挥内行，让整个大明帝国最终滑向深渊。

参考资料

《明史》、《崇祯实录》、谈迁《国榷》、阎崇年《袁崇焕传》、樊树志《晚明史》、曾磊《论清朝对袁崇焕的历史评价》、刘伯涵《袁崇焕与孙承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