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文化对史蒂文斯诗歌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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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文化 史蒂文斯 诗歌创作 影响
作者简介：黄晓燕，文学博士，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美国文学研究。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Title: The Influences of Chinese Culture on the Poetry of Wallace Stevens
Abstract: As a modern American poet, Wallace Stevens apparently assimilated the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in his poetry writing. We can sense the influences of Chinese culture here and there in his poems, essays, letters and journals as well.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 between Stevens and China, to analyze Chinese Daoism and the spirit of Chinese art absorbed in his poetry creating, and to find a new way to interpret Stevens and his poems.
Key words: Chinese culture Wallace Stevens poetry creating influence
Author: Huang Xiaoyan is Ph.D. in literature and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Her major research area i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 This essay is part ofthe project of “The Study of Wallace Stevens” funded by the National Funds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mail: hxiaoyan5097@yahoo
20世纪以来，以欧美文化为主流的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小说与新诗就是两个最明显的例子。反过来，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学，尤其是对美国现当代文学，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许多美国现代诗人认为中国文化对美国诗歌的影响巨大，其中不少人将中国文化模式融入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明显地吸取了中国文化的一些成分。美国现代最重要诗人之一的华莱士·史蒂文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曾被诗评家誉为“中国式”诗人。弗莱契(John Gould Fletcher)曾在回忆录中这样提到：“就我记忆所及，蒙罗“发现”并且非常欣赏的唯一“高度现代派”诗人是华莱士·史蒂文斯。这可能是因为史蒂文斯那种独特的克制陈述式浪漫主义投蒙罗所好，因为史蒂文斯这种诗风与她所钦慕的中国式艺术相近”①。由此可见，史蒂文斯在其诗歌创作中明显地吸收了中国文化模式。从他的诗歌、诗学论文以及日记信件中，我们均能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近人对史蒂文斯的研究，往往仅限于对其诗歌的一般性介绍，或者将其置于欧美文化传统来考察诗人与法国象征主义或与英美浪漫主义的关系等问题。本文立足于史蒂文斯诗歌这一本源，试图论述中国文化对史蒂文斯诗歌创作的影响，为解读史蒂文斯较为晦涩的诗歌提供新的途径。
一、史蒂文斯与中国文化的缘分
早在1897年至1900年，史蒂文斯就读于哈佛大学时，就开始接触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并对中国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20世纪初期，中国艺术品大量流入欧洲和美洲，如由汉学家费诺罗萨支助充实起来的波士顿博物馆内的东方部，收藏了丰富的中国艺术品。美国现代派诗人弗莱契曾这样回忆：“……当我还是哈佛大学的一个学生时，我第一次走进波士顿博物馆内的东方部，看到那里令人惊叹的宝藏，自此时起我就开始熟悉中国的绘画和雕塑艺术”（转引自赵毅衡 127）。同弗莱契一样，当史蒂文斯还是哈佛大学的一名学生时，他就和同学们以及老师们一道讨论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和艺术更是他与同学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他的同学兼好朋友威特·宾纳(Witter Bynner)和A．D．费克(Davison Ficke)对中国和日本的艺术和文学尤其感兴趣，他们两人经常与史蒂文斯一起探讨关于中国文化，为史蒂文斯提供了更多了解中国文化和艺术的机会。宾纳当时被中国文化深深吸引，曾两次来到中国旅游，对中国文化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并翻译了若干首中国唐诗和多部中国古典哲学著作。他的译著中两部最成功的代表作是《生活之道》(The Way of Life，1944)和《珠峰玉峦》(The Jade Mountains，1929)(又译《群玉山头》，即我们所熟知的《唐诗三百首》，据说这本书曾是美国各大学世界文学课程和东亚文化课程多年使用的教科书)。作为终身最要好的朋友，宾纳对史蒂文斯诗歌写作的影响极大。后来成为哈佛艺术系主任的亚瑟·蒲柏(Arthur Pope)当时是哈佛艺术系的学生，在学校与史蒂文斯同住一屋，他们经常一起去参观波士顿博物馆内的东方部的艺术展览，还经常合作撰写关于馆内陈列艺术品的一些评论文章。此外，当史蒂文斯还在哈佛读书时，他就经常去波士顿博物馆聆听当时取代费诺罗萨担任馆长的卡古左·欧卡古拉(Kakuzo Okakura)讲解对美国现代诗歌影响显著的东方禅宗哲学，并接受了禅宗佛教教义的影响。所有这些表明了史蒂文斯年轻时就对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艺术、哲学和文学表现出了极其浓厚的兴趣。用罗伯特·勃特尔(Robert Buttel)的话说：东方艺术和东方文学的确让史蒂文斯很着迷(Buttel 64)。
史蒂文斯年轻时阅读广泛，除了欧美文化传统下文学、哲学经典著作外，他还研读了大量的关于中国宗教、哲学和文学的书籍。1940年9月他在写给朋友伦纳德·C�q樊·格泽尔(Leonard C.van Geyzel)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年轻时阅读广泛，迈克斯·缪勒是当时较为著名的东方学者，我喜欢读他写的东西。我想你应该对他的作品有所了解……他所有的诗歌作品不仅展示了浓厚的东方神秘宗教意义，而且还富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诗学特点。”②。由此看来，史蒂文斯年轻时不但阅读过较多的关于东方文化的书籍，而且有过较为深刻的思考。据考证，他还研读过后来由著名翻译家詹姆斯·莱格(James Legge)翻译出版的《东方圣典》(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和《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等作品，而且做了大量的摘抄和读书笔记。著名诗评家萨缪尔·默尔斯(Samuel Morse)解释说：“史蒂文斯在阅读《中国经典》等作品时尽可能地记下他所感兴趣的每一项内容”（Morse 69）。
史蒂文斯对中国艺术、哲学和文学的浓厚兴趣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不断递增。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撰写的日记中找到佐证。他在1906年4月的一篇日记中记述了他阅读一篇题为 “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的感受，文章中关于中国佛教和道教思想与西方基督思想的差别比较深深吸引着他，于是他从中摘录下一段文字并将其写进了自己的日记中：“我(John Chinaman)在此无意讨论关于你们的宗教是否优越于我们的宗教的问题；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你们的宗教对于你们社会的影响力远不及我们的宗教对于我们社会的影响力大”(Holly Stevens 163)。在20世纪初期，中国儒道文化已经开始在美国流行了。与其他同时代的美国青年人一样，史蒂文斯开始怀疑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对中国文化有一种独特的向往,尤其中国文化中的道家美学思想深深吸引着史蒂文斯，成为他后来诗歌创作的文化源泉之一。正如史蒂文斯自己所说：“如果一个人不再相信上帝，这不等于说他就没有了信仰；因为他还可以选择别的事物作为他的信仰”(Wallance Stevens, 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 370)。对于史蒂文斯来说，中国文化无疑成为了他的一个选择。
从史蒂文斯写给家人和朋友的书信中也可以看到他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早在1908至1909年间，他在写给他未婚妻埃尔西·莫尔(Elsie Moll)的一些信中，深深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钟爱之情。如他特地将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的一篇题为“古中国”(“Old China”)的文章推荐给埃尔西，并建议她仔细阅读；另外他在一封信中特意提到了扬子江，并将之与美国的哈得逊河对比；在1909年2月给埃尔西的一封信中还引用了《论语》（当时译为《孔子语录》）的一段话；在后来写给未婚妻的书信中，史蒂文斯称自己为“中国贤哲们的学生”(Richardson 334)。
史蒂文斯对中国的诗歌，尤其是对中国古典诗歌很早就熟悉，而且很着迷。早在1909年他在一封信中就邀他的未婚妻与他一道欣赏中国唐朝诗人王安石的《夜直》一诗。他对此诗大加赞赏，说：“我从没有见过如此美妙的诗作，我们得向王安石先生致敬”(Wallance Stevens, 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 138)。诗人对中国唐朝的诗歌特别偏爱，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中国诗歌作品。他认为唐朝诗歌极好地体现了中国诗歌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文化最典型的代表。他在日记中写道：唐诗是“唐朝皇帝的辉煌”（Holly Stevens 221）。他还多次建议他的未婚妻多读中国唐朝的诗歌作品,因为他觉得这些诗歌作品能给予人们独特的美感。
除了诗歌，中国的艺术品，如中国的绘画，尤其是中国的山水画、中国的瓷器、乐器等，都给了史蒂文斯比较深刻的印象。1909年早春的一天，史蒂文斯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一个中国艺术品展览。尽管当时诗人对大部分展品还不懂得如何去欣赏，但这些来自这个遥远国家的艺术品，如精美的中国古琴、精致的中国长笛以及篆刻有各种精美图案的中国花瓶等等已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在给他未婚妻的一封信中曾不厌其烦地为她描述他观赏展览时的情景与感受。他说：“我知道他们（展品）价值连城，但我实在不明白其中原委”（Wallance Stevens, 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 137）。接着诗人将好几张展览品的照片寄给了埃尔西，邀她一道欣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史蒂文斯当时拍下了三幅中国山水画的照片寄给了未婚妻，在信中耐心地描写三幅画的颜色和布局，以及他赏画时的奇妙感觉。他深情地说，“我很想与你共同分享这种感觉，这的确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虽然中国离我们如此遥远，我们对她知之甚少，她是那么地不真实。但通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那里的一切是如此的美妙而精彩。……我刚刚读了一篇关于中国山水画的文章，感触颇深。中国画家们酷爱自然风景，他们将自然入画并视之为传统，这与我们的艺术家们将我们生活的某个方面作为表现的主题没什么区别”（Wallance Stevens, 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 137）。史蒂文斯坚信中国山水画能与西方传统艺术相媲美，将自然作为表现和刻画的主题，理应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好地与埃尔西一同分享对中国绘画艺术的美好感觉，他在同一封信中列举了北宋沈括描写的著名潇湘八景中的“平沙雁落”、“洞庭秋月”、“渔村夕照”、“潇湘夜雨”、“烟寺晚钟”、“山市晴岚”、“远浦归帆”等中国画家们乐于表现的几大主题，加以细致的分析并且大加赞赏。他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奇妙的东西之一”(Wallance Stevens, 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 137)。
代表中国传统的中国茶文化更是深深吸引着史蒂文斯。他曾以“茶”为题创作了一首小诗，将冲茶时的情景描写得惟妙惟肖。在一封1935年冬季写给他朋友詹姆斯·A·鲍尔的信中，史蒂文斯曾提到他寄钱并委托一位名叫科克的朋友买中国茶叶一事。他给那种茶取名为“博学茶”，原因是他认为这种茶是一种“博学多才之人才饮用的东西”(Wallance Stevens, 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301)。从史蒂文斯写给他朋友的许多信中，我们发现他有早上喝茶的习惯，这也说明诗人对中国茶艺的钟爱可以说已到了迷恋的程度。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没能将所有事实一一列出，但我们不难发现，史蒂文斯对中国文化有一种特别的爱好和情感。换句话说，中国文化和艺术对他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在其诗歌创作过程中，中国道家哲学、中国艺术以及中国诗歌无疑给了他创作的激情和灵感。
二、吸取道家美学的精髓入诗
史蒂文斯在其诗歌创作的过程中深受中国道家美学思想的影响。赵毅衡先生曾经认为在诗歌作品中真正应和道家思想的是三位美国现代最重要的诗人,即罗宾森·杰弗斯(Robinson Jeffers, 1887-1962年)、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 1878-1967年)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 1883-1963年)（315-316）。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尽管史蒂文斯不像威廉斯那样与中国文化有过直接的对话，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史蒂文斯的诗歌作品在应和道家思想方面与三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上文已提及史蒂文斯年轻时阅读了不少中国宗教、哲学著作，勤于思考的他从书本中吸取养分，并从中获取诗歌创作的灵感和激情。中国道家美学乃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所在。根据道家美学，世间万物为一体，作为万千存在物之一的人是有限的；他不是世间万物的主宰。宇宙万象、自然万物、人际经验存在和演化生成的全部都是无穷无尽、千变万化、持续不断地将我们推向无法预知和界定的 “整体世界”。这一整体世界完全是活生生的，无需人管理、无需人解释。它自生、自律、自化、自成、自足地运作③。我们发现，史蒂文斯大部分诗作蕴涵了道家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淋漓尽致地诠释了中国道家美学的精髓。
名诗“六幅意义深远的风景画”(“Six Significant Landscapes”)的第一节里，诗人写道：
在中国,
一位老人
坐在松树的阴影里
他看到蓝色的和白色的
飞燕草，
在树影旁边，
被风吹动。
他的胡须也在风中飘动。
松树也在风中摆动。
河水也是这样
漫过水草④。
这里描写了一位中国老人在观看飞燕草被风吹动的同时，看到周围其他一切景物如松树、河水也像他自己的胡须一样在风中飘动。诗中的中国老人、松树、飞燕草、风、河水以及胡须等构成了一幅有着深远意义的风景画，同时组成了一个和谐的、统一的整体世界。另一首“我叔叔的单镜片”(Le Monocle de Mon Oncle)又出现了这一位“中国老人”的形象：“难道是无所事事，那些中国老人/不是坐在山池边整理衣衫，/ 就是在扬子江山仔细端详自己的胡须？”（CP 13）这位反复出现的中国老人整合了他周围的环境，与他周围的一切融为一体，真正做到了“我是我周围的一切”（CP 70），恰到好处地传达了“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另一首小诗“生命是行动”(“Life Is Motion”)也是诗人表达 “天人合一”思想的好例子。这首诗只有一个诗节，共9行，似乎是作者一气呵成的。
在奥克拉荷玛，
波尼和乔希，
身着舞裙
围着枯死的树桩，
翩翩起舞。
他们一起叫喊，
“Ohoo”
共同庆祝,
灵与肉的结合。(CP 65)
两位舞者与树桩共舞,他们一起叫喊,没法抑制他们心中的兴奋,因为他们已一起共命运、共存亡。人与枯死的树桩是平等的，他们各得其所，相互无碍，各自处于自由兴发的原真状态。他们只有自生自发、彼此融合，才能构筑美好和谐的世界。诗人在诗中表达了他“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诠释了自然界生命意义的真谛。诗人的力作“看黑鸟的十三种方式”(“Thirteen Ways of Looking at a Blackbird”)更为大胆、直接地表现了诗人在创作时所融入的深邃的道家美学思想。在诗的第4节，诗人写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一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以及一只黑鸟/是一 ”(CP 75)。这恐怕是史蒂文斯对“天人合一”思想最直白的表达了。
史蒂文斯“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最绝妙地体现在他的另外两首诗中：“雪人”(“The Snow Man”)和“奇维斯特秩序的概念”(“The Idea of Order at Key West”)。名诗“雪人”分5节,每节3行,共15行。整首诗只有一个句号，好像是说话人讲的一句话，主语是开篇代表“人”的不定代词“One”。从头到尾我们都没有看到 “雪人”的出现,这就是诗最难懂的地方，也是诗人的最高明之处。诗的开篇就给所有的人一个建议：要看冬天的雪景就要有“冬天的心境”(One must have a mind of winter)。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想领略冬天的美景（the frost and the boughs of the pine��trees crusted with snow），就一定得变成冬天的一部分，与冬天融为一体。我们再看诗的最后一节： “For the listener, who listens in the snow,/ And, nothing himself, beholds / Nothing that is not there and the nothing that is”(CP 8)。诗人似乎在这里玩字谜游戏，又像是一段绕口令，仅 “nothing”一词就重复了三遍,初读起来叫人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有人将这首诗放到以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为代表的美国超验主义传统中去理解,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前面两个“nothing”比较好理解,但第三次出现的“the nothing”还是不好理解。作者刻意在“nothing”的前面加一个定冠词“the”，一定有他的原因，在强调第三个“nothing”与前两个不同的同时，似乎还在向读者暗示什么。假如我们将这一诗节与中国道家美学思想结合起来考虑，就会感觉豁然开朗。原来诗人在这里特意指代宇宙某一特定的法则，如道家哲学中的“道”。 其实这里的“the nothing”就是道家美学思想的最高境界――“虚无”，也是“道”的最高法则（the final truth）。而前一个“Nothing that is not there”这一否定之否定，表示 “所有的一切”的意思,即道家美学思想中的 “实有”。“实有”和 “虚无”是道家哲学关于世界本原的一对非常重要的概念。《老子·道经》第1章就有“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之说；《老子·德经》第40章也有“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之说。
史蒂文斯写作这首诗时明显地吸取了道家美学思想的精神，将道家哲学中的“实有和虚无”运用得出神入化。诗人用两个Nothing以及两个定语从句巧妙地表达了“实有”和“虚无”的概念。鉴于此，我们是不是可以将这一诗节译为：“雪地上的聆听者，/请你化为虚无，这样才能/无所不见，无所不闻，达到虚无。”关于这一节诗的翻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目的只有一个，传递诗人要表达的真理：要了解世界，就必须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要真诚地生活，就必须全身心投入；要想与世界和谐共处，就必须有牺牲精神，向诗中的“雪人”学习，使自己化为“虚无”，从而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据说这首诗的确是诗人带他女儿赏雪景时所作，整首诗以观雪景开篇，以认识宇宙真理结尾，让生活中的小事“观雪景”具有了深远的意义，从而使“雪人”成为一首百读不厌、让人回味无穷的经典之作⑤。
如果说“雪人”一诗比较委婉而晦涩地表达了作者从中国文化中吸取的道家“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的话，那么他在“奇维斯特秩序的概念”一诗中融入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就显得更为饱满、更为成熟。全诗共7节，描绘了一位小女孩独自站在大海边大声歌唱的情景，为读者展示了一幅人、天空、大海以及音乐融为一体的美妙图画。在诗的第5节，诗人写道：“是她的歌声/让天空乖乖退隐。/寂寞无声。/她似乎是这一歌唱世界的唯一主宰。/她的歌声/让桀骜不逊的大海顷刻平静。/但我们知道，/当她于海边独自徘徊，/从未拥有过世界，/除了她的歌声所创造的那个整体”（CP 106）。这里的“整体”应该是指由人、天空、大海和歌声共同组成的世界。在诗中，史蒂文斯明确指出，诗人就像这位“歌者”(maker)⑥,用想象力创造出能给予宇宙万物以秩序的“诗歌”；就如道家哲学中的“道”，是宇宙的最终真理。这为他后来的“超级虚构”(the Supreme Fiction)理论奠定了基础。
诗人对“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最高礼赞莫过于他“超级虚构”诗学主张的提出。1942年史蒂文斯出版了他的长诗“超级虚构笔记”，明确提出了“超级虚构”理论。接着他给朋友亨利·杰奇(Henry Church) 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写道：“我这首诗的标题暗示读者，世上一定存在着一种叫超级虚构的东西。……比如诗歌就是一种超级虚构；诗歌的本质就是变化，而这种变化定能给人们带来愉悦”(Wallace Stevens, 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 430)。在“高贵的骑手和词语的声音”一文中，史蒂文斯高度赞扬了现代社会诗人的使命，他指出：“这里确实存在一个与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不可区分的世界，或者应该说，毫无疑问是与我们将要居住其中的世界不可区分的诗的世界，因为使诗人成为一个现在是、过去是或应当是有影响力的人物，就在于他创造了一个我们经常面对但又对它无所知的世界，在于他赋予‘超级虚构’以生命，如果没有他的创造，我们对它就无法想象”（Wallace Stevens,The Necessary Angel 31）。诗人认为, “超级虚构”是 “抽象的”、“变化的”，能“给人愉悦”，同时 “超级虚构”是不可定义的，因为它“只可意会，不能言传”(Wallace Stevens,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435)。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1章）；“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既”（《老子》第35章）。由此可见，史蒂文斯的“超级虚构”理论与中国道家哲学的“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三、移植中国艺术的精华入诗
上文已经提到，史蒂文斯年轻时就对中国艺术有着特殊的感情和浓厚的兴趣。正是这种感情和兴趣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他不一样的创作灵感。准确地说，史蒂文斯在其诗歌创作中融入了大量的中国艺术的元素：中国艺术品的颜色、布局、主题以及神韵等等。1909年3月，史蒂文斯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一个中国绣品展览，回家后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立刻写信给他的未婚妻，说他特别喜欢中国绣品丰富多彩的图案，尤其绣品的颜色让他久久不能忘怀。后来，他就以“颜色”为题写了一首短诗并被收录在《史蒂文斯诗集》中。在这首诗中，史蒂文斯几乎原封未动地移植了中国绣品中呈现出来的所有颜色：淡橙色，绿色和深红色，/ 白色，金色以及棕色 (CP 516)。诗人将中国绣品留在他记忆中的颜色意象叠加在一起，创造出了一首质朴、直接而又简单的意象诗。这正体现了史蒂文斯所渴求的“用无知的眼睛看世界”(CP 329)的诗学主张。
史蒂文斯一生对中国绣品呈现出的颜色情有独钟，绣品的颜色无时无刻不刺激他创作诗歌的灵感。中国玉器、陶瓷等艺术品绚烂的色彩也深深吸引着他，并不时地激发他写作的热情。在他的诗歌创作生涯中，为后世人们留下了许多以颜色为意象的优秀作品。“阵雨”就是史蒂文斯较为典型的一首描绘颜色的小诗。诗人写道：
粉色和紫色
水雾和云雾中，
树叶
晶莹透亮；
橙色和绿色
蒙蒙细雨中，
青草
闪闪发光。(CP 512)
这种颜色意象在史蒂文斯的诗歌作品中，尤其是在他创作于美国新诗运动期间的诗作中反复出现。上文提到过的“六个意义深远的风景画”(“Six Significant Landscapes”)的第一节（见本文第二节引文）和第四节诗中，诗人重复使用颜色，再现了自然界美好的景色，将读者引入了绝妙的意境。……当我的梦靠近月亮，
它睡衣的白褶
洒满黄光。
它的脚掌
渐渐发红。
它的头发
让附近的星星
将蓝色的晶体
注入。 (CP 59)
此外，在1916年7月，史蒂文斯在《诗刊》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诗歌剧《三位游客观日出》(Three Travelers Watching a Sunrise)。蒙罗曾对此诗歌剧大加赞赏，史蒂文斯也曾因此剧获得了美国诗歌剧奖。读者不难发现，史蒂文斯笔下的三位中国游客就是中国三位贤哲的形象，其中一位说：
红色不仅仅是血的颜色，
或是某一男人眼睛的颜色，
或是某一女孩的颜色。
就如太阳的红色
对我是一种颜色
对你却是另一种颜色；
它有时又是树的绿色
变化无常，
在没有太阳光时呈现出黑色。
日落的颜色
就如它照耀的大地
万紫千红，
在活人的眼里
或是在死人的眼里
就如红色的太阳光照耀在斑驳陆离的树叶上。(Wallace Stevens,Opus Posthumous 161)
这是诗人对自然界颜色最绝妙的诠释。人们对于自然界颜色的认识需要发挥想象力，充分体现了诗人“主观意识整理并包容客观世界”的诗学主张。
没有颜色的中国艺术品同样也能激发诗人创作的热情。史蒂文斯在他脍炙人口的“坛子的轶事”一诗中，描绘了作为艺术想象力象征的一口坛子的故事。这口坛子虽“平淡无色”(gray and bare),但它与田纳西山上的其他生物截然不同,它是艺术的象征,能赋予广袤无序的宇宙以秩序。有人说这个坛子是一只中国花瓶，而不是济慈笔下的希腊古瓮。笔者完全同意这种看法，因为从诗人的信件和日记中笔者找到了许多证据。他曾经以“碗”(“Bowl”)为题创作了一首小诗，诗中描绘了一只专为中国皇帝设计的瓷碗的颜色、花纹以及质地，诗人说“这是世上最神奇的东西”(Wallace Stevens,Opus Posthumous24)。所有这些均为读者提供了说明中国艺术影响史蒂文斯诗歌创作的有力佐证。
中国山水画堪称中国艺术品的典范，也是史蒂文斯最喜爱的。他曾说中国山水画画家们的创作灵感与他自己构思诗歌时的冲动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为他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与中国山水画画家们作画时一样“投射出自己的心绪、情感等”（Wallace Stevens,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 137，195）。中国山水画表现出来的形与神均对史蒂文斯的创作有较深刻的影响。上文已提到诗人对中国山水画中的《潇湘八景》甚感兴趣，他甚至称这些中国山水画的主题触动了自己的“灵魂”(Wallace Stevens,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 137)。据考证，史蒂文斯参照这八幅画题创作了“八幅意义深远的风景画”一诗，当时并未发表，后来被收进了《史蒂文斯遗作》(Opus Posthumous)中。事实上这首诗就是诗人的名作《六个意义深远的风景画》的母本，在发表时诗人删去了两个诗节。诗人借画家们的笔墨程式抒写心中浩荡之思、奇逸之趣。在诗的第三节，诗人写道：“我丈量自己/与大树比高。/我发现我比树高得多，/我可以到达太阳，/靠眼睛；/我可以直达海边，/靠耳朵。但我不喜欢/蚂蚁在我的阴影里/爬来爬去”(CP 59)。诗人在此最大限度地强化了主观感受，重视“观照”的体验，强调了诗人“主观整理客观”的诗学命题，同时也应和了中国山水画最空灵、最超自然而又最贴近自然的艺术精神。中国山水画受道家哲学和禅宗思想的影响至深，十分注重作者和观者的心灵体悟，常常于静寂观赏中，强调个体内心深处的心灵节奏，以达到心灵与自然的完全融合。史蒂文斯在诗歌创作中正是吸取了中国山水画的这种养分，才为后世留下许多以自然为主题，强调人与自然融合为一体的不朽名作。
史蒂文斯所渴求的“用无知的眼睛看世界” (CP 329)的诗学主张无疑也融入了中国山水画的精华。诗人强调“不是关于事物的理念而是事物本身”⑦，因此“达到‘超级虚构’的第一步就是要剥离所有现存的虚构概念”(Wallace Stevens,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431)。史蒂文斯这些观点就是道家“以物观物”思想的重写。老子说“以天下观天下”，庄子也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转引自叶维廉 3）。道家这种美学思想对中国山水画影响极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观赏中国山水画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似乎拥抱“即物即真”的原真世界的原因。诗人被收录出版的最后一首诗“关于存在”(“Of Mere Being”)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山水画艺术对诗人的影响：
一棵棕榈树在心的尽头，
在思维之外，升起
自铜色的远处。
一只金羽鸟
在棕榈树里歌唱，没有人的意义，
没有人的感受，唱一首异国的歌。
如此你便知道这不是使我们愉快或不愉快的理由。
鸟唱着，羽毛闪亮。
棕榈树站在太空的边缘上，
风缓缓地在树枝间飘动，
鸟火一样的羽毛摇摇坠落。(CP 476)
这样一首诗就是一幅中国道家美学影响下的中国山水画，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山水是道，目画道存，已经无须在修辞上辩明（叶维廉66）。因此笔者赞成叶维廉先生建议的将一些多余的部分剔除，似乎更符合诗人的美学思想，更能说明作者在创作中已不自觉地融入了中国山水画的艺术精华。
再读诗人的名作“看黑鸟的十三种方式”，我们发现能从十三个甚至更多的角度自由无碍地透视现实，透视整个世界。从任何一个角度，我们都能观赏到一幅绚烂多姿的画面，获得一种对世界的体验，这正是观赏中国山水画时常用的策略。中国山水画让观者自由无碍地同时浮游在鸟瞰、腾空平视、地面平视、仰视等不同角度，用不定向、不定位的透视，或称散点透视和回游透视，前山后山、前村后村、前湾后湾、山下的树、半山的树、山顶上的树、树干树叶等都能同时看见（叶维廉 3）。诗人运用了这种透视法让读者看到了现实的细节和世界的变化：“小河正在流淌，/黑鸟正在飞翔”(CP 76)。这是一节诗，也是一幅画，成为他独特的诗画理论的精妙阐释。他撰写的著名的“诗歌与绘画的关系”(“The Relations between Poetry and Painting” )一文,表达了“诗歌既是词中诗又是画中诗”的著名思想(Wallace Stevens,The Necessary Angel 159)。
综上所述，史蒂文斯与中国文化有着难解之缘。中国文化无疑成了诗人诗歌创作中的文化源泉之一。在吸取中国道家美学精髓的同时，诗人巧妙地移植中国艺术的精华入诗。事实上，史蒂文斯在诗歌创作中还有意识地吸收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养分，其早期作品的评论家戈兰·蒙森(Gorham B. Munson)曾说：“无可否认，他（指史蒂文斯）……受到中国诗歌的影响……由于他这种训练有素而且行之有效的细腻作风，史蒂文斯一直被人称作是中国式诗人”（Munson 44）。关于中国诗歌对史蒂文斯诗歌创作的影响，本文不多涉及，笔者今后将撰文详加论述。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肯定地说，正是在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的影响之下，史蒂文斯充实了自己的诗学理论，丰富了其诗歌的文化内涵，为美国现当代诗歌理论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注解【Notes】
① 转引自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34。本文多处受益于该书的研究成果。
② See Wallace Stevens, 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London: Farber and Farber, 1966) 381. 本文作者没有找到原著的中文译本,因此本文所涉及的诗人的信件和日记均由本文作者自译。
③ 参见叶维廉：《道家美学和西方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本书为叶先生在北京大学演讲时的演讲稿。本文多处受益于叶先生这篇文章的启发。
④ 该诗被收集在《史蒂文斯诗集》(Collected Poetry and Prose)第58页，以下简称CP。本文作者查阅了几种翻译版本，认为他们各有千秋，同时也有不妥处。本文中的诗歌译文均由本文作者在参阅其他版本的基础上，自译而成，敬请同行方家批评指正。以下诗行只随文标出原文的出处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⑤ 参见肖明翰：“中国文化的影响与美国现代诗人对秩序的探寻”，《东方丛刊》1（1998）：121。肖教授对于“雪人”一诗的解读对本文作者很有启发。
⑥ 诗人在诗中巧妙地运用了maker一词的古义，即poet（诗人）的意思。
⑦ 史蒂文斯以“Not Ideas about the Thing But the Thing Itself”为题创作了一首短诗，收录在他1954年出版的《岩石》(The Rock)中。在诗中诗人强调这“是对现实的一种新的理解”。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uttel, Robert. Wallace Stevens: The Making of Harmonium.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67.
Morse, Samuel F. Wallace Stevens: Poetry as Life. New York: Pegasus,1970.
Munson, Gorham B. “The Dandyism of Wallace Stevens.”The Achievement of Wallace Stevens. Ed. Ashley Brown and Robert S. Haller.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62.
Richardson, Joan. Wallace Stevens: The Early Years, 1879-1923.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86.
Stevens, Holly. Souvenirs and Prophecies: The Yong Wallace Steve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7.
Stevens, Wallace. Collected Poetry and Prose. New York: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 1997.
――. Letters of Wallace Stevens. Selected and edited by Holly Stevens. London: Farber and Farber,1966.
――.The Necessary Angel: Essays on Reality and the Imagination. London: Farber and Farber, 1951.
――.Opus Posthumous. Revised, enlarged, corrected and edited by Milton J. Bates. New York:Random House, Inc., 1990.
叶维廉：《道家美学和西方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Yip, William. Daoist Aesthetics and Western Culture. Beijing: Peking UP, 2002.］
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
［Zhao Yiheng. The Muse from Cathay: How China Has Changed Modern American Poetry.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3.］
责任编辑：罗良功
