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研究的文化性
【内容提要】在讨论国际传播研究的知识论与方法论时，我们应该一方面拒斥“普适性的帝国主义”，一方面排除“特殊性的偏狭主义”。作者在检视“发展传播学”的方法论以后，认为极端化约的实证主义漠视跨文化差异，容易导致“以西方为全球标准”的理论。作者呼吁以韦伯式的现象学路径为基础，重建国际传播的知识论和方法论，先从分疏具体“在地经验”的内在理路开始，不断上升抽象阶梯，以至于与相关文献互动，或参考之，或诘难之，最后既要充分诠释层层在地经验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更要辩证地建立具有文化特色、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视野”。唯有如此，才能以世界主义的开放心灵，与西方文献平等对话，彼此渗透，相互滋长。
【关键词】国际传播 在地经验 全球视野 现象学 世界主义
今天的世界实际上是个混杂、迁徙与跨界的世界。
——萨伊德（Edward W. Said）
从特殊性入手，可以上升到普遍性；但从普遍性，就无法回去直观理解特殊性了。
——兰克（Leopold von Rank）
一、前言
一位著名英国学者问我，在美国中西部大学教国际传播这么多年有什么心得。我半开玩笑，回道：“美国学生老把他们的国家摆在‘国际’的对立面，而不是‘国际’的一部分。因此，‘国际’学生是‘外国’学生，‘国际’传播自然就是‘非美国’传播了。”北美职业棒球队的年终赛号称“世界杯”，仿佛美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美国。“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之为“国际”，不外是每四年选一个“海外”大都会的希尔顿或喜来登酒店开一次年会罢了。该会一向以美国人为主，如今外籍会员已攀达42％，我认为这是“收编”更多外国人做美式研究，而不是酝酿着一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静默“革命”。唐宁（Downing， 2009）调查美国大学采用的导论教材及课程内容，结论是“愈走愈偏狭，而不是朝国际化的方向走”。布迪尔（Bourdieu， 2001）批评以西方价值当作全球标准是一种“普适性的帝国主义”（the imperialism of the universal）。这个“以西方为全球”的霸道模式，其实源自西方的特殊语境，我模仿他称之为“特殊性的偏狭主义”（the parochialism of the particular）。
有些学者疾呼“传媒研究必须国际化”，他们尚未完全同化于美式主流研究，又有“跨文化”或“多文化”的经验与身份认同。唐宁（Downing， 1996）质疑，传媒研究大抵来自少数政治稳定、经济富裕的民主国家——它们得天独厚，深具新教背景，又有海外殖民的纠葛，岂能概括第三世界的经验？科伦（Curran & Park， 2000）最早提倡传媒研究“去西方化”（de-westernize），以纠正“西方传媒理论仅仅关注自己而眼光偏狭”的弊病。科伦（Curran， 2005）左右开弓，攻击美国新闻研究只顾向内看，又批评欧洲中心的传媒和文化理论妄称有普适性。屠素（Thussu， 2009）与汪琪（Wang， 2011）也做了一些“去西方化”的努力，尽管所收论文的水平未免参差。大致上，发出“去西方化”微音的多半是非主流学者（也有例外，如科伦），只有位处边缘，才愿意跨界去交叉联结不同的知识领域。
冷战结束后，美国政治的胜利意识高涨，文化情结志得意满，与“国际传播国际化”的呼声形成尖锐的对比。美国宣称注定要领导“世界新秩序”（Nye， 1990），一意要把象征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延伸到全世界。“全球化”的口号高唱入云，非但没有促进国际或跨文化的对话，反而变成美国外交利益的潜台词 ，为其“天命论”披上一层浪漫的理论外衣。例如福山（Fukuyama， 1992）声称，20世纪里自由主义先后击败了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 ，自由主义成为“历史的终结”。亨廷顿（Huntington， 1993）冷战期间倡导现已破产的“现代化理论”，冷战结束后又提出“文明冲突论”，论点简单化约，极尽夸大西方与儒家、伊斯兰文明冲突之能事，仿佛这些文明既铁板一块，又一成不变。亨廷顿关注的不是如何化解文明冲突，而是担心文明冲突会对美国利益与西方价值带来潜在威胁。”全球化”的进行曲敲得震天价响，但国际传播却不太“国际化”。
在这篇文字里，我首先要论证：极端的实证方法论忽视“文化性”，把文化特殊性（specificity）扭曲为抽象的普遍性（generality），强加西方的世界观于全世界，成为普遍的实践标准。接着，我愿意以个人的知识生涯为例，检讨美国国际传播范式的问题。然后，我呼吁重新审视韦伯式的现象学，探讨它对国际传播研究有何启示，从而认真对待文化意义的问题，而非仅将文化视为社会或心理因素的前因、后果或残余变项。
在进入正题以前，必须说明几点：
第一，我们不全盘接受西方支配性的观点，也反对抱残守缺的本土观点。萨伊德（Said， 1995：347）说，文化与文明是混种的，异质的，“彼此紧密关联，相互依赖，无法简单刻画它们的个性。”在一端，类似福山（Fukuyama， 1992）与亨廷顿（Huntington， 1993）占据话语霸权，以致封闭了另类思想与平等对话。另一端有李光耀的“亚洲价值”等等盘踞，都自以为是，傲慢自卑，是抗拒自由民主的逆流。过犹不及，两种立场都不可取。第二，普遍性与特殊性间有辩证关系，社会科学是处理这种关系的一门艺术：一味抹煞特殊性造成霸道的学术殖民；但一味诉诸特殊性，毫无普遍意义，必然一事无成。文化解释赋丰富的具体性以生命，使具体性与普遍性蓬勃地辩证互动；而凸显具体性，正可以使普遍性更加生动活泼。第三，社会科学在西方两百年不到，中国于19世纪末引入社会科学以后，社会动荡与政治干扰频仍。传播学在中国尚在襁褓阶段，有待摸索它的语言与典范，思考它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我们当然应该鼓励中西交流，但必须取精用宏，无损于文化根基。
二、美国主导性范式的陷阱
20世纪70年代初，我有缘接触到一系列“发展传播”显学的名著，于是一脚踏入年轻的国际传播领域。引领这个范式的学者冷纳（Daniel Lerner）、施拉姆（Wilbur Schramm）和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都以现代化理论为圭臬，试图解释传媒在国家发展的角色与功能。”现代化理论”是美国社会科学家在鼓励下所构建的，认为经济成长是促进政治民主化的关键，完全符合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思路（Diamond， 1992）。二战结束后美国推动”马歇尔计划”，拉拔欧洲各国从废墟中重新站起；东西冷战开始以后，美国全球扩张达于巅峰，在第三世界推动“国家发展”项目，以经济发展为主轴，防止国际共产主义蚕食鲸吞。
（一）冷纳：《传统社会的消逝》
施拉姆与罗杰斯坦承受惠于冷纳的理论，施拉姆（Schramm， 1964）是影响深远的二手研究，我打算聚焦于冷纳与罗杰斯，并从冷纳（Lerner， 1958）的先驱著作《传统社会的消逝》开始。此书在国际传播领域公认是经典之作，左右了学术方向和问题意识至少二十年，但在社会学现代化理论群中地位却不突出。我将集中讨论冷纳如何“索证”以自圆其说。
20世纪50年代美苏两国在中东角逐宣传战，哥伦比亚大学做问卷调查，证明美国轻易胜出。冷纳（Lerner， 1958：46）根据调查资料再分析，提出一个现代化的模型：
工业化愈高，都市化也愈高；都市化程度高，将带动识字率成长；识字率提高，接触传媒程度上升；接触传媒程度上升，可望提高公众在政经生活的参与。
冷纳的论旨很简单：一个社会要告别传统，步入现代，人们必须摆脱传统宿命论的桎梏；要摆脱宿命论，就要培养所谓的“移情”（empathy）能力，也即是“精神的流动性”（psychic mobility）。这是一种现代化人格，令人敢于想象宿命以外的角色与情境。传媒无远弗届，正是移情作用的“魔术扩散者”（magic multiplier），洵是社会变迁的关键触媒。只要人人具备移情能力，整个国家自然就从传统踏入现代化的门槛了。
学界对冷纳理论的批评，过了这么多年，大致已经耳熟能详，举其要者包括：第一，传统与现代错误截然两分，但除非传统与现代有机综合，否则无法创造发展；第二，他运用简单的社会心理学概念（移情能力）解释宏观的社会变迁，以致漠视社会结构僵硬的因素、全球霸权、帝国主义与后殖民情境；第三，他错误地假设西方现代化的路径适用于全世界；第四，“后进”第三世界与“先进”欧美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不同的结构条件（Lee， 1980：17-24）。
冷纳相信，现代化进程是直线的，美国只不过走在中东前头，中东将来必步美国后尘；他断然宣称：“一言以蔽之，美国是怎么样，中东追求现代化，就是希望变成美国那样。”（Lerner，1958：79）美国经验不止适用于地理上的“西方”，更投射成为全球行之有效的模式。当新兴国家有人怀疑美国经验是否适合，因而呼吁建立另类模式时，冷纳毫不妥协，痛斥“种族中心的窘境”是“现代化的重大障碍”（Lerner， 1958：ix）。然而他的现代化直线发展论毕竟是背驰史实的：历史社会学家穆尔（Moore， 1967）揭示，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英、美、法、德、俄）其实是崎岖而殊途的；提利（Tilly， 1975）指出，西欧民族国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经过了榨取、镇压与强制的血淋淋过程，今天得到这个好结局是始料所未及的，这种好运未必能够再复制。
回到方法论上，我最关心的是他如何举证，以圆其说。他属意在“多样性中寻求统一原则”，此话何解？“透过说明事物的规律，我们记录现代化的过程；透过指出偏差，我们可以将各国放到适当的阶段。”（Lerner， 1958：77）换言之，他为了建立普遍性，不惜抹煞差异性，把“例外”消解于普遍规律之中，这是实证主义一般的处理。在哲学上，他的举证方式是一种“目的论”，充满了循环逻辑，先有结论，再找证据。他模拟一个金字塔式的“现代化”（也就是：西化）指标，土耳其与黎巴嫩高居塔尖，埃及与叙利亚夹在中间，而约旦及伊朗则垫在塔底。为了“证明”这个先验模型的正确，他分头写了6个国家的个案叙述，文笔雄健，故事生动，受到著名政治学家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在书的封底页赞誉为“引人入胜”。作者所写每一个国家的案例，其实混合了史实、奇闻轶事及二手数据的分析，他用这个方式“建构现代化理论，刻画所有中东民族必经之道”。
在方法论方面，我要提出三点评论。首先，作者显然先入为主，有了结论，再在各章节穿插各种有趣生动例证。但例子通常充满片面性，容易以偏概全，纵然巧为既有立场自圆其说，却无力证伪。其次，作者承认，在比较各国经验时采取“相当的自由度”，他选的个别议题因国而异，这样做旨在“讨论传播、经济与政治行为间的显著关联”（Lerner，1958：103-104）。每个国家的故事单独看都精彩，但6个国家合起来一道比较，无论选择的事实、强调的题目以及证据的解释都甚为随意，这样得出的“显著关联”实欠严谨。重读此书，我强烈感觉到他的假设就是结论，结论就是假设，理论殿堂建筑在动摇的经验基础上面。最后，作者一味追求“多样性的统一”，以常态象征现代化，不合解释体系的“异例”则归为“未现代化”国家。然而，与其轻易抹煞这些“反证”和“异例”，何不引为重新思考理论的契机？作者从不承认他的理论是有瑕疵的、片面的，甚至错误的。如果他肯仔细思考“反证”和“异例”的背后，也许就不敢硬撑“现代化直线发展”的假设与结论了。
（二）罗杰斯：创新扩散
有学者以“看不见的学府”为喻，研究“创新扩散”学术群体网络的形成、流程与互动（Crane，1972），可见这个范式曾经发挥重要的影响。《创新扩散》一书流传广泛，在四十年的学术生涯里，罗杰斯连续增订五版。他建立一套“通则库”（propositional inventory），说是为经验证据与理论概念搭桥。第一版（Rogers， 1962）整理了405篇文章，以美国与欧洲研究为主。第二版归纳了1500篇研究，提炼103个命题；随着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显著增加，作者自信满满，此版冠上“跨文化取径”的副标题（Rogers & Shoemaker， 1971）。第三版从3085篇案例中筛选出91个命题，其中30％的研究来自发展中国家，作者宣称他的书愈来愈没有文化偏见。到了修订第四版（Rogers，1995）时，文章繁多，不及细载，只能估算为4000篇。在他辞世以前的第五版，估计累积至5200篇文章（Roger， 2003）。
“通则库”的结构风格独具，保留在前后五个版本中。我最初接触此书第二版（Rogers & Shoemaker， 1971），每个命题更附有“评分表”（其他版本取消了），印象深刻。例如在该书第五章中：
早采纳（创新）的人比晚采纳（创新）的人更可能是意见领袖（共42篇，76％支持；另13篇不支持）。
早采纳（创新）的人比晚采纳（创新）的人更可能属于具有现代规范的制度（共32篇，70％支持；另14篇不支持）。
当时我刚进入研究所的门墙，接触到这些意简言赅、貌似科学的推论，立即被吸引到国际传播的领域（后来罗杰斯一度成为我的业师）。若干年后，我才逐渐接触到其他学者的批评。有学者（Downs & Mohr， 1976）批评罗杰斯那些命题晦涩难解，因为经验支持度太不稳定。罗杰斯（Rogers， 1983：132）回复道，比起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创新扩散的稳定性毫不逊色。这个辩护也许不无道理，但我不禁怀疑，他参考的文献来自五花八门各领域，在综合的过程中是否有意无意尽量磨平经验证据的矛盾，以提高命题的稳定性。又有学者（McAnany， 1984）指责罗杰斯的命题太琐碎粗糙，无助于理论建构，这个批评更伤筋动骨。就本文所关注的方法论范围而言，我倒是想问：如果一个通则出现许多“异例”，是被当作一般的“例外”打发掉，还是应该以此为鉴，借机批判或反省理论假设的有效性？
尽管创新扩散的许多研究源自发展中国家，但整个文献既缺乏“比较的”视野，也不是真正意义的“跨文化”研究，而是径自在海外前哨复制美国的理论预设、框架及世界观。例如，罗杰斯（Rogers & Svenning， 1969）由美国国际开发总署资助，采用相同问卷的译本，在巴西、尼日利亚、印度与哥伦比亚做调查，探讨传播对农民所造成的影响。他们难道假定国家脉络间没有文化意义的差异，就是有也无关宏旨，否则怎么会在异地散发相同的问卷？罗杰斯在《创新扩散》各版中曾小幅修正他的理论：第一，他批评主流范式忽略“创新扩散”的负面功能，以个人为单位，没有注意到结构的制约（Rogers， 1983）；第二，他提出汇合模式，以取代线性扩散模式（Rogers， 1995）；第三，他增添新议题（如网络、艾滋病、恐怖主义等）的扩散过程（Rogers， 2003）。这些技术性的修修补补，实在无补于大局，对“现代化理论”的诘难者未免隔靴搔痒，完全没有回答他们提出的根本问题。
在方法论上 ，“比较研究”必须通过三个考验（Smelser， 1976：166）：首先，不同的社会能否比较？其次，抽象的概念在不同社会是否对等或同义？最后，用以衡量概念的经验指标在不同的社会是否对等或同义？任何研究都必须照顾到概念与经验的效度和信度，但比较研究必须更进一步考虑不同的社会文化脉络如何影响到理论与经验的联结。以此标准衡量，“创新扩散”的过程俨然是单一的，放之全球而皆准的，不因社会脉络而改变。论者可能辩说：罗杰斯（Rogers， 2003）的书搜集不同文化的许多案例，怎能说是漠视文化差异？然而，如同冷纳对个别国家的描述，这些案例即使再盎然有趣，也都带有高度的选择性；作者只会选择符合既定立场的故事，不会选择相左的例证，更不会从“跨文化”的高度省察理论或方法的预设。
总而言之，知识一般由中心扩散到边陲，由已发展国家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从西方扩散到东方。学术霸权不能单靠强制胁迫，而是靠制约“从者”一些核心信念及预设，使之心悦诚服地接受，或视为当然；一旦“从者”把信念或预设内化甚至制度化以后，则强化知识上的依赖，再也无法产生有意识的反省、抵抗或挑战。“创新扩散”的影响力在国际传播日渐式微，但在市场营销、公共卫生与农业推广等应用领域仍然维持不衰。此外，它在全球中心的影响日渐消退，但在边陲国家仍颇具权威。第三世界如此缺乏自信与警觉，正是彰显了学术霸权的根深蒂固。倘若“后现代转向”有何积极意义，那就是“去中心化”与“多极中心”未尝不可能，哪一天边陲也可能成为中心。因此，维持学术警醒及文化自觉，就显得特别迫切而必要了。假如海外研究只一味替美国中产阶级的世界观背书，“跨文化”研究还有什么价值？
三、韦伯式的现象学研究取径
综上所述，冷纳量身打造中东各国的案例以圆其说，罗杰斯抽绎的结论率皆“一方面……另一方面……”模棱两可。他们都映照了美国主流的意识形态，理论框架里“跨文化”的意义是枯竭的。为了纠偏补弊，我以为国际传播应该回头多重视韦伯式的现象学取径，获取知识论和方法论的灵感。这个路径先由社会演员（社会行动者、当事人）入手，解释他们自己所创造的“跨文化”意义，描写深层的动机及复杂多端的结果，并允许不同“跨文化”的解释社群建构多重的社会实体。
（一）“意义之网”：因果与意义
实证社会科学以自然科学为张本，旨在将复杂的社会现象化约成少数变项，建立其间的因果关系，组成精简的结构，企图以最少的因素解释最多的现象，若能用数学公式呈现出来尤其高妙（Luckmann， 1978）。解释性社会科学受到人文学科的启发，旨在以“深描”（Geertz， 1973）的方法照明威廉斯（Williams， 1977）所说的“感知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s）内层层叠叠的复杂意义。怀海德（Alfred N. Whitehead）形容实证主义是“追求简约，然后怀疑之”，意思是：既要寻找那个最精简的结构，却又戒慎恐惧，不断自我否定，生怕找错那个结构。卡瑞（Carey， 1992）把这句话俏皮地翻转为：“寻求复杂，并赋予秩序”，人间事物不止因果关系，还牵涉意义的问题；而文化意义千头万绪，复杂万端，不但不能简单化约，还应该用浓彩重墨，细致地刻画并剥解其层层的意义，使这些丰富的意义结构井然有序地呈现出来。韦伯式的现象学试图平衡科学与人文的两个传统，为国际传播“国际化”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提供重要的基础。
韦伯从未刻意发展他的方法论，而是在与其他学派辩论时逼出来的。我们讨论韦伯的方法论，当然不能跟他的实践截然割离，但这篇文字只能粗浅地聚焦于韦伯方法论对国际传播重要的启迪。早在六十多年前，社会学家希尔斯（Shils， 1949）即指出，社会科学已发展出一系列精确的、具体的观察技术与分析方法，在韦伯那个时候连最乐观的人都不敢预见。但他说，学界的兴趣泛滥无归，无法形成核心的知识体系，因此呼吁以韦伯所提的“价值关联”（value-relevance）为选题标准，为社会科学带来一种秩序。这番话在今天尤有现实意义，因为学术日趋行政化，铺排成一条生硬的论文生产线，使得学术“碎片化”的潮流更加势不可挡，许多人抱个琐碎的小问题纠缠到底，形成学界各说各话的局面，没有从容交流对话的基础。此时更需要提倡以“价值关联”选题，促进学术多元化，从不同角度在重大问题上互相争鸣。
韦伯式的研究的第一步，从了解社会演员解释他们自己的“生命世界”开始——用社会科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人类学家格尔兹（Geertz， 1983）说的“在地知识”（local knowledge）、现象学家伯格（Berger & Kellner， 1981）说的“相关结构”（relevance structure），以及英国文化研究巨擘威廉斯（Williams， 1977）说的“过往和活生生的经验”（lived and living experience）。第二步，学者运用有洞察力和概括力的学术概念，协助社会演员在更大的脉络下重释“生活世界”的意义，这是主观解释的客观化，现象学称为“类型化”（typification）。换言之，社会演员解释“内在于”生活世界的第一层意义，学者把它转化为“外在于”生活世界的第二层意义，当中的桥梁是概念、逻辑和理论架构（Berger & Kellner， 1981）。必须强调的是：韦伯企图平衡“因果充分性”（causal adequacy）与“意义充分性”（meaning adequacy），一方面以同理心去理解社会行动的前因后果，一方面阐明社会行动所蕴含丰富而复杂的层层意义。韦伯也讲因果关系，但不像实证主义那么斩钉截铁，而是灵活地因应具体脉络而变化；韦伯不追求抽象的“普遍通则”，而是在历史架构内追溯具体之因与具体之果（Ringer， 1997；Weber， 1978b）。虽然现象学和实证主义都以经验（empirical）证据为基础，但现象学反对“实证”式（positivistic）的化约，而力图照明证据里幽暗的意义。现象学的双重解释与实证主义的单重解释是迥然异趣的。
在这里，我要提出三点意义来讨论。第一，我们必须谨防“普世性的帝国主义”（Bourdieu， 2001），切莫接受自外强加的模式为预设或结论。举凡现代化理论、科技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 ，都可以活络我们的思想，但切切不能取代逻辑推理或剥夺经验证据。例如，德国海德堡大学的一群汉学家（Wagner， 2007），硬套哈贝马斯的宏大理论，宣称晚清和民初上海报业已营造了“公共领域”，驯至把中国带入“全球共同体”。我以为，他们徒以后设的概念曲解历史，没有还原早期上海报纸的历史时刻和语境，以至于一厢情愿，过度诠释公共领域（Lee， 2011b）。第二，选题最好以韦伯的“相关结构”为依归，以文化的内在理路和历史经验为主导。我服膺米尔斯（Mills，1959）揭橥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图联系困惑个人的难题到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并置个别问题于历史和全球的时空坐标中检视。第三，实证主义者假设，宇宙现象的背后暗藏一套客观规律，科学家的任务便是“发现”这套已经存在的规律。现象学家认为，人文与社会的“意义之网”复杂、矛盾而又统一，略如《论语》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以无法以“自然化”的途径直接理解；唯有透过“主客交融”或“互为主观”（intersubjective）的方式“建构”与诠释，方能显豁“意义结构”的丰富性，条理分明，譬如“横看成峰侧成岭”的多元景象。说到这里，不同的诠释社群建构“多重现实”（multiple realities），赋相同事相以不同的意义，琢磨切磋，求同存异，也是应有之义了。韦伯不是为国际传播“国际化”提供最坚实的知识论和方法论吗？
我绝非提倡一条鸵鸟式保守或偏狭的学术取径。“在地”（local）不是“偏狭”（parochial）的同义字，“在地”必须与“全球”（global）随时保持互动。从内在理路发展出来的问题，达到某一点时，自然而然会从具体联系到普遍：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必须接触浩瀚的文献，或商议之，或诘难之，从而善用世界性的概念，重构更具世界性意义的论述。但以优先顺序来说，宁可从特殊性向普遍性移动，而不是从普遍性向特殊性移动。唯有经过批判、评价、修正，并吸收相关文献，反思具体经验以后，才迈步走向普遍性。特殊性与普遍性是一组辩证关系，愈了解自己，也愈会理解别人，这样才会出现有意义的文化对话，而这个对话总是有相关脉络与语境的。19世纪德国史学泰斗兰克（Leopold von Ranke）说：“从特殊性入手，可以上升到普遍性；但从普遍性，就无法回去直观理解特殊性了 。”（转引自Ringer， 1997：11）国际传播融会在地观点与全球视野，与其用具体经验去迎合抽象理论，不如善用抽象理论来烛照具体经验。经验是马，理论是拖车，要是把拖车绑到马的前面，必本末倒置，得不偿失。试问我们放弃文化传承，难道只为了提供异国风味的材料，以验证那些以科学为名的西方“真理”？
（二）对比两种“依赖”论述
20世纪50～60年代是美式“现代化理论”流行的鼎盛期，70年代从拉丁美洲冒出“依赖理论”，以为尖锐抗衡，构成一正一反的意识光谱。依赖理论有两个主要的版本，一是激进的，法兰克（Frank，1972）称之为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或称under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一语双关，意思相同，即是说历史上第一世界发展的轨迹，是靠对第三世界殖民、剥削、外部经济制约及武力征服等方式换取的，以致第三世界至今仍迟迟无法发展。法兰克是政治经济学家，遵循实证主义的方法，企图建立一套形式化的理论（formal theory），他在意识形态上固然与“现代化理论”对立，但在方法上却是它的水中倒影。另外一个版本是卡多索（Cardoso & Faletto，1979）提出的“依赖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观点。卡多索是历史社会学家（后来当选巴西总统），从韦伯式路径出发，反对视“依赖发展”为形式化的理论，而只是一种具体分析巴西（以至于第三世界）的“方法论”。法兰克采取从普遍到特殊的框架，卡多索走由特殊到普遍的路径，这种分析更细致，并落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卡多索（Cardoso，1977）抨击美国学者知其一不知其二，只透过法兰克的实证视角简单理解“依赖”理论。
“依赖发展”认为，若干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是“依赖”与“发展”同时并进的，一方面继续依赖第一世界，一方面继续发展工业。他们以结构与历史分析法，以关键概念阐释在全球的架构里和“依赖的具体情况”下，“对立的势力拉着历史向前走”。“当解释提出坚实的概念范畴，能照明（支配的）根本关系时，……历史就变得清晰可解了。”（Cardoso & Faletto， 1979：xiii）“依赖发展”不止聚焦于外部的剥削关系，更深入刻画国家机器、国内阶级结构，以及国家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间的多组复杂互动。这种细致入微的分析，激发了巴西、韩国与台湾地区“依赖发展”的个案研究，但应用到传媒研究倒不多见，仅有少数例外（如Salinas & Palden， 1979）。过去二十年，依赖理论已不时髦了，倒不是解释力已呈疲态，也不是无关现实，而是冷战结束“新自由主义”体制及意识形态抬头，学术猎狗转而追逐更鲜美的新猎物，那就是后现代主义与全球化论述了。
四、跨文化研究
国际传播迄今仍不太“国际化”或“跨文化”。国际研究不能单向强加西方观点于世界的边陲，我提出直率的批评，不是故意对往生的前辈不敬，而是学生时代的教训使我不断检视走过的轨迹。我愿意反省向西方所学到的东西，但我也响应文化学者张隆溪（2004， 2010）的呼吁，拒绝封闭保守的“文化民族主义”，反对东西二元对立。汉学家应该赶紧跳出文化的封闭圈，出来与广大的知识社群良性对话。“区域研究”应该转型为“以区域为基础的研究”（area-based studies，借用Prewitt ［2002］的创词），庶几将丰富的区域知识整合为有意义的理论框架。
社会学家莫顿（Merton， 1972）呼吁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观点应该互相学习，彼此渗透。他借用杰姆斯（Williams James）的两种知识分类：“熟悉知识”（acquaintance with）与“系统知识”（knowledge about）（芝加哥学派帕克［Park， 1940］也曾借用这组概念分析新闻与知识的关系）。“熟悉知识”指个人接触的第一手经验，例如日常生活的现象和事物，局内人当然有直觉理解的优势；但局内人习焉不察，熟悉导致忽视，犹如身在庐山中看不到庐山真面目，所以局内人不能仅凭天赋特征（不论是种族、国家、性别或文化）宣称有知识垄断权，仿佛他们独有特殊通道了解真相，外人不得其门而入。另一种是“系统知识”，指经过长期研究与深入探索，获得条贯分明、逻辑严谨的抽象知识。要获得这种知识别无快捷方式，端赖严格训练，接受客观学术规范，有治学能力，知道问些什么问题，知道如何搜集和评估相关证据。“系统知识”不让局内人或局外人所独占，只开放给那些长期耐心垦殖、系统探索的人。
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观点应当相互滋养，没有理由彼此排斥，容我引申四点。第一，社会科学把我们训练为专业上的“多重人格”（multiple persons），穿梭于两个经验区，对于某些问题有局内人的直觉洞见，对于其他问题则必须靠冷静分析和系统理解。这两种知识交叉重叠，活泼交流，我们既相信直觉，又要否定直觉。学术活动其实就是把“熟悉知识”转化为“系统知识”。第二，如果联系到韦伯式的现象学，学者的角色不啻把社会演员的“熟悉知识”转变为学术的“系统知识”。第三，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的辩证关系，也当作如是观；国内传播帮助我们思考国际传播的面相，但国际传播矫正国内传播的局限。第四，莫顿说局内人未必有掌握“系统知识”的特权，但若以韦伯的知识论和方法论为国际传播“国际化”的基础，岂不又优遇了特殊社群（例如中华文化圈）的文化权？我以为“文化社群”不以种族或国籍为界限或为依归，“研究”中国文化和华人社会的美国学者，在各方面都是不折不扣的美国人，但在专业认同上不可能完全自外于中华文化社群。反之亦然。关键还在于文化社群有没有能力把“熟悉知识”转化为“系统知识”。
（一）牛顿的苹果：捍卫个案研究与比较研究
斯梅策（Smelser， 1976）写了一本《社会科学比较研究法》专书，见解精辟，他以托克威尔的《美国的民主》个案研究首开其端，依次介绍韦伯的现象学方法，又比较涂尔干的实证主义方法。他最后归宗于涂尔干，认为比托克威尔和韦伯优胜，因为实证主义可以用严谨的统计方法，剔除冤假错误的因果变项。多变项的统计分析需要大量的数据，很少国际传播和跨文化研究做得到，何况若要照顾丰富的脉络与文化意义，则难上加难。话说回来，国际传播研究一旦抽离文化意义，往往简单、化约而乏味，结论也模棱两可。
斯梅策的学术偏好和标准未必颠扑不破。换个角度，倘若学术旨趣在求知识洞见，不是因果关系，实证主义的方法就失灵了，必须借取格尔兹（Geertz， 1973）的“深描法”，刻画、剥解、分疏层层意义，烘托出各种社会形态、结构、过程、动机与互动关系。即使一个多世纪以后，严肃的民主论述都还绕不过托克威尔在《美国的民主》（初版1835 / 1840年，再版1945年）立下的基准。李普曼（Lippmann， 1922）对美国媒介与民意的经典论述，无论是否同意，都无法回避，也是这个道理。我觉得，社会科学尽可仰慕科学的成就，却无须盲目模仿科学的”硬”法则。我们能借镜于人文学科的不少，包括对核心价值的恒久关注，长期累积的丰富洞见，以及各种诠释方法。韦伯（Weber， 1978b）执客观主义（科学因果）与主观主义（人文意义）的两端，开辟一个可行而有效的中间立场，为国际传播“国际化”提供知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他的学术业绩（Weber， 1978a）斐然，与涂尔干、马克思并列为现代社会学三座大山。
以文化角度研究传媒的名家卡瑞（Carey， 1992；Munson & Warren， 1997），从未涉足国际传播领域，但他的国内分析足为国际研究提供典范。有人（Waisbord， 2014）批评“深描式”个案研究，认为只能取悦偏狭的区域专家，有世界视野的学者不屑光顾。是耶，非耶？我以为卡瑞“深描”的美国传媒历史、文化及其技术形成，理论层次高，感兴趣的其实是跨学科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区域专家的窄圈反而无动于衷。卡多索的韦伯式分析，不也如此？个案研究（特别是“比较性”个案研究）的特长不在于“经验概括性”，而在于“概念概括性”。喻诸牛顿的苹果，目的不在解剖苹果，而是要从苹果揭露地心引力的奥秘。最出色的个案研究总是提出解释力强的概念，联系到历史和全球的比较性架构，令人看世界眼光一新，景象更豁朗，见树又见林。
举例说明，格尔兹（Geertz， 1963）首创“内眷化”（involution，或译“内卷化”，意义稍异）的概念，以解释印度尼西亚爪哇与巴厘岛农业转型的社会生态史。荷兰统治者强取豪夺，加上人口压力，爪哇没有改变农耕方式，只顾吸纳更多人去垦殖相同的农地，单位产量非但没有增加，还造成社会和生态的灾难。“内眷化”可以延伸理解为“向内看”的趋势，内部细节精心雕琢，一味炫耀巧技，以致忽略概念创新、大胆尝试以及开放性变革。根据苏钥机（So， 1988）的统计，传播学核心期刊愈来愈喜欢引用自己的文献，而与广泛的社会科学愈来愈脱节。有人赞扬传播期刊文献引用日臻“自足”，是学科成熟的象征。我不以为然，毋宁相信这是典型的学术“内眷化”，心态上自我陶醉，概念上近亲繁殖，对新兴领域（如国际传播）的发展极其不利。只顾在琐碎的问题上面精耕细作，徒给各种碎片化“照肚脐眼”的利益团体一种假安全感，躲在学术高墙下面高枕无忧，对大问题不闻不问 ，不主动参与，更不积极争鸣。总之，“内眷化”的概念其来有自，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在遥远的印度尼西亚群岛做的个案研究，而其影响力不限一隅一地，早已超越学科和文化的藩篱。可见问题不出在个案研究，而在做个案研究的学者能否提出具有解释力的概念。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审视传媒的个案研究，从这些文化资本中，提炼有解释力的概念，带出国际传播的意涵——例如李普曼（Lippmann， 1922）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塔克曼（Tuchman， 1978）的“客观性的策略仪式”（strategic ritual of objectivity）与“新闻网”（news net），哈林（Hallin， 1986）的“正当争论领域”（sphere of legitimate controversy），威廉斯（Williams， 1977）的“收编”（incorporation），皆属之。
（二）跨文化研究的普遍意义
人文社科研究是否需要有普遍意义？史学家为此争论不休，传播社会学者可多数是肯定的。国际传播既是比较性的，也是普遍性的；比较的视野来自文化社群之内，也来自各种文化社群之间。以色列社会容纳全球各地回归的犹太人，他们带回来不同的价值与经验，展现了一幅缤纷的文化马赛克图。凯兹和他的同僚（Liebes & Katz，1993）透过深度焦点访谈，发现各地移民社群在以色列落户生活，但其所来自的文化价值和观点仍然根深蒂固，因此对美国进口影集《朱门恩怨》（Dallas）的解读简直南辕北辙。以往有些激进左派政治经济学家提出“文化帝国主义”，总是先分析跨国媒介资本的所有权，然后把资本所有权等同媒介内容的控制权，再把媒介内容的控制权等同资本主义发挥意识形态的效果，一连串逻辑推论完全漠视受众如何解读内容（Tomlinson， 1991）。凯兹他们发现，受众根据次文化解读媒介内容，得到的是复杂矛盾的“多元歧义”（polysemy）。这个视角赋受众以发言权，挑战原来简单化的“文化帝国主义”，重启了一场重要的辩论。
“跨文化”研究可以聚焦于国内的次文化群，也可以扩展到国际间的文化群体。前面提到的“创新扩散”研究，通常把美国的问题搬到外国“再生产”。但韦伯式的跨国界研究是反对这样做的，它必须深入当地的文化肌理，所要求的语文历史文化素养高，难怪学者一般说得多做得少。（多年来，屡有出版社邀我撰写比较东亚媒介制度的专书，自问无力承担，不敢答应。即使东亚学者在一起开会，讲的是英语，他们分析东亚媒介制度的英文论文不多，够分量的更少。东亚学者缺乏文化自觉，连选题都跟着西方亦步亦趋，知识霸权之顽强，这是鲜活一例。）因此，要做好“跨文化”研究，最可靠的还是结合志同道合的跨国学者，通力合作。近年来成功的范例是：哈林和曼西尼（Hallin & Mancini，2004）先邀请西欧与北美18个国家的学者，就若干理论问题做个案研究，比较各国媒介制度，从中总结若干论据；接着以这些论据为基础，他们（Hallin & Mancini， 2012）协调6位非西方国家学者，各自提出比较个案，回应西方经验的论据，以验证其解释力和概括力。从研究设计来说，西方国家代表“最大相似性”（许多面相类似），非西方国家代表“最大相异性”（愈不同愈好），互相对话交流，为“跨文化”研究开拓一条有意义的途径。
敝帚自珍，容我以拙作（Lee， He & Huang， 2006，2007）为例进一步说明。因为选题要抓社会“主要矛盾”，我们决定聚焦于当前中国传媒承受党控制和准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双重压力如何运作。我们没有现成的理论凭借，只能先听取各级编辑、记者和管理层的“意义系统”，再根据平日理解，配合相关文献结合。我们借用拉美学者党国“统合主义”（corporatism）的概念，但在中国“共产资本主义”（Lee， 2005）体制底下，党权与市场既合谋又竞争，所以修订为“党与市场的统合主义”（party-market corporatism）。全国共分三种统合形态，说明国家、资本与传媒的交错关系。第一种以上海为例，是一种侍从主义的关系，传媒以沉默和效忠换取经济酬报。第二种以广州为代表，我称之为“政治管理的市场化”（marketization of political management），在党国意识形态的界限内允许激烈市场竞争。第三种，以北京最显著，是“市场化的政治吸纳”（political absorption of marketization），因为各种新旧权力山头多，维持“恐怖平衡”，权力空隙创造有限的言论空间，而市场活跃的媒介更期望被吸纳到政治建制内。这种分析一旦成熟，可望用来比较前欧洲共产国家、拉美与东亚右翼独裁政权在“传媒—国家—资本”的转型。
萨伊德的《东方主义》（Said， 1978）对我最有启发。他阅读相同的西方文学经典文本，却读出不同的味道——借威廉斯（Williams， 1978）的话来说，萨伊德在英法美帝国的支配性意识形态以外，读出“另类”和“敌对”的文化意义。他是乐评家兼业余钢琴演奏者，顺理成章从古典音乐汲取灵感，以“对位”的方式解读西方文学经典，并联系到欧美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脉络。之后，萨伊德（Said， 1993）延伸到第三世界，剖析它们如何抵抗、颠覆或挑战帝国中心的文化霸权。他强有力地挑战西方的主流阅读，截然改变了解释学的径道，并丰富了整个比较文化、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始至终，他的解读除了“去西方化”，还有更远大的目标，那就是他从来没有脱离“启蒙”和“解放”的宏大叙述。受他鼓舞而发展的“后殖民”观点，实应构成许多国际传播研究的起点。他的“对位阅读法”不妨广泛而系统运用，当有助于去芜存菁，以修正、发展、延伸，甚至淘汰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媒研究文献中的理论概念。
（三）“跨文化”交流的典范
余英时（1988：331-351，2007：279-290）笔下对王国维（1877～1927）和陈寅恪（1890～1969）融汇中西、创造转化的过程，有非常深刻而亲切的描述。王国维年轻时浸淫于德国哲学，包括康德、叔本华以及尼采，而且遍读西方社会科学各领域，从心理学到社会学，从法学到逻辑，无不涉猎，代表当时中国人对西学了解的最高峰。这些早年的经验构成后来宝贵的知识养分。当他回头研究中国的中古史地，固然得益于新出土的考古文物以及欧、日汉学界的成果，但最重要的是他接续乾嘉之学，加以发扬光大，将它带到一个新高峰，学风所及，影响了以后数代学人。王国维成熟时期的作品几乎不提康德，仿佛全然不懂康德似的。余英时说，王国维如果不是早年接受这种西学的训练，而且将其精神内化，断无可能提出这么具有原创性的问题，做出这么严格精辟的分析。
陈寅恪是百科全书式的史家，与王国维“风义平生师友间”，清华园的王国维纪念碑碑文就是他写的。余英时追述陈寅恪的史学有三变。第一变，陈寅恪受到欧洲“东方学”的影响，以其通晓十几种欧洲、边疆和西域语文的优势，研究“殊族之文，塞外之史”，于史实考证和音韵训诂，发人所未发。第二变，中年以后“捐弃故技”，转而治隋唐政治史与制度史，由于早年游学外国时经历过“学习世界史”的自觉阶段，能够自如运用重要的概念，使史实复活，对中古史提出崭新的、有系统的整体解释。第三变，则发挥飞跃而入情入理的历史想象力，通过明清兴亡的故事，以及三百年前人物的种种活动与“心曲”，撰写他个人的“心史”。王国维和陈寅恪，学贯中西，融会贯通，把中国史学最好的传统加以现代化，攀登学术的顶峰，允为最具启发性的典范。
五、结语
国际传播学者若要从文化对话相互理解，就必须虚心聆听交响乐的主题与变奏，并深刻体会交响乐是由各种刺耳乐器组成的和谐曲。萨伊德（Said，2000：583）对亨廷顿与基辛格之流政客学者嗤之以鼻，劝他们多多聆听类似梅湘（Oliver Messiaen）与武满彻（Toru Takemitsu）的作品，感受各种音乐交融在一起的妙谛。
八百多年前，管道升写给赵孟頫一阙隽永的《我侬词》：
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合。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
这阙词打消赵孟頫纳妾的念头，夫妻私情原不足为外人道也。但它的意象与比喻相当生动而丰富，权且借来说明一点：国际传播的“国际化”，就像泥土重塑，需要“我”的形象，也需要“你”的形象，最终我能进入你的，你能进入我的。用太极的智慧语言表述，阳是阳，阴是阴，但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这正是中西学术互相渗透、彼此学习、共同滋长的最高境界。有你无我，何益于沟通交流？然而国际传播的现状正是“我”被“你”掩盖，西方一面压倒东方。为了建立“我”的形象，只能拿出大量精湛的学术业绩，从文化制度、媒介再现到日常生活方式各方面，展示出色的个案、比较和跨文化研究，否则文化对话有如缘木求鱼。我们离理论华厦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但至少应该开始添砖加瓦，第一步得建构有理论和文化意义丰富的个案和比较研究。在我看来，国际传播的本质就是要理解与对话，这是可以从韦伯式的现象学获益的。
最后，野人献曝，我想再次引用拙文（Lee， 2011a），表达我对中国传媒研究的一些浅见。我深恶以“西方为全球标准”的霸权，但也痛绝“文化民族主义”的闭门造车；我不相信有“本质化”的亚洲或中国传媒理论，更与假大空的“中国例外论”毫无瓜葛。研究中国传媒，固然因为我们是文化中国的成员，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更不是因为我们属于文化中国，就只能研究中国传媒。研究中国传媒，在知识上不许自足或孤立，应当与国际传播保持互动，更当随时从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活水源头汲取理论与方法的新生资源。我们想建立的，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普遍性理论，选题和解释既根植又彰显文化的特殊性，但从深刻的文化反省，发展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广阔视野。哪天能够建起这种普遍性观点，具有文化特色，包容内部差异，又超越理论的偏狭，我们便能立于不败之地，以开放心灵与西方文献平等对话。这是世界主义的精神，是国际传播的指路明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