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部分人都是边缘人

作者 | 李欢乐

2017年北京的冬天尤其寒冷，蔓延开来的不信任感和创伤体验如雾霾般漂浮在城市上空。生活在这里的人，大多被阶层、年龄、性别、学历、本地人/外地人贴上标签，标签代表身份或定位，而分类带来的只有更紊乱与狭隘。

我身边的朋友，很多出生、成长、读书、工作都在不同的城市，由身份认同产生的焦虑感一直伴随着他们。而我，第一次为自己的“异乡感”找到准确定位是读到茨威格的话“仿佛每一次呼吸，都要对一个陌生民族感恩戴德似的，因为自己呼吸了他们的空气。”

“我家在怀柔，不在北京”

林木家在北京怀柔区，在别人看来，他就是个北京人，但他自己却没有这种感觉。学校在西三环，大学四年，每次从家到学校单程两个多小时，对他来说，上学是“进京”或“进城”。因此土生土长说话带着北京腔的他，并没有把自己当成北京人。

“怀柔和北京城里，感觉像两个城市，怀柔的消费和工资水平都比市区差很多。我妈是当地的中学老师，工资挺低的。毕业之前我纠结了挺久，是留在北京还是回来，后来还是回怀柔了。你看，我妈在怀柔当老师，我也回怀柔当了老师，将来说不定再娶一个怀柔的老婆，这一辈子可能就在这儿了。”

林木是典型的北京男孩儿，爱贫嘴，性格活泼开朗，其实他特别适合当老师。选择回怀柔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觉得要帮父母照顾家里的老人。

虽然林木也会羡慕朋友圈里其他同学的“城里生活”，但既然主动选择了安稳和家庭，也没什么好后悔的。

“离开国企我选了条难走的路”

梁远属于最早玩豆瓣的那批文艺青年，但他并不喜欢“文青”的称号。“你说抱着漫威和DC漫画看的人，到底哪儿文艺了。”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梁远顺利进入了家乡江苏的一家国企，福利待遇都好，他也受领导赏识，但沉闷的小镇生活让他越来越压抑。四年前，他辞掉工作，来了北京。

梁远说自己是典型的“小镇青年”：小地方来的、有点抱负和理想、不甘平庸，把北京当成追梦的地方。刚来的时候他辗转换了几份工作，好几个人挤一间出租屋，但心情就像《开往北京的火车》里唱的那样，提及“未来”，心里很轻盈。

这几年梁远换了几份工作，家也搬了几次，他并不想把住处说成是“家”。现在几乎每天加班到十一二点，人变得特别麻木，习惯了公司和住处两点一线，很多爱好也没时间和心思搞了。这种感觉并不是所谓的舒适圈，反而很凝滞，他觉得焦虑。

几年前他在豆瓣建的第一个相册名字叫：但愿人长久，波多野结衣。里边放了十几张这位女星的照片，穿衣服的，现在相册已经很久没再更新了。他的主页个人介绍里写到：所有生活都是合理的，我们没有必要相互理解。

“其实在北京生活挺累的，我都快30岁了，有时候想想这种坚持是否有必要。最近有了点新想法，说出来你别笑啊，我打算再积累一段时间，开家卖玩模的店，我挺擅长这个的，也慢慢摸出点门道。”

提到真正喜欢的东西，说自己麻木的梁远眼里又有了光。

“户口=通行证=安全感？”

明年毕业的方艺已经得到了北京一所高校辅导员的工作，与此同时还有包括了北京户口。

方艺是个学霸。从高考大省河南来到北京，又顺利保研上了人民大学。对于自己马上要成为“北京人”这件事，方艺只是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终于定了下来。

来北京七年，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里，之后的工作还是在高校，生活相对简单。方艺鲜少出现“精神危机”，为数不多的一次是本科的时候男朋友和她分手，理由是毕业后对方要离开北京，没有异地恋的勇气。

那个时候方艺才突然意识到，其实自己根本不在意留在什么地方，有没有北京户口，身边的这个人是她所有安全感的来源，甚至胜过缥缈的未来。

以后就成了北京人了吗？方艺不觉得，她也没什么概念，只不过，多一点现实的安全感也不错。

“时间一枪打在我身上”

今年满40岁的Lisa是北京一家外企咨询公司的高层，有个恩爱的老公，两人决定不要孩子。

不惑之年，Lisa开始积极关注自己的精神需求，去世界各地旅行、禅修、接受心理咨询。她觉得一切都很好，想要的都有了，而且还在一直往前走。

Lisa的父母是外地人，但她从小在北京长大。时间一枪打在了她身上，一晃眼40年，最近几年她开始思考自己与这个城市的关系：好像有很深的连接，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北京在自己的印象里居然很模糊，逢年过节回老家宁夏，那个偏僻的西北小城反而更亲切。但北京还是最适合她的，这里能提供便利的生活，功成名就的满足感。

Lisa对“自我”感到好奇，她说“北京纷繁缭乱，认识自己需要很漫长的时间。”

“来北京后，我再没去过别的地方”

小洁十几岁就跟父母从湖北来了北京。她在这儿认识了秦朗，两人去年结的婚，一起经营一个报刊亭。因为靠近学校和居民区，生意还可以。来北京之后小洁几乎没回过湖北，也再没去过别的地方。

报刊亭之前也卖烤红薯，后来全市加强了监管，不让卖了。十月初说要检查，报刊亭被关了很久，后来又允许继续开。“只能按要求做。”生存是当下的全部，但没有人在意他们的损失。

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小洁觉得自己仍然不属于这里。

看到各种社会新闻，夫妻相互也感慨，也气愤，但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待在绿色的报刊亭里，看着这个城市来来往往的人。他们俩最大的愿望是“好好干，北京别赶我们走。”

秦朗不太爱说话，他喜欢看书读报，“今天的热点明天就无人问津了。”

纪录片《天地玄黄》里，导演带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的问题，走遍了世界各地，从自然到人类社会，从远古到工业文明。镜头里给出了各种答案。

对北京，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

埃里克森在一篇写移民的文章中提到“当今时代的身份认同”，他说工业社会里，越来越难以培养出“把被动变为主动”的心理机制，“这个机制是维护人类个性的关键机制，因为这个机制使人们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中得以维持和恢复具有中心性、整体性和主动性特征的个体地位”，也就是所谓“身份”（identity）。

在一个是非难辨、强权和敌意的环境下，人的“整体性”会遭到破坏，没有一个安全基地可以让人更好地发展自身的潜力，人们会情绪化、要求非黑即白、产生身份焦虑。

在北京，大部分人都要直面身份焦虑，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处在城市的边缘，但焦虑的背后也潜藏着生长的可能，它意味着从焦虑中蜕变和成长。这个受到应激障碍的社会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