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70多岁老人的创业故事

这是三个70多岁老人的创业故事。他们性格迥然、人生道路迥然。但是，相通的是他们都在不缺钱的境地下，开始了人生第二次，甚至是第三次创业。创业到了今天，他们不再满足于发财致富，而在追求“我能”。

通常那些70岁老人的生活目标与他们无关、那些70岁老人的快乐和悲观与他们无关。他们是人群中一类特异的人，他们既保留着青春的激情和豪气，也有成熟者的审时度势和谨慎、克制，仿佛人生所有的岁月经验都在此刻交融，提供给他们做企业的最佳源动力。

有限的生命时间，是每个人要面对的局限，只是他们在有限中依旧不由自主地投入了无限的野心。

褚时健

74岁创业的橙王

51岁的时候，你在干什么?73岁的时候，你在干什么?85岁的时候，你在干什么?褚时健的回答是——51岁的时候，他开始建立一个红塔山烟草帝国。73岁的时候，他一无所有，开始种橙。85岁的时候，他是亿万富翁。90岁的时候，褚时健对一切都不能确定，他能确定“褚橙”的果园还在扩张。

走过一段众所周知的人生跌宕，2002年，褚时健和老伴承包了一片2400亩的荒山开始种橙。理由很简单，命运夺走了他的一切，他想靠自己的能力从命运手中夺回来。于是，他回到自己最初的农民角色，开始打土地的主意。这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根据云南哀牢山土地适合种橙的天然优势和中国水果市场高档水果稀缺的现实而作出的决定。“我现在掌握的知识不如年轻人多，但是我的经验会比年轻人更丰富。”经验让一个年过七旬的创业者拥有未雨绸缪的能力和耐心。当时在考察哀牢山土地资源的时候，供水水源是老褚最重视的部分。他在种橙之前，先后投入了200万元在果园架设引水管、输水管。当时，他周围谁都不能理解他为何如此大动干戈，等到2009年云南大旱，哀牢山的农田收成都因干旱而大受影响，而老褚的果园却一切安好，没受什么影响，大家才感慨他的预见性。

老褚第一次做企业是在“文革”时期，当时他任云南嘎洒镇糖厂厂长。 “年轻人的特点就是成功了信心十足，失败了就气馁了不敢尝试了，我年轻时也是这样喜怒形于色的。我们开始做红糖的时候，发现红糖结晶颗粒太小，就打算修改浓缩结晶的设备和浓缩方法，没有想到新方案会导致产生巨大的蒸汽，当时听到‘砰’一声，蒸汽顶着一个三四十公斤的盖子，冲上天去，冲到二三十米高落下来。呵呵呵，多危险!这就叫瞎子不怕老虎。”

年轻的莽撞在老褚看来，是必须经历的。如今的褚时健，步履迟缓，再也莽撞不起来了，一切对他来说只有不急不缓。开始种橙，老褚就坚定要做最好的橙。他认为水果的口感和土地质量、土地所施的肥料有很大关系，于是他和老伴、技术人员在一起为此琢磨了好多年。他用五六年时间去调试橙子口感中和谐的酸甜比例，他用10年时间把土地含有的有机质提高了两个百分点……如今，他又在攻克下一个技术难关——如何让每个橙子大小更一致、色泽更鲜艳、手感更平滑。“山上容易刮大风，吹得橙子皮起皱不好看，我们在琢磨怎么挡风。”

曾经，王石来果园找过老褚，老褚的不急不缓让王石在微博上发出感慨：“橙子挂果要6年，他那时已经75岁了。你想象一下，一个75岁的老人，戴一个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论橙子挂果是什么情景。虽然他境况不佳，但他作为企业家的胸怀呼之欲出。我当时就想，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那样勇敢。”

75岁，大多数老人在含饴弄孙吧。老伴抱怨说，老褚当年太忙，几乎没抱过儿子、女儿。现在有重孙子、重孙女了，“每天吃饭，玩半小时、一小时可以。一整天不行，嫌烦”。老褚的大部分时间都还是在看书，看技术书。颐养天年，这个属于老年人的词汇并不属于褚时健。

技术是老褚多年的立身之本，果园遭遇的几次技术难关都是靠老褚查资料带领大家攻克的，以至于果园的技术人员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从事这个行业二十多年所掌握的知识都不及老褚种橙十年掌握的多。如今，创立果园十多年了，老褚几乎依旧保留着每天查看果树种植技术资料的习惯。创立果园之前，老褚在狱中。“那时候，我正在研究烟草配制，所以在里面就看那些烟草技术书。”那时候，老褚是赫赫有名的“烟草王”。采访中，老褚展望自己的90岁，“争取到后年能年产果子2万吨。到时候，市场基本可能供需平衡。工作之外，其他人生目标不好讲，我都86岁了，活到哪年都不好讲。趁现在有精力，为后代把基础尽量打好就好。我走过的弯路多，看得多，遇到麻烦躲避的机会更高些”。走过的弯路多了才有让人值得咀嚼的人生，而有人说褚橙甜中微微泛酸，像极了人生的味道。

苏增福

72岁展望下一个资产百亿的公司

采访约在9点，平时这时候苏增福早已起床，已简单地吃过早饭，翻着报纸，等着司机。有时，他也干脆自己开车，去工厂，去每个车间转一圈，有的生产基地大，得花两个小时。几十年来，每天如此。他说，他习惯了一辈子在工厂，当工人，这就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

苏增福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典型的第一代企业家，面容和双手都写着曾经吃过的苦，没有凌厉的气场，但话不多，很少笑，透着正派的严肃和倔强。他是土生土长的浙江人，却有一副南方少见的魁梧身材，或许因为当过8年兵，至今还算挺拔。今年，苏增福72岁了。之所以重新走入媒体的视野，因为他正进行着人生中第二次创业，放下做了二十多年的压力锅，从零开始做水龙头，且已默默地做了4年。为什么还要创业?对于苏增福而言，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结果——在一连串决策之后，自然地走向了这个结果。

2007年开始，他陆续向全球最大的炊具和小家电制造商——法国SEB公司转让苏泊尔炊具71%的股份，从而使苏泊尔集团失去对苏泊尔炊具的控股权，至今外界非常不解。有那么一秒钟——只有一秒钟，苏增福的脸上划过一丝得意的笑，他说：“我很会算的。”于是，立刻算了一笔账：2000年，苏泊尔集团投资6000万元，成立炊具公司，而后单独上市;两次卖掉股份之后，集团所剩下的股份市值还有近20亿元，但套利了近70亿元。

成立炊具公司时，苏增福将集团的这一主营业务交给了儿子，跟他一起打江山的一批副总们从此退回了集团。那段时间，集团也尝试过多种投资业务，但他始终认为，集团必须以实业为主业，原因很朴素，“如果做投资，肯定不能让做锅的人去做，得找专业的人，做锅的人还是没事可做;只有做实业”。

苏增福首先就不允许自己没事可做。“闲着不就是在等死吗?”他说，“人们都说，自强不息，自强就是要为社会创造些价值，息字的结构就是自己的心停止跳动了，就息了，所以，要自强到自己的心停止跳动为止。”四五十岁时，他经常去大连出差，认识了一个水产公司的老头儿，他问人家：“为什么退休了还来上班，不待在家享福呢?”那老头说，“如果待在家里，整天得看老伴的脸色，被老伴指挥做这做那，得拎着篮子去买菜，给孙子当服务员，太烦了。”那时候他就想，有道理。

两年前，苏增福在沈阳大手笔地投资4亿元做基建，建成25万平方米的厂房，引进54条120米长的生产线和200台抛光机器人，年产量可达4000多万个不锈钢水龙头。其实，把炊具公司剥离之后，苏泊尔集团的资产只有5亿元，要再做实业，并不宽裕，直到卖了股份，才有了丰厚的家底。浙商的精明像一种基因，没写在苏增福的脸上，却刻在骨子里，而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这种能力。“我知道，这次创业一定会成功，所以，一开始就做了长远的规划。‘苏泊尔’已是一个知名品牌，水龙头可沿用其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如今的苏增福懂得如何把企业从零做到一，再做到强大。

相较于从一到二，从零到一往往更难。上世纪80年代，苏增福以给“双喜”压力锅做配件起家，几年后，他不甘心，想做整锅，遭到身边所有人的强烈反对。他依旧坚持，但需要解决资金的问题——引入一条生产整锅的生产线需要300万元。今天他仍清晰地记得，“我找县借5万块，人家都不借，还问我‘你一个农民，借钱干什么?’”最后，他只好去上海找银行借了200万元，又挨家挨户找村民，一点一点地凑。可当整锅生产出来时，也不怎么挣钱。因为计划经济下，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买生产资料的价格不一样，成本不一样。“直到1992年，民营企业有了和国营企业同等待遇，成本一致了，我们的效率直接转化成效益，才开始赚大钱。”苏增福首次承认，他是后怕的。“风险太大。如果1992年不来呢?如果再晚几年来呢?”

第一次创业，并不知道企业下一步怎么走，每走一步都战战兢兢，每天都是在解决各种问题，一个坎一个坎地走过来。可这次，他相信，不会存在任何坎，集团发展到这个阶段，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资源可以整合各种资源，社会环境也不一样了。

正如为什么要做不锈钢水龙头，就因为苏增福偶尔了解到现在通用的铜质水龙头含铅，铅溶于水，儿童如果摄入过量的铅将有患多动症或者痴呆症的危险。作为铜质水龙头的替代品，不锈钢水龙头的售价在几千至上万元，市场占有率只有3%左右。这是一个大好的市场。在今天的环境下，只要人们意识到这点，一定就有机会，就像当人们知道国产牛奶中含三聚氰胺，就肯定不会再喝了。

投身水龙头产业后，苏增福花了4年，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把品质做上去，一是把成本降下来，“我本来是做锅的，如果一开始做水龙头就做成功了，就做到国内一流水平，我就是神仙了”。当谈到技术时，他的脑子就像立刻换了一个频道，从商人切换到工程师，兴奋而执着，甚至情不自禁地大笑。他说：“不能引入一条生产线之后就开动生产，就不管了，得把每一个工艺都弄清楚，光技术人员懂是不行的，有时候，即便他们发现了问题也不敢提，因为要改进就要换工艺、换设备，以至换生产线，这意味着此前的投入都要作废，不是老板谁敢担这个责任，谁敢拍板?只有我自己弄懂，自己来判断。”

不久前，他去沈阳巡视水龙头生产基地，当地的厨师给他做“水饭”，他觉得很不好吃，于是，就把整个厨房的工作人员都叫过来，亲自讲解“好米饭是如何做成的”：一粒米在蒸煮的过程中，从多少温度开始吸水;从什么部位开始吸水;多少温度会“开花”……这是做锅的时候，他的研究成果。

这次，为了研究不锈钢水龙头，他4年中换了3套流水线，生产了100万个水龙头，都不满意，就一个都没卖，几个亿打了水漂。一度身边的人都认为，“董事长不是在生产水龙头，是在生产流水线”。

苏增福坚持要一条产品完美且自动化的流水线。他称，卖掉炊具公司，并不是为了套利而套利，而是看到了做锅的“天花板”。1998年，他去韩国考察，就发现韩国炊具行业已经在走下坡路。之前的韩国同行也是做外销，但当中国企业冒出来后，由于人力成本低，韩国锅一下子就没有了竞争优势，加之韩国国内市场小，企业很快就不行了。

10年后，中国的人力成本也翻了几番，外贸订单也开始向东南亚转移，苏泊尔炊具的产值已达100亿元，占全行业的80%。“如果做企业做到企业倒掉的那一天才关门，那是不合算的。我得在企业走向上升期，走到80%的时候卖掉，然后再马上投入下一个企业。”苏增福说，这次他必须把劳动密集型企业变为科技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

如今，他经常不动声色地陈述：他的一条生产线，一年生产75万个不锈钢水龙头，只需要42个工人;同行一年生产19万个，需要360个工人。 “产品质量更是不好比的，我们投入的资金也不是一个规模。”这话之中，能够听出他的骄傲，但也仅此而已。他从不曾有过特别兴奋的时刻，过去因为每一步都走得艰难，成功的一刻更多的是感慨;而现在每一步都是计划之中的。

今年，苏增福72岁了。他的目标是帮助苏泊尔集团再创造一个百亿级的上市公司。他说，如果年轻10岁，就有100%的信心做到，“人的生命不是自己控制的，但企业的生命可以由做企业的人控制”，这个目标一定会实现，但也许不是由他来实现了。

人生交汇点

创业前

35岁，苏增福在浙江台州玉环县一个农机厂当业务员，45岁的苏增福当上了这家年产值20万-30万元的农机厂厂长。

27岁的褚时健担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 32岁担任嘎洒糖厂厂长，上任数年后该厂年盈利30多万元。

17岁，蔡先培是首都钢铁厂的一名普通员工。

创业

55岁，苏增福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苏泊尔”。

51岁，褚时健开始建立一个红塔山烟草帝国。

50岁，蔡先培从首都钢铁厂辞职下海经商。56岁成立科宝公司，建立品牌科宝博洛尼。

第二次创业

70岁，苏增福在沈阳开始第二次创业，做水龙头。

74岁，褚时健和老伴在云南开始第二次创业，种橙。

73岁，蔡先培开始做科宝橱柜。

未来

苏增福的目标是帮助苏泊尔集团再创造一个百亿级的上市公司。

褚时健的目标是未来两年果园能年产橙子2万吨，满足市场需求。

蔡先培的目标是未来二十年，做两个上市公司，建两个工业园，成立两个基金会，写两本书，拍两部电影。

蔡先培

70岁学会开飞机

蔡先培

早晨7点，睡到自然醒，蔡先培并不着急起床。通常，他会在床上想事情，想一个多小时，一旦起床后就很忙。忙着写项目书，忙着谈生意，忙着上各种管理类课程，忙着录谈话节目，忙着打高尔夫、骑马、开游艇，日程随时在变。最忙的时候，他晚上只睡2—3小时，白天一点儿不瞌睡。很难相信，今年他77岁了。

光头、双眼小而圆、皮肤黝黑。说话时，表情认真，慷慨激昂、滔滔不绝。乍一看，你就会相信这是一个“身体倍棒，吃嘛嘛香”的“老头儿”，而他会连珠炮式地告诉你，68岁后，他先飙车，再开游艇、开飞机，最后学骑马，去美国体验失重，他会让你相信，他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计划：再活20年，完成若干事，重塑由他创造的品牌——“科宝博洛尼”只是其中之一。

蔡先培的青春是从50岁开始的。那一年，北京首次提出中国硅谷——中关村的概念，一时“下海”成风，小公司林立。那一年，蔡先培距离退休还有10年，他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否则一辈子就碌碌无为了”，于是，写了一张小纸条，便从首都钢铁厂辞职了。当时，他并不知道要做什么，想着“大不了蹬三轮车，一个月能赚500块，也比在工厂拿死工资多得多”。那时，身为工程师他的工资是每月144元。

此后的人生中，他又做了很多让人吃惊的决定。他说他喜欢冒险，更喜欢冒险成功之后刺激和成就的快感，经常说的段子是：2001年，他刚拿到驾照不久，便自己开车穿梭在南中国各省。在广西时，遇到了一次大堵车。所有人都无奈地等着，只有他扭转车头，将一侧的车轮开在水沟沿上，一侧的车轮开在稻田里，均速前进，一路开到了最前头。

最坏的可能就是陷在稻田里，花几百块钱，请拖车拖出来。与其等着，不如冒次险。这是蔡先培一贯的风格。当一路的人看着一个60多岁的“老头儿”表演“特技”，最后还成功了，他很得意。至今，每年他都要开车去一次内蒙古的雪山。那里全是山丘，路况特别不好，可他特意要挑下雨、有雾或者大雪天去，一路开，开到车开不动了为止。

因为嫌公路限速，他干脆买了艘游艇去海上开，当速度达到最高时拐弯，享受身体悬浮在空中的一瞬;为了圆17岁时的空军梦，70岁时他花了13.8万元，学开飞机，体验随着操纵杆拉起，机身上扬时的自由。应该说，上天对他十分眷顾。每次冒险前，他并没有想太多——即便想到了，因为有一颗好奇和不安分的心也忍不住，却始终没出什么大事。

从首钢辞职的第二年，美国某工业协会在北京办了一个展览。仅凭展出的一个产品的外观，只用了半年时间，蔡先培就设计出了一款肩背式淘金机。淘金机之后，蔡先培又发明了“拧水拖把”和排烟柜。第一次创业时，他是从“发明家”起步的，走的是研发产品—申请专利—自行销售的路子，“那时候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市场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什么赚钱我就做什么”。

如今回忆，他最大的感受就是起步不易。刚从淘金机赚了一点钱，就下文，禁止个人淘金;“拧水拖把”的成本是8—9元，卖19.8元，满以为要赚大钱了，结果卖了20多万把，亏了20多万块。“之前，根本没把税费、交通费、推广费之类的算进去。从那之后，我才算彻底明白‘销售’是怎么回事。”蔡先培说。

事实上，尽管是第一次创业，他也没经历太多的曲折。把排烟柜改进为柜式抽油烟机，正式进入家装行业，而后逐步辐射到橱柜和燃具，在涉足整体厨房领域时，曾经两年内没有竞争对手。

有那么几年，他过得特别逍遥。不看财报，不开董事会，不参加融资谈判，所有具体的事情都由儿子打理。在儿子眼中，他也不适合做具体的事情，“完全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像个诗人”。蔡先培不服气。2000年，在北京顺义承租了2000亩土地，种植了上千棵速生杨树苗。第二年，又在武汉以每亩2万元的价格，买下20万亩土地，计划开发林场。后来还在俄罗斯弄了一大片林地。当时，他的想法是，占领产业链的最上游，自己提供原材料，做密度板和刨花板，从而在家具行业立于不败之地。今天，他承认那是一次失败的投资，承认当时自己太冲动，但仍认为那是一个好项目，只是没有一个好团队。

为了创造奇迹给儿子看，2004年开始，他奔波于全国各地上各类培训班，至今已上了300多个。毫无疑问，在所有的培训班里，他都是年纪最大的，通常都会被选为班长，也是讲师们屡屡挂在嘴边的好榜样。蔡先培骄傲地说，上课时，他一坐一整天都不觉得累。白天听课记笔记，晚上再复习一遍，一般看书到夜里2-3点。他真心地觉得这些课程让他获得了新生，帮他找到了科宝博洛尼发展道路上的解决方案。

他毫不避讳地称，2003年后，儿子把博洛尼的产品线拉长，这是一个错误。这一次，蔡先培的计划是自己搭班子，做标准化橱柜。他发现，无论是什么品牌的整体橱柜，除了面板和柜门的材料和颜色不同外，里面的结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此后，他就与板材厂合作，专门做里面的框架，这样，既可以批量生产，也可以在一家厂内搞定，大大节省了物流和时间成本，“当成本降下去后，其他品牌就会发现自己做不如买我做的”。

此后，他还要做标准化的柜式抽油烟机;标准化的装修方案，比如小面积婚房或者儿童房;他要在今后的20年中完成“六个二”的目标：打造两个民族品牌走向世界，做两个上市公司，建两个工业园，成立两个基金会，写两本书，拍两部电影。当蔡先培畅想这些的时候，他简直两眼放光，声音都有些发颤。

旁人看来，那份自信似乎有些过头，似乎有些与他的年龄和企业家惯有的内敛、稳重、谨慎不符。可他感觉自己只有30岁，身体和心理都是，年轻人能做的他都能做，而且能比年轻人做得更好。

去年年底，蔡先培病倒了，这是70多年来第一次。过去，他开游艇不抹防晒霜，每年晒脱一身皮;夏天一下雨，就光着膀子去淋雨，在他眼里天空就是个巨大的花洒。被迫躺在床上的两个月，他难得“宁静”，难得消停，号称想了很多，他想或许身体给了他一个小信号，今后不能再肆意胡来了;他想“宁静”孕育新生，就像怀胎十月，此后，该上课还得上课，该打高尔夫还得打。

70岁之群像数字

苏增福的创业数字

2000年，苏泊尔集团投资6000万元，成立炊具公司。

2007年、2010年两次卖出炊具公司71%股份，套利近70亿元。

2011年，投资4亿元做基建，建成25万平方米的厂房，引进54条120米长的生产线和200台抛光机器人。一条生产线，一年生产75万个不锈钢水龙头，只需要42个工人。

褚时健的创业数字

其担任红塔山卷烟厂厂长的18年期间，红塔山为国家创造了991亿元利税， “红塔山”卷烟品牌无形资产被评估为332亿元。

2002年，承包2400亩荒山种橙。

2012年种植褚橙的果园拥有35万株冰糖橙，固定资产8000万元，年利润3000万元。

蔡先培的创业数字

2009年花了13.8万元，学开飞机。

2001年，买下20万亩土地开发林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