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作为江苏省会的苏州丨近代史论语
以今天来讲,江苏省的“省会”固然是南京;但就历史来讲,其“首府”应该是苏州。扬子江割裂了江苏的自然境域和人文融合,但这似乎并非仅仅是天然环境造成的局限,其中可能有着人为的分治理念。
目前许多文章(尤其是网文)多谈及这一问题,但总给人隔靴搔痒的感觉。大概差不多二十天前,碰到一些杂事颇不顺利,愤懑之余写字疗伤,于是有了这篇看似散乱但满满都是干货的舆地文章。
1.
每个省市似乎都有一些谑而不虐的外号,比如,江苏就被称之为“大内斗省”。熟悉内情的朋友都知道,“内斗”可能不过是句玩笑话,而若以长江为界而分南北的话,那么苏南苏北的地缘隔阂和人文隔阂确实很深。
这当然首先是由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江苏境内,横跨长江的几座大桥,除了著名的南京长江大桥外,其余的润扬、苏通等,是近年来才贯通的。也正是地理条件的局限,苏南苏北之间的铁道线也很少,两地之间的直达班车更少。
除去这个自然地理因素,还有一个人文地理因素经常被人忽略,那就是苏州虽然长期作为江苏的省会,但其管辖范围恰恰只在苏南,而整个苏北地区由驻节南京的两江总督直管。也就是说,咱们江苏,事实上在民国之前,整整明清两代从未真正属于同一省政范围。
这事儿先要从明朝初年说起。明太祖朱元璋起兵于陇亩之间,手提三尺而以布衣定天下,当然自得于“天命所归”。他尤其将两个地方视为“龙兴之地”,特别注重其安稳富庶。一个当然是凤阳,他出生于此,成长于此,又投军于此,因此凤阳可以说是其发迹之地。
另一个就是南京。
元代的南京叫作“集庆”,朱元璋领兵攻下之后,改名“应天府”。当时朱还算是小明王韩林儿麾下的一名高级将领,但“应天府”之称暴露出其不臣之心。因为北宋曾设应天府(于商丘),定为南京。也就是说,凡叫这个名字的地方,隐然已经成为了国家的另一个首都。果然,朱元璋自立为皇帝而创建明朝后,定南京城为首都。有明三百年间,南京(也就是应天府)一直是全国事实上或名义上的首都。
朱元璋去世后其嫡孙建文帝继位,没几年就被叔父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赶走,不知所终。(后来有研究说他长期隐居于苏州木渎的穹窿山,托庇于道衍和尚姚广孝而善终,这是后话。)朱棣曾封为燕王,长期坐镇北平,对那儿比较熟悉。其篡位后,逐渐将政治中心北迁,将北平改名为“顺天府”,定为北京。此后明清两朝,北京一直以“顺天府”的名义而成为中国的首都。
朱棣的临时性迁都到他儿孙手里逐渐固定,于是,应天府仍作为陪都而设六部等机构。朝廷将其畿辅重地设“南直隶”,以拱卫南京。为管理南直隶这块广阔又富饶的长三角区域,朝廷设立两位巡抚,所命名的依据当然是朱明王朝的龙兴之地:凤阳巡抚和应天巡抚。
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两位巡抚的驻所应该就是凤阳和应天(南京)。其实不然。因为凤阳交通不便,因此实际上凤阳巡抚的驻所是今天的泰州。而因为南京也算是陪都所在地,不应再设省会,因此应天巡抚的驻所改到了苏州。
再说辖区。南直隶的整个行政管区,差不多就是今天的安徽、江苏、上海。凤阳、应天二巡抚,正好“划江而治”,一北一南。也就是说,凤阳巡抚的管区是今天江苏和安徽的江北部分,应天巡抚的管区是今天的苏皖江南部分和上海市。
到明代中后期,除了官方文件,“应天巡抚”这个名词已经渐渐消失了,民间一般都称之为“苏州巡抚”或“苏松巡抚”——“松”就是松江府,同样是经济实力能够同苏州比肩的吴越重镇。
苏州巡抚衙门,就在今天的书院巷,明清两代都是如此。其旧址原为鹤山书院所在地,明代永乐年间改为衙署。自明宣德设巡抚到清末,近五百年间曾有不少名臣治事其中,诸如周忱、海瑞、汤斌、梁章钜、张伯行、林则徐等。
就行政区划来说,明朝的苏南皖南算是一体。按照自然地理来说,由徽州山区而进入平原,一般都会沿新安江北上而到达杭嘉湖,因此,杭州同徽州的地缘关系理应更加亲密。但是,由于明代的徽州同苏南算是同一省份,因此,大量徽商循此政治地理界限而迁居苏州,一直到清代还是决定我们苏州经济命脉的重要力量。这是政治(行政)地理高于自然(人文)地理的显然的例证,可惜之前研究的人不多。
到了清初,朝廷当然要废除南京的首都地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应天府”也只能改为江宁府(从此,“南京”只是个民间习称而不再是官方称呼)。既如此,“南直隶”也就改称为“江南省”了。清廷在南京设总督,总绾江南、江西两省的军政民政事务,被通常称为“两江总督”。
2.
到康熙六年(1667)——这是个划时代的年份,至此,江苏省正式诞生——朝廷分江南省为二省。西半部有安庆府徽州府,因此叫“安徽”;东半部有江宁府苏州府,因此叫“江苏”。
——但是,在清廷官方文件中,“江南省”虽一分为二却并未废除。理论上来讲,苏皖在清朝并不是单独省份,不过是“江南省江苏部分”和“江南省安徽部分”罢了。
在应天府改名为江宁府的同时,应天巡抚也改名为江宁巡抚,驻地仍是苏州。到1667年江南分省,江宁巡抚也改为“江苏巡抚”。照说其权力范围应该延伸至整个江苏辖区了吧?但朝廷仍然一因其旧,还是管理今天除了南京以外的苏南部分和上海市。也就是说,自此之后的江苏巡抚只是半个省长,一直管辖的就不过是半个江苏。
清廷的地方行政模板沿用明朝模式,还是总督→巡抚→布政使这三级管理制度。江苏巡抚手下的布政使也只能管辖苏南上海,因此全称是“江南苏松常镇太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其辖区是江南省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和太仓直隶州。
而江宁府(南京)和苏北的最高长官,是两江总督。江督名义上位高权重,在政治上仅此于直隶总督,而排位于全国督抚之第二。但其实权,也不过就是管个苏北地区而已。他手下也应该有个布政使作助手。因此朝廷命安徽布政使常驻南京,协助江督管理苏北民政财政。
这样奇特扭曲的管理格局延续了近百年。直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廷命安徽布政使回驻安徽省会安庆,并基于江苏境内“钱谷殷繁、事宜众多”的实际情况,在江宁府增设布政使一员,以辅佐总督。次年二月正式定制,驻江宁者为“江南江淮扬徐海通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简称“江宁布政使”——其辖区是江南省的江宁(南京)、淮安、扬州、徐州、海州(连云港)、通州(南通)等地。
在清朝,督抚同城屡见不鲜,比如湖广总督和湖北巡抚、云贵总督和云南巡抚同城而治。但是督抚分治一省,手下还专门配备布政使的现象,只有江苏如此。在光绪之前,一般总督以军政为主,切实管理民政并还只管得到半省民政的,只有两江总督;同样,作为巡抚而只有半省民政财政管辖权的,也只有江苏。也就是说,我们苏州在明朝是南直隶的省会之一,清朝是江苏省的省会之一,六百年来,却不过维持着“半个省会”的命运。
这当然不是清廷的颟顸迂腐,而是苏南在政治、经济、贸易、民生、财政、文化上,实在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苏州一向是状元渊薮,翰林之乡。明亡之后,许多士大夫不愿出仕,成了“遗民”。而清朝政体毕竟循前明惯例,以文治为主,地方主官多为读书种子,对于这些遗老遗少颇为敬重。这就使得朝廷对于苏南一直疑虑重重,认为非派精明干练之大员不足以镇住局面。而文网严密则必须集中能量,因此,苏抚有限的时间精力就只能管理苏南一隅了。
就经济方面来说,随着海外贸易的成熟深化,由欧洲商人带来的银元逐渐代替之前的铜钱和白银,成为乾隆末年苏南的通用货币。对于这新生事物,朝廷一方面保持谨慎的欢迎,另一方面也必须保持密切观测,以避免银元、铜钱、银两三者之间的兑换失衡导致米价飙升,影响全国的民生民心。因此,也需要那些精通财政的能吏坐镇苏州而监控苏南。
江苏这种“划江而治”的格局贯穿了整个清中后期,强化了南京和苏州各自的省会地位,但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江苏各地的“省籍认同”。较之远在长江以南的苏州巡抚,江北各地显然更亲近南京省城;同样,苏南人民对江北府州既无交流接触,也就谈不上好感恶感。
一直到今天,因为历史原因,江苏省内居民因明清两朝六百年隔膜,相互认同度仍然较低,可见“大内斗省”由来有自。这大概也跟我们苏州于清代只是“半个省会”也大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