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真的慢吗

07-10 生活常识 投稿:管理员
从前真的慢吗


2011年,作家木心去世后,《从前慢》这首诗广为传颂:“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人们不由怀念从前,渴望回到过去那些古老漫长的时光,渴望车马悠然,行路迟缓。


“知道”(nz_zhidao)和你聊聊,从前真的慢吗?


奔走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疲于应对工作和生活,绷紧体内时间的绳索,在固定格子里守望单调的天空。这是现代普通都市人生活的缩影。


基于此,“慢”的理念近年来持续蔓延,渗透到生活的各方面,从慢运动、慢设计、慢旅游,甚至慢事、慢写、慢爱,到最近各大卫视推出的慢综艺。2011年,作家木心去世后,《从前慢》这首诗广为传颂:“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人们不由怀念从前,渴望回到过去那些古老漫长的时光,渴望车马悠然,行路迟缓。


但从前的生活,真的因节奏更慢,就更轻松吗?


在古代城市买房,压力山大 


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说过:“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这话一点不错,可随着人流不断蜂拥入城市,我们的栖息地也越发拥挤。1800年,世界上有2%的人口生活在城市,1900年,比重增至13%,经过若干年的岁月变迁,到21世纪,比重则达到半数以上。而据联合国2014年《世界城市化展望》修订版报告,到2050年,全球城市人口比例将至2/3之多。大城市节奏飞快,人满为患,竞争激烈,加之房租房贷,消费高工资低,鸭梨山大。


过于拥挤的城市所带来的是居高不下的房价,为了早日买房,人们不得不努力赚钱,去适应大城市的快节奏生活。然而,大城市高房价所带来的压力便是又一个“自古以来”。早在唐代,就已有人吐槽过城市生活的艰辛。白居易还是个无名小生初入长安之时,带着作品拜见文坛前辈顾况。顾况见其姓名,便打趣道:“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待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又改口说:“有句如此,居亦何难?老夫前言戏之耳!”意思是,你的诗这么好,定居长安有何难?我刚才是开玩笑的哈哈哈。可事实证明,顾况的戏言着实不虚,白居易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是只久栖长安的候鸟,租房十八年,还是买不起房,只好跑到郊区,也就是临近长安的今陕西渭南县买了一套宅邸。情况和现在的都市打工族相似,平日住单位,只有在假期休息日才有机会住在家中。


到了宋代,想要在大城市买房就更为不易了。北宋王禹稱《李氏园亭记》里,写到首都开封地价有如金贵:“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落笔虽嫌浮夸,这时期人们的购房史,却着实是N多把辛酸泪。欧阳修四十二岁时才在安徽买上房;苏轼更惨,买房花了二十多年,五十岁借了弟弟苏辙的钱,在江苏常州买了房,连儿子在首都开封结婚时的新房,都是情急之下找朋友借来的,为他心疼。但没有最惨,只有更惨,苏轼的弟弟苏辙,到了七十岁高龄,才在开封附近一座小城市,许州买了房;就好比今天,有人在北京工作,却把房买在河北。为此,苏辙还写了诗,应景哭诉道:“我生发半百,四海无尺椽”,“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他说,我都年过半百、头发花白了,还是没房子住,我已经够惨了,我的这些儿子居然还埋怨我。笔墨之下,尽是委屈。


除了“房奴”,也有“蜗居”。宋代陶谷《清异录》里记载,城市贫民的房子脏乱而逼仄:“四邻局塞,半空架版,叠垛箱笼,分寝儿女。”地方太小,没法放床,堆积箱子柜子,硬生生垒出了多层上下铺,才让儿女们睡下。


古代生活节奏并不慢 


《诗经·齐风·鸡鸣》中有云:“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鸣矣,朝既昌矣。”形象描述了古代都市上班族们的生活。从春秋时期起,公鸡打鸣时,也就是五点左右,人们就得起床去单位打卡了。打卡也分季节,春冬时节,早晨六点签到;夏秋两季,提前到五点半。


如今,迟到、早退或是缺勤,无非是扣工资,被领导点名批评,可在古代,惩罚措施就严重得多了,可谓是花样百出。


如果你是在唐代缺勤,轻则罚一个月工资,重则扣三个月,除此以外,大板伺候;旷工太多,会被革职,甚至入狱劳动改造。只要不小心睡过一天,一个月工资就打水漂了。


明代流行的是“打屁股”,无故缺勤会被施以“廷杖”,每缺1天打20小板,每满20天打100大板。据载,明代曾有官员因害怕迟到挨打,上班跑太急,不小心跌入河中淹死了。因赶着上班而丧了命,比扣三个月工资还要恐怖。


而在明朝之前的元代,有一例著名的“打屁股”事件。这个悲伤故事的主角,是著名书法家赵孟頫。当时,他在尚书省任兵部郎中,官职相当于现在的正司级干部。这时候,上班考勤制度非常严苛,规定只要上班铃声一响,人就必须到场。考勤官又是个不大看得起汉人的蒙古族人,叫札鲁忽赤。某日,不幸的赵孟頫居然迟到了,恰好撞在了枪口上,即使他万分不情愿,还是被揪住打了屁股。事后他本人哭诉:“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养其廉耻,教之节义。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说你们羞辱我,就是羞辱朝廷,羞辱国家,足以见其愤懑。但不论他如何辩驳,也改变不了“迟到面前人人平等”的现实。


那么,古代的下班时间是否更早呢?据清代《钦定六部处分则例》记载,京城上班族的统一“散值”时刻,即下班时间,是在春分后申正,秋分后申初,分别是在下午四点和下午三点。看起来虽然相当早,可事实上,由于古代交通不便,工作单位通常又离家很远,等到回到家中,往往已经很晚了。更何况,你以为古人就能准点下班回家吗?古人加班根本就是分内之事,上朝后的大臣不会直接回到自己家,而是前去自己任职的衙门做事。唐代更是有轮值夜班的制度。中书、尚书、门下三省的首长都要轮流值夜班,值夜班记录本会由直令史当日交给值夜班的人,第二天再收回。


苦逼的既买不起房又住得远的白居易,就曾写诗细数自己的艰辛,诗名直白,曰《晚归早出》:“退衙至逼夜,拜表出侵晨……几时辞府印,却作自由身?”意思是,我下班回去,已经是深夜了,第二天一大早,又要起来上班,什么时候能够辞职,当个自由闲人啊!但是,这也不过是发发牢骚罢了,白居易每天的生活,依然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上班的途中。


在白居易之前就吐槽过“上班苦”的,还有欧阳修:“十里长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马行迟。卧听竹屋萧萧响,却忆滁州睡足时。”(《集禧谢雨》)他四点多就起床了,听着五更的鼓声,冒着泥泞,急匆匆赶去上班,无比怀念从前在滁州时可以睡饱的日子。


可以说,古代上班族的生活,真是一部血泪史了,管理严格,倍具压力,又因为交通不便,来往劳顿,牺牲了许多休息时间。比起不断挤压休息时间挪给工作的现代,也是不遑多让,又哪里来的散漫轻松呢?


我们对于时间的这种焦虑感,亘古不变。正是由于永远赶不上此刻不断流逝的时间,我们才希望它能够慢下来。昆德拉曾在小说《慢》中提出一个存在的公式:“慢的程度与记忆的强度直接成正比,快的程度与遗忘的速度直接成正比。”“从前慢”,正是这样一种,对无法再倚身的过去的乡愁。慢的不是从前,而是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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